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资源型城市的低碳转型探索

2.3.1　低碳转型的客观必要性

据测算，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资源消耗率则上升15～30个百分点，污染物排放率上升10～15个百分点，水环境容量减少15～20个百分点（卢立志等，2010）。过分追求城市化不符合中国国情。过度城市化，增加了疾病的传播概率，形成扩大热岛效应，造成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破坏了自然均衡。

多数研究认为，城市的高温现象由“热岛效应”引起，王朝春（2006）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人造环境的高蓄热性、人工不透水铺面增多、不合理的人工排水系统等同样是城市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在城市气候治理方面，美国加州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高效的治理机构、完备的法制建设、科学的评估机制和适当的激励机制，为中国的城市气候治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甘钧先等，2010）。

2.3.1.1　气候变化与健康研究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大气污染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潜在影响正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已有文献对空气质量数值模拟、人口暴露、大气污染物毒理及其健康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大气气候的改变不仅能够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也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罗春等，2010）。但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在于对疾病传播媒介的影响，地球气候持续变暖，也为一些传播疾病的虫媒以及病原体的寄生、繁殖和传播创造了适宜的条件（杨坤等，2006）。IPCC第4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温度普遍升高，为与疾病有关的媒介及病原体的寄生、繁殖和传播创造了适宜条件。

具体而言，气候变化可通过一定的途径影响传染病流行（曾四清，2002；杨国静等，2010），实证研究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以上的观点，也有研究认为，温度升高对流行潜势的影响有限（杨国静等，2010），在某些地区，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远比温度的变化重要。

关于气候变化对媒介传播性疾病影响的研究中，还应注重对当地的疾病社会学研究，以确保评估研究的结果可直接应用于适应政策的转化。

2.3.1.2　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

近54年，全国主要城市的平均气温呈整体上升的趋势。全球变暖的同时，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刘银秀等，2008）。气候变化以及全球气温的上升，不但会造成直接的气候危害，也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平均温度升高2.0～2.5摄氏度将导致中国三大作物单产水平持续下降，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熊伟等，2005；张丽杰等，2008）。张丽杰等（2008）认为在气候轻微变化的情况下，科技投入可以促进粮食单产的提高。但气候变化指数超过一定范围时，其负面影响会迅速抵消科技进步的正面作用，使粮食显著减产。未来需要建立新的机制，各国加强合作的同时，还要鼓励企业投入资金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能力（林而达，2008；郑有飞等，2009）。

政府要加大对气候预测的投入力度，保障粮食安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时，还应建立适应粮食安全气候风险管理的能力。

2.3.1.3　气候变化与贫困研究

人类活动会对气候的变化产生不可预期的影响，进而影响人类社会的正常活动。文琦（2008）利用1975～2005年陕北农牧交错区降水、温度变化等数据，得出气候暖干化趋势明显的结论。在气候干旱化作用和煤炭资源过量开发影响下，区域生态环境退化严重；粮食、牧草受暖干化影响，需水胁迫加剧，出现了产量偏低、品质下降、草场承载力下降的问题。

气候贫困，是指基本生存环境的贫困。由于全球气候环境的变化导致自然条件恶劣，特别是自然灾害的频发，而造成人们基本生活与生产条件等可视为基本生存权利被剥夺的贫困现象（周毅等，2008）。周毅等（2008）研究结论表明，区域脆弱的生态环境是西部贫困首因，其直接影响区域农业发展水平，决定区域经济差异。而中国的贫困地区与生态环境脆弱地带高度相关，在生态敏感地带人口中，74%生活在贫困县，约占总人口的81%（中国减灾编辑部，2009）。

然而在原有的扶贫政策中，对于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还考虑不足：

①气候变化增加了自然环境的变动性，需要有弹性的应对措施；

②一些地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导致环境破坏，加剧贫困；

③由于环境退化、干旱和灾害增加，重返贫困的人口压力增加；

④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产生的影响不同。需要因地制宜，在当地的资源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

2.3.2　低碳转型的缘起和内涵

低碳经济于现代社会的第一次正式提出，源于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的《能源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 （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首次提出“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 LCE）是在充分考虑一个经济体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条件、科技发展水平与创新能力、社会意识与能力水平等背景因素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提高碳生产力，提升人类发展水平，兼顾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使社会经济沿着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前进的一种经济形态。低碳城市则是通过经济发展模式、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保证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实现有助于减少碳排放的城市建设模式和社会发展方式（刘志林等，2009；陈洁行等，2009）。

低碳城市模式契合资源型城市的长远利益。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过程中，已经部分地表现出一些低碳城市的特质，多数资源型城市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以“低碳经济”作为发展目标，但其发展路径愈加符合低碳转型特征。资源型城市一般意义转型，较多强调转型中的经济因素，探求如何规避经济的衰减，转型的根本目的是保持经济增长。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其首要任务是追求一种健康的发展模式，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还要实现黑色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

资源型城市的低碳转型强调绿色经济的实现而非仅为避免“矿竭城衰”；强调产业内劳动力质量的提升而非产业间劳动力数量的转移；强调资源的高效利用而非脱资源化发展；强调生产过程对环境的保护而非生产过后对污染的治理。低碳转型注重企业绿色运营制度和绿色创新体系的构建；注重资源型产业的绿色改造及产业体系整体的绿色重构；注重转型过程中政府角色的转换及其自身的绿色约束和监管。

2.3.2.1　低碳城市的缘起

关于“低碳经济”的定义不一而同，本书此处借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9年发布的《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途径研究》对“低碳经济”的界定：“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的经济、技术和社会体系。与传统经济体系相比，在生产和消费中能够节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能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势头。低碳经济就其内涵而言，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的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效应，建立清洁能源结构和清洁能源机制，其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根本转变，具体可以体现为低碳产品、低碳技术、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等。

低碳城市是通过经济发展模式、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保证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实现有助于减少碳排放的城市建设模式和社会发展方式（刘志林等，2009；陈洁行等，2009）。低碳城市强调以低碳理念为指导，在一定规划、政策和制度建设的推动下，推广低碳理念，以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为基础，以低碳能源生产和应用为主要对象，由公众广泛参与，通过发展当地经济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而为全球碳排放减少做出贡献的城市发展活动。

低碳城市的发展模式契合资源型城市的长远利益，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过程中，已经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些低碳城市所有的特质。资源型城市一般意义的转型，较多地强调规避因资源枯竭而导致的城市经济大规模衰退和停滞，转型的根本目的是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首要任务则不只是避免“矿竭城衰”的问题，而是追求一种健康的发展模式，即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还要实现黑色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

2.3.2.2　低碳城市的内涵

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0%，贡献了75%的经济总量。同时也耗用了84%的商业能源。35个最大城市的人口只占全国的18%，但能源使用以及二氧化碳排放达到了40%（Dhakal，2009）。由此，在向低碳经济变迁的热议声中，多数人对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持担忧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将会导致更加紧张的能源供给，进而加剧全球气候变暖的步伐。Murota（1996）利用情景分析法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若发达国家合理征收碳税，发展中国家积极引进节能技术、开发新能源，按此模式发展到2100年，届时“南北问题”、化石燃料耗尽问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都能得以妥善解决。

这说明经济增长与建立低碳社会是并行不悖的，中国以及其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完成低碳社会的建设。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其社会也正在经历着城市化的深刻变革，在双重转轨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向低碳转型面临着发展阶段、发展路径、能源结构、贸易结构和锁定效应等一系列限制因素（张坤民，2008；金乐琴，2009）。同时，减排也不是某一国家或区域的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否则仅凭一国之力则成本昂贵且收效甚微（Garnaut，2009；Bonciu等，2009）。为应对全球变暖，应在全球范围内做好以下调整：

①若要达到2050年全球减排50%的目标，发达国家须承担75%的减排任务；

②清洁发展机制的改革；

③加大低碳能源的研发资助；

④达成森林使用的协议；

⑤调整性的融资平台（Hepburn，2008）。

同时，让发展中国家接受减排的主要任务是不公平的，因为先前发展的国家却不受此限，减排的相应制度安排可能会让这些国家失去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机并且导致生活水平的倒退。唯有达成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共识，并共同付诸实践，才能顺利达到减排目标并完成向低碳经济的转变。

然而现有的国际减排机制却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一方面，现有的减碳机制都是纯技术型，缺少减碳的价格调整机制；另一方面，缺少政府的支持，如专用制度、资金、补贴以及直接的支付等（Sun，1999；Pezzey，2007；Hamilton，2009）。为弥补现有国际机制的各种不足，有学者转向在现有的国际减排机制框架下的策略研究，Kinzig（1998）建议分三步走建设低碳经济。Foxon（2007）认为技术进步和体制转轨对低碳经济过渡的双重推动作用，然而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政治承诺必须对现有的以碳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体系的根本性转变，否则一切减排目标都是纸上谈兵。也有学者建议将“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纳入到减排的策略中。此举虽然没有改变减排的基本结论，却可以有效地消减减排的总成本（Manne，2002）。

表2-1为伦敦应对气候变化建设低碳城市的主要手段，该市将家庭、机构、市政开发项目、能源以及交通五个维度对低碳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具体的要求。

伦敦对低碳城市建设的规划为中国的低碳城市建设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本，对中国的低碳城市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入手（辛章平等，2008；毕军，2009；王家庭，2010；Papageorgiou，2009；Sovacool，2010）：

①低碳城市规划，绿色规划是建设的第一步，要对产业、交通等进行合理的布局和规划；

②调整城市产业结构；

③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同时注重清洁技术的应用，实行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

④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⑤开发绿色环保建筑；

⑥转变居民的消费方式，尽量减少使用高碳的商品。

综上所述，中国低碳城市的发展模式应当包括以下内涵（付允等，2008）。

①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立足中国城市化加速阶段的国情，努力实现城市化，同时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

②碳排放与经济脱钩：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应首先实现碳排放量与社会经济发展脱钩（Decoupling）的目标。

③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处于有利的位置，同时建设低碳城市需要公共治理模式和制度创新。英国、法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均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应对气候变化，加速温室气体减排（邢继俊等，2007）。

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转型期，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庞大，能源需求增长较快，粗放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高碳排放现状使中国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成为发达国家攻击对象。面临“高碳经济”的突出现实，仅仅通过节能减排的技术手段尚不足以完全解决二氧化碳减排问题，还需要架构多元的标准衡量城市规划与建设，通过探索低碳城市发展模式，走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由此可见，建设低碳城市，是建设低碳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发展低碳城市是开拓新型城市发展理论和规划理论的有利时机，也是激发城市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良好契机。

2.3.3　资源型城市的低碳转型探索

中国在低碳社会构建方面所做的努力一直没有停顿，尽管1980～1999年20年间中国能源强度年平均降低了5.22%，碳排放强度年均降低0.26%，但由于人口规模所限，人均碳排放年增长率达4%。日本的经济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Okushima，2007），虽然技术进步在减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国内需求旺盛，二氧化碳排放仍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传统资源型城市的主导产业是位于整个产业链上游的矿物采掘业及以冶炼为主的初级加工业，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碳排放强度巨大，这与低碳城市的理念严重冲突。四川省攀枝花市是中国著名的“钢都”，该市在转型中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等问题：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以减少新污染源的产生（刘树根，2010）。其生态工业园通过建立工业共生网络，实现了对物质和能量的最优利用，并最终建立可持续的经济系统（张星等，2007）。

贵州的开阳和山西的长治在建设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体系颇有建树。国外有许多资源型城市把旅游业作为接续产业并取得了成功，如玻利维亚的金矿城市波托西、加拿大的金矿城市道森、南非的钻石矿城金伯利等。在中国，山西的大同、晋城，安徽的淮南、陕西的铜川、湖北的大冶、河南的平顶山等资源型城市也在大力开发当地旅游资源，把旅游业作为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主要举措之一。

许多资源型城市在“十二五”规划中才将“低碳转型”正式提出，但上述研究中的资源型城市已经为后续转型城市提供了“低碳转型”的样本。虽然低碳维度的具体转型效应有待研究，但其产业模式的选择思路和探索精神值得后续转型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