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散曲选》前言

散曲是元代新兴的一种诗体，它是在金代“俗谣俚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后来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吸取了传统诗词的丰富滋养，使散曲具有既同于诗词，又超过诗词的一些特色。例如用韵可以平仄通押，不避重韵，可以加衬字甚至增句等等，在形式上显得更为自由和灵活，在语言上更接近口语，从某种意义上不妨看作诗词的解放和发展。

元代散曲大体上可以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为断，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创作中心在大都（今北京），后期的创作中心在临安（今杭州）。前期许多著名的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卢挚、郑光祖等都到过杭州，并留下了吟咏杭州和西湖的优秀篇章。后期的代表作家张可久，则专力从事散曲创作，传世作品八百余首，在元代散曲作家中数量之多首屈一指。其中吟咏西湖的篇章占了很大比重，他的一个散曲专集就名为《西湖渔唱》。他的代表作《南吕一枝花·湖上晚归》套曲，最为后人激赏，被誉为“千古绝唱”，对明清曲坛影响很大。另一位后期的重要作家乔吉，流寓杭州，倾心于西湖的美丽景色，曾作《梧叶儿》一百首，可惜死后稿子散失，但还是留下了不少描写西湖的优美小令。其他著名作家如贯云石、徐再思、任昱等，都写了相当数量吟唱西湖的佳作。

这些西湖散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杭州的都市风貌、人情习俗，以及这些活跃于杭州的散曲作家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对社会黑暗的不满，对身世坎坷的不平；当他们寄情山水，陶醉在美丽的湖光山色中时，便忘却了人世的忧愁和烦恼，因而这些作品多少带有一点消极避世的意味。但是从审美的观点来看，它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从不同角度，对西湖的山水之美作了多姿多彩的艺术反映，在对自然美的感受和表现上达到了历史的新水平。这一点与元代山水画所创造的杰出成就有其一致之处。个中消息，颇耐人寻味。而过去研究山水诗的人，大都忽视了这一点，令人感到遗憾。

从西湖散曲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位古人常常在作品中被提及，一位是林逋，另一位是苏轼。前一位隐居孤山，妻梅子鹤；后一位放浪湖山，纵情诗酒；这正好成为元代许多仕途失意、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效法的榜样。他们在吟唱湖光山色的同时，也抚慰着自己痛苦的心灵；他们的歌声优美而略带凄楚，旷放而不掩牢骚，只是因人因境而有隐显之异罢了。

元代散曲作家对于山水的审美态度与魏晋六朝的名士有所不同，他们不是淡然的幽栖和无所动心的观照；也有别于唐宋写景诗词的含蓄蕴藉；而是敞开胸怀，歌哭于斯，使山水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对于自然的审美感，已有了更高的自觉，并已发现艺术美与自然美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一位少数民族作家薛昂夫写道：“一样烟波，有吟人景便多。”（《殿前欢·秋》）这就是说，同样的自然景色，一经诗人的发现和吟咏，就可以使风景增色，使游览者增添不少观赏的意趣。这是一条重要的审美规律。在元代西湖散曲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那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小诗，对后人欣赏西湖的审美规范作用是何等巨大；而元代散曲作家，又如何根据自己的独特感受和发现，在新的角度上加以丰富和发展。作为外化了的典型审美感受，他们的作品也足以使湖山增色，并有助于启迪和提高人们对自然美的鉴赏力。

从西湖散曲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山水美的艺术折光和诗人的抒情面影，还可以发现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尽管西湖散曲在思想内容上不免显得狭窄，但仍有其独特之处。作为西湖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它不可掩盖的光辉。

元人散曲在风格上有所谓“本色派”和“清丽派”之分，大致上前期北方作家以“本色派”为主，后期南方作家则以“清丽派”为宗。“本色派”豪爽泼辣，有一股“蒜酪味”;“清丽派”则典雅清新，风格较为接近诗词。西湖散曲中虽然不乏豪爽本色之作，但多数则属于“清丽派”，这是当时环境和风气使然。明清散曲基本上继承了元代“清丽派”的余风，大都以张可久、乔吉为宗，诗词化的倾向愈来愈明显（只有少数例外），在总的成就上不如元人散曲。

本书选元人散曲一百七十七首，明清散曲六十六首，凡二百四十三首。作为一个专题性的选本，在取舍标准上较一般选本要显得宽一些。元人散曲中，除了遴选大量吟咏西湖自然风物、历史掌故的篇什外，还酌选了几首以杭州为背景的抒情写景之作，以及描写后期杭州散曲作家生活状况和思想志趣的作品，以求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反映元代西湖散曲的全貌。明清西湖散曲，以出于浙派作家者为多，所选亦可见一斑。

本书为一般读者着想，注释较详，举凡典故出处、难解词语，以及融化前人诗词成句等，均尽量注明；并对每首曲作了赏析性的说明，希望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并增加欣赏的兴趣。

选注既竟，漫吟一绝，聊抒所感，曰：

三吴胜概说钱塘，浓淡相宜西子妆。一曲元人新乐府，湖风湖水更清凉。

自知学识有限，疏失在所不免，敬希高明有以教之。

吴战垒

1982年初秋于杭州东城

（香港《大公报》1984年2月27日刊登孟衡《西湖散曲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