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素市场扭曲下的中国内需问题研究
- 李广泳
- 7837字
- 2025-02-18 08:25:58
第二章 制约消费的关键因素分析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出口受阻使中国意识到过度依赖外需的风险，但是至今未能摆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危机到来时呼唤内需，通过开拓出市场，更换贸易伙伴使得危机的远离，内需的呼声也会减弱，随之也强化了路径依赖。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增速持续下滑，这让中国彻底感受到过度依赖外需的危险。之所以中国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依然能够较快地沿着原来的发展路径前行，主要是及时地调整了外贸伙伴，亚洲消费不振，就把目光转向了欧美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中国才真正感受到依赖外需不可能长远，启动不了内需，经济发展就没有动力。相比英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最终消费率，中国不到50%显然是偏低了。[1]突破的关键是启动内需，启动内需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实现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需要澄清的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并不是鼓励居民超前消费，透支市场的消费能力，而是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引致居民增加消费，最终推动消费升级。
第一节 消费率的国际比较
居民消费率指的是某国或某地区一定时期内（一般是一年内）居民消费比重，按照国内生产总值（GDP）支出法统计，即居民消费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一起构成了某国或某地区的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的变化反映着宏观经济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起步阶段居民消费率过高就会影响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居民消费率过低便会导致内需不足，最终都会引起宏观经济结构失调，抑制扩大再生产，甚至破坏简单再生产的进行，进而引发经济危机。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消费需求高涨，彻底摆脱了短缺经济，促进了经济高增长。但是1990年之后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实施之后，中国投资和出口扩张开始，而居民消费率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000年之后甚至下滑到40%以下，这与世界其他经济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于1950年以来世界各国或地区居民消费率的走势，见图2-1。从世界各国消费率的对比图来看，中国居民消费率水平的低下是罕见的，即使计划经济时代居民消费率在50%以上，但是仍然低于其他国家，这与当时压缩居民消费支援重工业发展有关。改革开放后，中国居民消费率下滑到50%以下，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居民消费率，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走势开始平稳，均值约为70%。仅新加坡居民消费率走势和比例与中国类似，但是新加坡政府在社会保障政策上承担了较大的责任，相当于公共部门的部分消费实质是居民消费，也就是说居民的部分消费被隐藏到公共消费当中，而其居民实际消费率并不是各国消费比较图上所显示的那样低。
从理论上来说，谈到消费率问题时，多数人都会讨论到钱纳里的消费增长理论。钱纳里[2]（197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消费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为标准）在不断变化。他以1964年美元为基准，通过对各国数据加总的笼统测算得出，当一国的人均GDP从100美元上升到1000美元时，消费率会表现为逐年显著下降，为60%左右；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消费率的变化逐渐趋于平稳，有逐步上升趋势。而如今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7000美元，居民消费率却仍在35%左右的低位徘徊。
居民消费低下的问题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或许会被掩盖，而当中国经济面临着依靠投资和外需拉动转向内需拉动的转型困难时，居民消费则成了回避不了的问题，研究消费问题，首先要探讨制约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
图2-1 1950-2009年世界各国或地区居民消费率走势
第二节 传统消费理论与现代消费理论
西方消费理论以是否考虑理性预期为标志，划分为传统消费理论和现代消费理论两个研究阶段。传统消费理论又以有无微观基础为准，分为缺少微观基础的绝对收入假说理论、具有微观基础的相对收入假说理论、生命周期假说理论以及持久收入假说理论。在现代消费理论的研究阶段，因考虑理性预期问题，对消费问题的研究从确定性阶段进入了不确定性阶段。
一 传统消费理论
1.绝对收入假说[3]
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当期消费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即存在C=C0+βYD这样稳定的消费函数。其中C是当期消费，C0是自发消费，β是边际消费倾向，YD是可支配收入。短期消费由当期绝对收入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决定，而边际消费倾向将会小于1，即消费者增加1个单位收入，在边际消费递减规律作用下，消费增加会小于1个单位。
2.相对收入假说[4]
相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除了受当期收入的影响外，还会受到其他人的消费和消费者自身以往消费的影响。相对收入假说解释了消费具有稳定性，说明了消费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也使得对消费问题的研究视角从宏观进入到了微观。
3.生命周期假说[5]
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的生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收入大于消费的阶段和收入小于消费的阶段。消费者在前一个阶段进行储蓄，而在后一个收入少的阶段负储蓄，家庭平滑每一个阶段的消费，以实现一生中效用的最大化。即C=α0YL+α1WR，其中α0和α1分别是劳动收入YL和财产（因储蓄）收入WR的边际消费倾向。该假说揭示了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而取决于消费者一生的收入。
4.持久收入假说[6]
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收入可分为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两部分，暂时性收入是指收入中不可预见的、带有偶然性的收入，消费也可分成暂时性消费和持久性消费两部分。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类似，即着眼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其思想比较相似，都表明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由其一生的财富价值所决定。因此，后来的学者一般将两者合二为一，称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
传统消费理论都研究了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可以说，西方传统消费理论是关于收入与消费关系的理论、消费主要由收入决定的理论。
二 现代消费理论
1.随机游走假说
Hall（1978）将理性预期引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一个无限生存的典型消费者，当收入流是一个随机变量时，在追求一生期望效用最大化时，推导结论表明，除当期消费以外的任何信息都不能预测下一期的消费，即消费轨迹是一个随机游走的曲线，收入的变化不能预测消费的变化[7]。Flavin（1981）利用现实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消费的变化可以用收入来预测，实际上消费变动与预期收入变动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即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8]。Campbell等（1989）实证检验发现，当收入变动时，消费的实际波动远小于Hall对消费变动的理论预测值，说明消费相对于当期收入来说，过于平滑，即消费具有过度平滑性[9]。
2.预防性储蓄假说
预防性储蓄假说认为，当存在收入风险时，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仅要考虑持久收入的多少，还要考虑持久收入的风险，Caballero等（1990）认为风险主要体现为劳动收入的变化。当期劳动收入的变化不仅意味着持久收入的改变，还意味着风险。如果消费者不在乎风险，那么他会根据持久收入的变化而决定消费的变化，这时不存在过度平滑性。但是考虑到风险，消费者必须同时进行预防性储蓄以规避风险，所以消费的变化必然小于收入的变化，表现出过度平滑性[10]。
3.流动性约束假说
Deaton（1991）认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的消费与其收入流量有关，如果与收入流是正相关的，消费者倾向于增加谨慎性储蓄；如果收入流是随机游走的，消费者凭经验进行消费[11]。Sydney Ludvigson[12]（1999）论证了流动性约束随时间的变化。流动性约束假说再次解释了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由于现实中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人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借到钱，他只能消费当前的财富，因此与无流动性约束相比，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者的消费比较低。也就是说，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只与当期劳动收入正相关，这就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给出了解释。所以为了保证收入下降时消费不会大幅下降，消费者就会被迫减少当前的消费，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收入下降的风险。
4.λ假说
Campbell和Mankiw[13]（1991）认为，一个可靠的消费函数既要符合理性预期下持久收入假说，又能与现实数据相吻合，因此他们提出了λ假说。λ是即期收入和持久收入之间的权重分配比例，在宏观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社会总体依据此消费函数来消费，也可以认为有人（第一类消费者）按照持久收入决定消费，有人（第二类消费者）按照即期收入决定消费，这样λ假说兼容了理性预期下的持久收入假说和过度敏感性问题。
西方消费经济理论发展至今已趋于成熟，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影响消费的主要变量就是消费者的收入，即使探讨不确定条件下的居民消费行为，考虑的也是不确定性对收入的影响，即人们对未来不确定的担忧。西方消费理论有关收入分配对宏观消费影响的探讨较少。在本书接下来的研究中，首先实证检验中国居民消费对收入和利率的敏感性问题，然后着重从影响居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影响不确定性的再次分配问题展开讨论。
第三节 中国内需不足的相关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才真正感受到依赖外需不可能长远，启动不了内需，经济发展就没有动力，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只能是一个梦想。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内需的不足？相关的研究提供的解释大致可归为三类。
一 从劳动收入份额展开的研究
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消费需求的大小，而消费需求是内需能否扩张的关键因素（Aziz and Cui[14]，2007；罗长远[15]，2008）。周明海等[16]（2010）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范围展开，认为劳动者收入份额既是社会消费能力的约束条件，也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成本，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李扬和殷剑峰（2007）更是犀利地指出由居民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国民收入结构是中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动因[17]。伍山林（2011）也确信垄断和改制降低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18]。徐现祥和王海港（2008）从分析劳动报酬过低的原因展开，认为中国要素贡献分配的标准是被扭曲的[19]。白重恩和钱震杰[20]（2009）、李稻葵等[21]（2009）、龚刚和杨光[22]（2010）进一步深入分析国民收入分配扭曲的原因，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变迁等因素可能是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来看，收入差距过大也会导致消费不足，但本研究认为中国收入差距问题是劳动收入份额问题导致的结果之一，在经济转型期，市场规范性程度较低，少部分人通过体制遗留问题获得了高收入，而多数人靠劳动取得收入，并且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份额中所占比重较低，最终产生了居民收入差距问题。Daudey E.和C.Garcia-Penalosa（2007）也肯定了这一点[23]。郭庆旺和吕冰洋（2012）的实证结论也是如此，他们认为要素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由于居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一般大大低于资本收入不平等程度，要素收入分配向劳动倾斜将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24]。马敏娜[25]（2001）、臧旭恒和张继海[26]（2005）、李军[27]（2003）、田青和马健等[28]（2008）、李光和梁嘉骅[29]（2011）、白暴力和傅辉煌[30]（2011）、陈斌开[31]（2012）等较多学者都从理论或实证角度验证了收入差距拉大抑制了内需。
二 从储蓄需求展开的研究
Zeldes[32]（1989），Meng[33]（2003），Blanchard and Giavazzi[34]（2003），Louis Kuijs[35]（2006），骆祚炎[36]（2010），Giles and Yoo[37]（2007），Chamon and Prasad[38]（2008），何立新等[39]（2008），杨汝岱和陈斌开[40]（2009），张德勇[41]（2013）等认为中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使得人们对未来开支的不确定性增强，导致了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率下降。臧文斌和刘国恩等[42]（2012），Hubbard等[43]（1995），Gruber和Yelowitz[44]（1999），Engen和Gruber[45]（1995），Kantor和Fishback[46]（1996），Wagstaff和Pradhan[47]（2005），Chou等[48]（2003）等通过对医疗保障、工伤保险等制度的研究也证实了其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樊彩耀（2000）针对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条件，认为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与社会保障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与社会保障福利费用支出的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者变化趋势基本吻合。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增长较快，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就较高，消费增长也就较快，反之则较慢[49]。也有不少学者从文化、习惯以及偏好等方面来分析中国居民的储蓄偏高，以此来解释消费率下降，如黄少安和孙涛[50]（2005）、叶海云[51]（2000）、杭斌[52]（2009）等。
三 从流动性约束展开的研究
Juan A. Rojas Banco de Espaa（2008）通过建立迭代模型研究了社会保障改革对消费的影响，当内生化借贷受限制时，社会保障改革能降低居民储蓄率。放松借贷限制，允许风险借贷，将会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53]。Norman Loayza，Klaus Schmidt-Hebbel和Luis Serven（2000）认为，金融自由化对私人储蓄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首先，信贷可利用度的增加降低了私人储蓄率；其次，金融深化抑制储蓄和实际利率[54]。姜正和和陈震（2014）使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流动性约束抑制了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疾病风险给消费者带来的冲击，但无法完全对冲医疗风险给居民消费带来的影响[55]。屠俊明（2012）对中国居民消费的过度波动性研究发现，流动性约束通过弱化居民消费跨期优化能力对居民消费产生替代作用，从而增加了居民消费波动[56]。封福育（2014）应用门限回归模型研究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对收入的敏感性发现，流动性约束导致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对收入有较强的敏感性，即流动性抑制了居民消费[57]。在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影响研究中，郭新强、汪伟和杨坤（2013）使用中国的季度数据，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得出，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刚性储蓄家庭的流动性约束抑制了居民消费[58]。在研究财政政策对消费影响的过程中，储德银和童大龙（2012）发现，流动性约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财政政策冲击居民消费产生的非对称性效应，预期可支配收入受流动性约束影响，甚至能够使居民的消费需求发生逆转[59]。
上述三类解释从劳动收入、影响储蓄的大社保（教育、医疗、养老以及住房等）政策和流动性约束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理论分析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尤其是近年来相关政策建议也在不断转化为现实，但是政策多是碎片化的，从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很不理想。
[1] 根据世界银行WEI数据库显示，2012年美国的最终消费率为84%，英国为87%，中国仅为49%。
[2] [美]钱纳里、[以色列]塞尔昆：《发展的型式1950—1970》，李新华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3页。
[3] [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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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lavin，M.，“The adjustment of consumption to changing expectations about future incom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1，89，pp.974-998.
[9] Campbell，John and Deaton，Angus，“Why is consumption so smooth？”，Review of Economic Study，1989，56，pp.35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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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eaton，A.，“Saving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Econometrica，1991，59（5），pp.1221-1248.
[12] Sydney Ludvigson，“Consumption and Credit：A Model of Time-Varying Liquidity Constraint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9，Vol.81，No.3，pp.43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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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ziz J.and L.Cui，“Explaining China’s Low Consumption：The Neglected Role of Household Income”，IMF Working Pape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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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基于1992—2003年资金流量表的分析》，《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
[18] 伍山林：《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制：一个微观模型》，《经济研究》2011年第9期，第55— 68页。
[19] 徐现祥、王海港：《我国初次分配中的两极分化及成因》，《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第117页。
[20] 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21]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22] 龚刚、杨光：《从功能性收入分配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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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郭庆旺、吕冰洋：《论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第46— 62页。
[25] 马敏娜：《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26] 臧旭恒、张继海：《收入分配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年第6期。
[27] 李军：《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定量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
[28] 田青、马健、高铁梅：《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7期，第27页。
[29] 李光、梁嘉骅：《三大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软科学》2011年第3期，第160页。
[30] 白暴力、傅辉煌：《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主要因素和消费需求牵扯》，《改革》2011第1期，第32页。
[31] 陈斌开：《收入分配与中国居民消费——理论和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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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Meng，Xin，“Unemployment，Consumption Smoothing，and Precautionary Saving in Urban Ch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3，Vol. 31，No. 3，pp.465-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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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骆祚炎：《城镇居民收入结构、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与消费过度敏感性1985—2008 年的经验数据》，《财贸研究》2010年第2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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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何立新、封进、佐藤宏：《养老保险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第117—130页。
[40] 杨汝岱、陈斌开：《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第113—124页。
[41] 张德勇：《财政支出政策对扩大内需的效应——基于VAR模型的分析框架》，《财贸经济》2013年第8期，第38— 46页。
[42] 臧文斌、刘国恩等：《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经济研究》2012年第7期，第7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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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黄少安、孙涛：《非正规制度、消费模式和代际交叠模型——东方文化信念中居民消费特征的理论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4期，第57— 65页。
[51] 叶海云：《试论流动性约束、短视行为与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关系》，《经济研究》2000年第11期，第39— 44页。
[52] 杭斌：《习惯形成下的农户缓冲储备行为》，《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第96—105页。
[53] Juan A. Rojas Banco de Espaa，“Social Security Reform with Uninsurable Income Risk and Endogenous Borrowing Constraints”，Review of Economics Dynamics，January 2008，Volume 11，Issue 1，pp.83-103.
[54] Norman Loayza，Klaus Schmidt-Hebbel，and Luis Serven，“What Drives Private Saving across the World？”，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May 2000，Vol. 82，No. 2，pp.165-181.
[55] 姜正和、陈震：《疾病风险、流动性约束与居民消费——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消费经济》2014年第3期。
[56] 屠俊明：《流动性约束、政府消费替代与中国居民消费波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年第2期。
[57] 封福育：《短视、流动性约束与城镇居民消费——基于门限回归模型的经验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7期。
[58] 郭新强、汪伟、杨坤：《刚性储蓄、货币政策与中国居民消费动态》，《金融研究》2013年第2期。
[59] 储德银、童大龙：《中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非对称效应——基于流动性约束视角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