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资源型城市与城市景观结构变化

1.1 资源型城市概述

资源型城市是指因当地的自然资源开发而形成、发展，并且资源采掘及相关产业在当地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它既有一般城市的集聚、劳动辐射功能，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又由于对资源的依赖性强而受资源量浩劫性和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制约，表现出独特的城市发展规律。

1.1.1 资源型城市发展特点与问题

资源型城市是伴随着资源开发、矿区经济的发展而壮大起来的，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均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以黑龙江省的典型资源型城市为例，大庆、伊春、鸡西、双鸭山、鹤岗、七台河这6个城市，其城市人口占全省城市总人口的近1/3，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的1/4，在全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居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资源型城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城市产业结构偏重工业，城市增长方式较粗放，城市布局随资源开发就近建设而过于分散等特点。

1．资源产业居经济结构主导地位

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产出是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特征，而且资源型城市产品结构中初级产品都占绝对优势。2013年黑龙江省6个资源型城市主要资源型产品平均占乡以上工业产值之比为58.3%，其中最高为83.3%（七台河），最低为31.4%（伊春）；加上资源加工型产品，平均占乡以上工业产值之比为72.7%，最高为89.5%（大庆），最低为54.7%（鸡西）。由此可见自然资源在资源型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

2．经济发展滞缓，地方财力有限

以煤炭城市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为例，2013年四城市人均GDP为33829.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4772.7元。对于煤炭资源的加工利用多停留在初级阶段，多数仍未实现高附加值的深加工，所以总体经济效益不高。而且，由于产业构成和经济形态十分接近，4个煤炭型城市整体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城市之间的竞争关系比较明显。

3．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破坏严重

近年来，由于可采资源日益减少，资源开采难度越来越大，缺乏足够弹性的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日益显示出其不合理性，资源危机进一步引发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资源型城市“三危”现象的产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长期以来，黑龙江省自然资源的产、供、销几乎完全在计划体制的控制下运行，资源产品的绝大部分被国家几十年一贯地以指令性计划调拨的方式拿走，进入市场的自主权极小。资源无价、原料低价、制品高价的价格体系使资源型城市缺乏足够的再生产及产品结构更新换代能力，同时也迫使资源型城市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强度，所以一旦自然资源开采进入后期，资源型城市必然出现“三危”现象。可见，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所走的是一条既“不可持续”也“难以发展”的粗放式的发展之路。

4．城市布局分散，功能弱化

城市布局与建设受到城市产业发展及城市建设政策的影响，以资源开采为主的产业结构使资源型城市布局呈现过于分散的特征，并对城市建设造成很大困难，城市布局迫切需要进一步更新和优化组合。

（1）过于分散的城市布局，造成了聚集效益较差的资源型城市布局一般存在“点多、线长、面广”的不利局面。

即使是相对集中的地域，由于条块分割等原因存在各单位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问题，使相对集中的区域也形成松散的结构。这不仅增加了配套服务设施建设的费用，还浪费了土地，增加了经营费用，无论从现实还是从长远看，都是弊大于利、无生命力的。

（2）城镇体系建设尚未形成具有强大吸引力与辐射力的地域中心。

当前资源型城市的市域尚未形成具有较高综合功能和综合效益的核心地域，尤其是作为生活服务中心生产科研商贸的生长点和辐射源的“技工贸”中心尚未形成，严重影响着矿区向城市过渡的进程。

（3）综合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优化组合空间。

资源型城市建设的封闭性、高度指令性、内向性仍很突出；条块分割现象仍很突出；综合经济的起步和发展仍然很分散，未能形成较好的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城市现代化建设还缺乏发展综合经济的人才及其引入的良好环境；城市发展格局还不适应资源型城市战略转变的迫切需要。

（4）城市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更新、完善和提高。

资源型城市是长期按“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及基本建设“三边”政策的影响，各类建设普遍存在千楼一面、标准低、投资大、效果差的问题，城市整体风貌缺乏建筑、绿化、道路、色彩的整体搭配和协调整合比例，更缺乏特色和文化品位，这与资源型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极不适应。

1.1.2 资源型城市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1．国内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对资源的特殊依赖性和产业结构的单一性，使其具有独特的形成、演化特点和再生规律，从而引起了中外学者对这一特殊城市现象和变化规律的研究。我国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前后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平衡布局与区域分工阶段（1949—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全国范围的工农业建设急需大量的能源、矿物原材料和木材，因此由国家投资大力加强了矿产资源勘查、矿业开发、土地开垦和森林资源采伐，在此基础上，一个又一个矿产资源、能源基地不断崛起，由此托起了一座座新兴资源型城市。但这个时期对资源城市的研究一直只是作为城市地理研究的一个侧面，而且带有很强的政府计划色彩。资源城市的选址、规划、发展战略等，均由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决定。该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劳动力地域分工、人口迁移等方面的研究。

第二个时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1979—1999年）。此时期是我国资源型城市研究的黄金时期，开始着眼于从区域发展的视角进行研究，关注资源型城市发展中的各方面问题，特别是人口增长、社会公平和资源环境协调等，并且引入数学、统计等定量方法，弥补前期的描述性、概念性研究。1983年有关部门组织了“全国工矿城镇建设学术座谈会”，1987年原煤炭部主持召开了“全国煤炭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20世纪9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运动，把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理论研究带入了更高的层次，促使人们从系统的角度和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研究资源型城市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资源的节约、资源的保护、生态的和谐等之间的相互统一，寻找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1993年国家计委国土规划研究所以李北方为组长的课题组对我国老矿业城市长期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同年，原中国地质矿产经济研究院刘随臣、袁国华、胡小平等人也开展了中国矿业城市发展研究；1995年李秀果等主持完成了“大庆市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同年他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对矿业城市进行了探讨，与赵宇空共同出版了《中国矿业城市：持续发展与结构调整》；同时，以研究金昌的三部著作《中国西部新型工业城市经济社会对接研究》（王文革、李含林主编，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金昌工业产业结构调整研究》（魏秀鸿、王在华主编，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和《再造金昌之路》（陆武成主编，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也先后问世；1995年，沈雷就“矿业城市优势转换战略”开展了研究，1997年完成了“中国五种不同类型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优化研究”，并编著出版了《区域矿产资源开发概论》一书；张以诚自20世纪80年代初陆续开展了不同地区矿业城市的调查，先后发表大量的相关文章和报道，还主编出版了《矿业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等专著；1999年城市地理学家胡兆量主编的《中国区域发展导论》也专门讨论了矿业城市发展的规律性；2000年城市规划专家赵永革和王亚南所著的《百年城市变迁》，对鞍山、唐山、大庆、攀枝花、景德镇等矿业城市进行了概述。

第三个时期是进入21世纪以来至今。由中国矿业联合会牵头，先后召开了四届“矿业城市发展论坛”，国内多家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2001年还成立了矿业城市工作委员会，建立了矿业城市研究的网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先后批准和资助了以矿业城市为题的研究项目，如中国矿业大学周德群负责的“矿业城镇演变规律与风险规避研究（批准号：79970091）”，王震声负责的“资源型矿区产业链延伸的机理与风险控制研究（批准号：70273049）”和“煤炭矿区的衰变机理与再生（批准号：70142019）”，大连理工大学武春友负责的“资源型的产业转型与管理研究（批准号：79970023）”。

总之，国内对于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主要由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统一规划、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安排的模式，逐步转变为强调从区域发展的眼光进行研究，关注资源型城市发展中的复杂系统问题，特别是人口增长、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公平和资源环境协调，以及资源型城市与风险机制研究等，但缺少联合人文地理、资源科学、环境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宽领域、跨部门、多方法之间的综合研究，也缺少从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动态视角对资源型城市人口结构、空间结构动态演变规律的深入探讨。在研究方法上，也多以归纳统计的方法为主，借助空间模型与地理认知的推理、反演和预测，分析显示城市景观形态与时空变化规律的手段和方法更显不足。

2．国外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资源型城市研究的理论进展也可以概括成三个主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加拿大著名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伊内斯（Innis）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开创性研究，止于70年代中期，可称为矿业城市研究的奠基阶段。这一时期，主要以单一城市或特定区域中的若干城市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的理论依据有：行为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区域发展理论等。研究重点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建筑和城镇规划、单一工业的偏远城镇中诸多社会问题（包括婚姻、犯罪、个体心理等）。尤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期，通过行为学和社会学分析，着重考察资源型城镇中的孤寂生活和社区的不稳定性。本阶段的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有：伊内斯的《加拿大的原材料生产问题》（1933），罗宾逊（Robinson）的《加拿大资源富集边缘区的新兴工业城镇》（1962），卢卡斯（R. A. Lucas）的《采矿、磨坊、铁路城镇：加拿大单一工业社区的生活》（1971），赛门斯（Siemens）的《加拿大资源边缘区的单一企业社区》（1976）等。

第二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矿业城市的研究从注重个体的实证研究转到对群体的实证与规范研究。主要的理论依据有：资本积累与国际化理论、依附理论。代表人物有布莱德伯里（J. H. Bradbury），欧费奇力格（C. Ofaircheallaigh）。他们认为，过去的研究没有进行充分的结构状况的分析，而“结构状况是单一企业社区中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合理的资源型城镇发展理论的建立，应依赖于对不平衡发展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及背景的理解”；地方政府应通过鼓励资本、劳动力流向资源型城市，提供基础设施和适当的财政体制，促进资本的有效积累。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源型城市的研究转向城市的生命周期与经济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世界经济一体化对资源型城市的影响等方面。采用的理论依据有：经济结构调整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代表人物为布莱德伯里（J. H. Bradbury）、海特（R. Hayter）、巴恩斯（T. J. Barnes）、然多（J. E. Randall）、伊如恩思德（R. F. Ironside）。这一时期的观点有：与灵活的专业化生产对应，资源型城市形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采掘业的周期性对矿业城市的人口迁移、经济发展、社区发展有着强烈的影响。

伴随西方学者对资源型城市理论的研究，衍生出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实践成果和由此概括出的研究学说。如日本产煤地域的经济繁荣，德国鲁尔区的复兴，带动了“矿业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研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煤炭城市的社区归属感，与“矿业城市的社会互动研究”；加拿大魁北克拉不拉多铁矿区由兴盛走向衰退，与由此抽象出的“矿业城市生命发展阶段研究”、“矿业城市生命周期理论研究”，等等。

总之，国外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内容在不断创新，早期比较注重个体的实证研究，主要涉及人口统计学特征，城市规划以及资源型城市社会问题等。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开始了实证与规范研究的结合，研究内容上逐步关注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在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理论也不断更新。早期主要以传统的行为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和区域发展理论为主。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资本积累与国际化理论和依附理论被引入到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之中。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结构调整理论逐步得到了应用。在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概念性的实证研究占多数，而理论性的规范研究成果及构造模型、运用统计方法定量分析相对较少。同样，缺乏人口、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和缺乏从土地利用变化及景观动态视角对资源型城市的功能变化及其发展模式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