绪论

一、选题背景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国际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中国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总量和速度都在直线上升，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的重要新引擎之一。可以预见，伴随中国经济要素参与全球国际经济贸易分工格局的日益深化，中国金融业也必将成为参与国际金融体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中国开发性金融“后来居上”，通过近十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当前文献主要是关于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研究，且多数在21世纪初完成，侧重于实证和业务方面，缺少系统的理论分析，尤其是对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研究不够。为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中国开发性金融“走出去”可持续发展的利益驱动机制，提出有关战略规划和政策建议。

二、逻辑架构与研究方法

本书以开发性金融“走出去”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其内在的利益驱动机制问题，试图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式探究适合中国国情的开发性金融“走出去”运作模式，启迪后来者对中国金融要素国际化配置的理性研究。总体研究思路是：通过比较商业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的差异，基于实践基础提出，在理论上如何实现中国开发性金融“走出去”过程中商业利益、国家利益、合作国利益三方的合理统一，如何建立着眼于全局的大风险观以促进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大风险观就是：只有在确保中国取得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内生性利益驱动和真正安全。后发优势国家金融国际化的内生动力取决于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如何激发和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以及采取的发展模式。为此，需要在“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完整性、到位性和有效性。

（一）逻辑框架

本书根据经济与非经济（地理和政治）两大理论前提，从商业利益、国家利益、合作国利益三个角度出发，建立中国开发性金融“走出去”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评估分析模型，并重点研究其包含的三个子问题：①探究金融地理布局因素对商业利益的影响模式；②分析国家利益如何通过战略利益互换取得平衡；③思考风险约束下如何建立协同激励机制以使合作国利益得到保障和发展。这三个问题都涉及开发性金融“走出去”过程中，在不同侧面对商业利益、国家利益、合作国利益的影响，而且都是关键性问题，构成开发性金融“走出去”可持续发展利益驱动机制的内涵。

本书共分为八章，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中国金融“走出去”概况分析和本书的研究思路。通过分析中国金融“走出去”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理清一些概念，重点说明开发性金融“走出去”过程中如何构建内在利益驱动机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同时通过对开发性金融及其“走出去”概念的界定明确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脉络。

第二章为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理论综述与国际比较。通过国内外文献综述加以梳理逻辑认识，结合对开发性金融、经济全球化、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金融地理等理论的观点阐述，借鉴其中关于中国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重要观点进行分析，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别对国外商业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走出去”进行横向比较。

第三章为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利益驱动机制理论框架。通过城镇化与国际化、经济地理与政治因素两大宏观前提条件，提出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利益驱动机制模型，以主成分分析法提出了模型新组合变量及五个命题，在此基础上建立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中委联合融资机制进行了案例分析。

第四章为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国际地理布局机制。将经济地理引入开发性金融“走出去”布局，提出金融地理三层次理念，分析密度、距离、市场分割对开发性金融在全球的市场化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指出如何通过正向规划构建符合中国发展利益的“中心—外围”合作格局，并对亚洲周边互联互通建设进行了分析。

第五章为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战略利益互换机制。通过分析指出国家利益具有双重引导作用，将博弈论讨价还价模型引入研究，提出了开发性金融支持合作国战略利益项目的动态博弈机制，分析了政府组织优势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对中俄能源合作情况进行了分析。

第六章为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双向协同激励机制。通过将协同激励和网络外部性引入对合作国利益的分析，提出建立双向协同激励机制的核心是要优先考虑合作国的利益和发展，加强协同运作和低成本信息交流，发挥网络正外部性效应，并对中巴石油合作、中非发展基金运作进行了分析。

第七章为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战略规划与政策建议。从政府层面立法和高层协调、国家战略金融与商业金融的融合、提供全球化金融外交战略服务、深化国际化发展总体战略布局、构建新型开放式金融合作网络等方面提出了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战略规划构想及相关政策建议。

第八章为总结。对本书的主要观点、创新点和不足之处进行了总结。

（二）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搭建了总体的理论模型框架，对影响中国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内生变量进行了分析，确定各个自变量的重要程度。这一方法的好处在于能够对各项自变量进行重新分类和整合，发掘内在的新自变量解释效果。在第四章主要运用金融地理方法对中国开发性金融在国际地理布局上采用的“中心—外围”模式进行了分析。在第五章主要运用讨价还价博弈论方法对战略利益互换的二阶段博弈过程及均衡结果进行了分析。在第六章主要运用激励约束的博弈分析方法对合作国协同激励的内在动力进行了研究。

三、主要观点及结论

本书主要观点是：中国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利益驱动机制关键在于风险可控条件下实现商业利益、国家利益与合作国利益三者均衡的最大化。在宏观前提研究中，可以将城镇化与国际化作为一个互为联系的统一框架来分析其彼此之间的内在关系。主要结论有以下四点：

（一）开发性金融“走出去”需要建立利益驱动评估机制

我们可以通过风险可控下的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捆绑、与经济地理相关的合作国利益、考虑中国因素与经济距离下的产业协同、海外金融业务协同、合作国协同利益这五个自变量对一个国际项目加以分析并判断其价值。由此，可以验证五个命题：国家利益引致商业利益和合作国利益；商业利益必然与国家利益相捆绑；国家利益与合作国利益存在博弈；合作国利益与经济地理（暗含商业利益）有密切关系；协同因素从中国产业部门、金融机构到合作国都存在且有效。

（二）要依托金融地理三层次理念框架进行国际地理布局

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解释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跨越性发展，但可以用密度、距离、市场分割三因素对开发性金融“走出去”在全球地理布局中的影响进行分析，这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追求商业利益的基础。通过正向规划，利用中国经济相对高密度的优势，缩短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距离，推动中国市场开放以减少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分割，构建符合中国发展利益的“中心—外围”合作格局，这是中国开发性金融在全球性国际地理布局和资源配置的关键。

（三）要通过合作博弈和政府组织优势实现战略利益互换

国家利益作为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核心服务目标，可以引致商业利益与合作国利益。中国开发性金融通过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寻找发达国家资金供给难以达到的中长期战略利益项目，经过两阶段讨价还价博弈，增加了中国与合作国之间的总体合作剩余，扩大了谈判成功的共同区间，使得双方的合作框架得以形成，实现以中国国家利益为基础的等价互换，并作为一个影响双方的因子参与利益分配。同时，政府组织优势在战略利益互换中具有促进信息对称性和减少国际信贷配给的特殊作用。

（四）要发挥协同激励效应和网络外部性支持合作国发展

只有使合作国更为主动配合，变“我要做”为“要我做”，才能实现互利共赢。建立双向协同激励机制的核心就是要优先考虑合作国迫切关心的发展目标，必要时甚至可以适当采用“利他主义”方式加强合作，将此类项目纳入与中国企业及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目标相融合的合作战略之中。双方有必要加强在金融、产业、市场、信用、地理、社会等方面协同运作，通过廉价磋商（Cheap Talk）机制，降低信息交流成本，加快形成博弈共识。中国开发性金融全球合作网络通过纵向与横向产品差异化具有正外部性，可以通过“锚式商铺”方式加以内部化。

四、创新与不足

通过对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理论分析和案例解剖，本书形成以下四个创新亮点：一是搭建了开发性金融“走出去”利益驱动机制理论模型，为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对国际项目进行分析预判与后评价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实践评估框架；二是将经济地理的理论框架引入金融地理分析，用密度、距离、市场分割三因素对开发性金融“走出去”在全球地理布局中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构建符合中国与合作国共同发展利益的“中心—外围”合作格局进行了考察；三是将博弈论讨价还价模型用于分析战略利益互换，说明了开发性金融在增加两国总体合作剩余和推动建立合作框架之中的重要作用，并对政府组织优势进行了系统分析；四是将协同激励和网络外部性引入对合作国利益的分析，指出廉价磋商机制在谈判之前对激励合作国给出真实意思表示具有积极作用，基于纵向与横向差异化分析了中国开发性金融全球合作网络所能带来的正外部性价值。

由于能力有限和数据可得性及可公开性的制约，本书仍然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和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理论框架体系没有构建完整的数理模型，边界约束条件和求解情况尚不清晰，缺乏足够的实证数据分析；二是对于金融地理价值量的理论模型分析仍然停留于定性分析框架，没有进一步的数理推导分析，金融地理三层次理念的逻辑严密性还有待于通过实证研究进行验证；三是尚未进行国家利益引致商业利益与合作国利益的定量分析，仍缺乏衡量合作国协同激励效果的分析工具，需要进一步通过数据积累和模型构建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