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与技术进步的经济分析
- 王玺
- 3164字
- 2025-02-22 04:02:39
摘要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发展效益的关键指标。关于技术进步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一个话题，其中争论的最重要方面是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背后是否蕴含技术进步的贡献以及技术进步的具体性质。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部分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中国模式与苏联依靠要素投入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类似，是东亚模式的一个延续，因而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个问题。
国内的经济学家以及部分西方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反驳，认识到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技术进步的特殊性——体现式技术进步是主要的技术进步形式。但是关于中国技术进步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一个缜密的概念体系，同时实证研究不足，而且西方成熟的计量模型在中国的应用中也存在市场前提未很好地满足和数据质量不高等诸多问题。因此当前的研究结果差异很大，很难作为政策参考的依据。改进后的系统的实证研究以及广泛的国际对比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中有一定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但是中国整体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而且主要是体现式技术进步。中国这种特殊的发展模式和技术进步模式在发展的早期可以充分发挥新兴市场国家的后发优势，在中国追赶型的发展战略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要实现经济整体的赶超战略，中国必须大幅度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技术进步的模式必须从过去以设备引进和技术模仿为主的体现式技术进步转向以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为主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这是中国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和经济赶超的根本之所在。
本书的导言部分针对中国发展和技术进步问题的缘由，当前研究的现状、理论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概述，指出了中国体现式技术进步研究的意义，同时分析了当前研究的不足、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以及难点，是全书研究的一个概要。
本书的第1章概述了中国发展与技术进步问题的由来，引申出全书的研究主题。关于中国发展中有无技术进步的争议来自克鲁格曼关于东亚发展模式中不存在技术进步的观点，由于中国是东亚模式的延续和典型代表，这也就引发了中国发展中是否存在技术进步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发展的奇迹，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事实上是东亚模式的一个延续，这种模式主要是依靠追加要素投入实现的，包括较高的投资率、大量的低成本的劳动力以及以出口为导向。
但是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在繁荣的背后显得非常脆弱，其中的一个核心就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尽管一系列的研究从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投资率与经济表现的关系以及索洛残差估算方法的缺点着手对中国不存在技术进步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但是这些批判本身缺乏逻辑性、代表性和方法的科学性、系统性，而且研究结果差异很大。因此基于上述情况，本书提出全书的研究主线，即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一个有关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严密的概念与方法体系，力争全面反映中国技术进步的贡献和性质，该研究对于合理估算中国技术进步水平以及对中国经济和发展的转型均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自主创新战略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重大问题提供研究参考。
本书的第2章针对以往研究中缺乏一个关于技术进步的缜密科学的概念体系，从理论层次上对各种技术进步的概念、差异以及阶段性等进行了科学系统的区分和界定，改变了传统研究中关于各种类型的技术进步研究的混乱以及概念界定模糊的状况。通常所说的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事实上是指整体的技术进步水平，它包括与要素投入融为一体的体现式技术进步以及独立于要素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两种形式。索洛残差包括一定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成分，但是该残差不能反映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因此用索洛残差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来代替技术进步是一个误解。中性技术进步的概念只是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一个基本研究假定，与真实技术进步是体现式还是非体现式无关。作为新兴经济体，体现式技术进步是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应该成为中国技术进步研究的重点，这为中国技术进步的研究和方法体系的建立确定了方向。
在对各种类型的技术进步进行了概括和区分并且指出体现式技术进步是中国的主要技术进步形式的基础上，本书的第3章对当前西方成熟的体现式技术进步估算方法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当前西方对体现式技术进步的研究方法涵盖从简单的价格指数法、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到复杂的系统科学方法，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法和随机前沿方法等，这些方法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对体现式技术进步的估算。
但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方法对数据样本的容量和质量要求过于严格，对假设前提的要求也相当严格，大多数模型均是基于完全市场假设来推导的，而且非参数方法缺少一般数学特性；而新兴市场国家的典型特点是制度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不符合完全市场的假设，且统计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也是一个问题，因而这些方法缺乏实用性。该章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方法的原理、应用以及不足，为本书下一步结合西方成熟的体现式技术进步模型以及中国国情，建立中国技术进步研究的方法体系打下了基础。
本书的第4章建立了关于中国技术进步的系统方法，改进了新古典技术进步模型，同时为反映中国技术进步的相对水平和性质进行了广泛的国际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和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存在技术进步，中国和东亚的韩国广义的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率在30％~50％，因此关于中国和东亚模式不存在技术进步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主要依靠技术引进、设备更新、技术模仿等资本体现式的技术进步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以上方式往往混合使用，即设备引进中包含技术转让，技术引进中也包含设备供应。这种技术进步是索洛残差所不能反映的，也是东亚奇迹的一个根本原因。
但是中国的这种技术进步主要是体现式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低，体现式的技术进步水平却很高。因此尽管在中国发展模式中存在一定的技术进步，但是中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相对较低，不仅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而且这种技术进步主要是体现式的，尽管这充分发挥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但是要成功实现经济赶超却很困难。
本书的第5章针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状况，深入分析了中国特殊的技术进步模式产生的深刻背景，并对中国现有的资本存量状况进行了估算，这种技术进步模式及资本存量现状均与早期中国公共投资模式有关。中国公共投资在发展的初期倾向于对传统的国有背景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进行升级，这些投资相对而言风险较低、见效较快。由于研发的风险较大，公共投资不重视对国有背景的企业研发的支持，而且中小企业作为中国技术创新的主力由于不具备国有背景，又很难取得财政和银行的支持，对中国整体技术进步的贡献很小。这种公共投资的状况决定了体现式技术进步是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而研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过小。
同时，本书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公共投资中的中间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体现式技术进步的成因；而且针对传统上认为的公共投资可以拉动私人投资和国内消费的观点进行了论证，证明了中间投入外的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并无直接的拉动作用，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促进作用事实上是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引发了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共同变动。
中国要实现赶超战略，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就必须有一个持续的过程，技术进步的方式也应该转向以研发和技术创新为主，而公共投资对于引导这个过程从而最终实现中国技术进步和整体发展方式的转型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一个国家的整体技术进步和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
本书的结束语针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研究过程以及方法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概括了有关中国奇迹的争议和技术进步问题的由来、研究的不足和解决的过程，同时指出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技术进步模式的转型是中国保持经济增长潜力、实现持续发展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