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活质量研究的社会需求和政策回应

（一）加强生活质量研究与评估是社会发展之必然

“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也被译为生存质量、生命质量。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于1958年在他的《富裕社会》一书中正式提出来的。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人民生活质量的高低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价值尺度。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因此，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应以生活质量评价为基本依据，满足人们的全面发展需求。

1．提高生活质量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核心和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从战争中苏醒过来，实施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因而经济总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这种经济总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社会层面的繁荣和发展，生活质量未得到相应的提高，却徒增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治安恶化、种族歧视、政治权利不平等问题曾一度相当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西方社会学家注意到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从而发起了社会指标运动，生活质量研究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以平均7%的速度持续发展，“中国模式”由此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国家统计局在发布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报告中表示，6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增加77倍，位次跃升至世界第3位。2010年，我国GDP达到58790亿美元，超出日本4044亿美元，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2008年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0多年来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改善和提高，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居民消费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等不断得到优化和改善，主要表现在国民可支配收入明显增加，农业补贴力度不断加大，衣食住行大幅改善，环境质量的治理力度加大，医疗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以及民主化进程空前加快。可以说，在国民经济社会的许多方面，都能明显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改善。

然而，在国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诸多不协调现象。例如，人口持续增长与资源总量有限之间的不平衡，科技教育落后所造成的高级人力资源短缺同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的不平衡，经济快速增长与通货膨胀、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并存。正如2008年11月2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的：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将突出面临外部需求显著减少、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的压力，突出面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压力，突出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更为迫切的压力。可令我们欣喜的是，国家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关注改善民生，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创建一个使得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美好社会愿景。尤其是建设好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将对于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利益和现实利益的问题非常关键，也将有助于提高人民的主观幸福感。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以人为本，学习实践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使我们对人的理解、对发展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等方面的需要，使人的体力和智力等各种潜能得到充分的体现。而生活质量就是社会发展的全面反映，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终极指标。因此，满足人的全面发展是评价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尺度，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将更多的视线投到以提升人力资本为核心上来，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保障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使城乡居民都能共享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还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让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让全体人民，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也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对体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生活质量的强调，并非指全部放弃对物质经济的要求，只是不再将对GDP的追求作为唯一目标，同时强调幸福指数的构建；将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现代生活的必要前提，但更多地强调工作的意义和自主程度；强调政治生活中的参与率、各种机会权利的平等；强调闲暇生活的丰富多彩、人们精神文化方面各种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总之，体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生活质量观的实质是，社会运行从单纯地注重物质因素转移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从片面强调生活中商品货物的数量，转移到强调工作、消费、政治和精神生活中的意义和满足感，追求生活质量的协调与全面提高（秦斌祥、朱传一，1988）。

2．评估生活质量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检验和指南

生活质量的测量和评价既要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的物质产品和各类服务的能力与水平，也要充分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实际感受和期望。因为人们的生活质量既与生活的物质条件有关，也与人们的主观满意度密切相关。只有将二者充分结合起来进行考虑，才能科学而合理地反映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好坏。而构筑一个以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评估体系则成为检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指针和航标。生活质量评估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功能体现在：加深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中不同现象之间关系的了解和研究，为制定宏观政策和社会规划服务；监测经济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观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了解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为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社会管理及时地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可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却有所下降，越来越多的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为“一般”。为什么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国民反而感到不幸福或者不满意呢？这其中有多种原因。第一，居民生活水平虽然在逐步提高，但这种提高是快于还是慢于中产阶层所承受的生活成本和低收入阶层所承受的生活压力的增加呢？如果生活满意度呈现“相对下降”的局面，说明前者的速度要相对慢于后者的速度。可能是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或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要慢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快速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道德损害或者人心浮躁所造成的人际关系淡薄及社会压力增加等方面的原因。

第二，社会的急剧转型和生活成本的加重，使得“多重参照”因素在人们中间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生活质量不仅与客观的物质条件密切相关，而且与人们的生活环境参考系有关：①以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状态为参考系；②以身边的、周围的人为参考系；③以个体过去的、以前的状况为参考系。任何一种被评价成“满意”或者“不满意”的现实状况基本上都是以上一种或多种参考系的函数表达式。以③为例，如果人们将现在的生活水平和以往相比，肯定是较满意或较幸福，但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告诉我们，人们一般会将现在的状态与未来的生活预期进行比较，想想现在的收入与未来住房、医疗和孩子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他们就会觉得有压力和“相对贫困”。

上面的这种比较是个体以自己的生命历程为参照的比较，还有以周围群体为参照对象的比较，就是第②种的情况。尽管几乎每个居民的收入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相当一部分人却无奈地发现自己处在被相对剥夺的境地：当周围的人的境况飞速改善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境况却止步不前。市场化的经济使得社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居民生活大大改善。然而，也带来了社会分配的不公正问题。在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政府干预，没有收入再分配，每个人就必须用自己的收入为自己获得的公共物品支付成本，结果是，总会有人发现自己的收入不足以支付这些成本，出现对社会制度认同的合法化危机。幸福学中的目标理论认为，目标实现时就产生主观幸福感。因此，主观幸福感会因人们的价值和欲望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目标的不同层面与主观幸福感的不同成分相联系。卡夫等认为：趋向目标的进展高于期望标准就会产生积极情感，而低于期望标准就会产生消极情绪。

英国政府在2002年公布的“生活满意度”文件中，提出“国家有理由进行干预，以提高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而在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尼曼等人也自2006年起开始编制国民幸福指数，“使它与GDP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越来越多的国家，甚至是联合国，也开始采用GNH（国民幸福总值）来统计和评测经济发展的价值。民众现实情绪的喷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期盼、国际社会核心价值的嬗变，都要求经济发展实现由数量向质量的转变，从而达到增进民生福祉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国民幸福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使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满意度，不仅仅是生活价值的现实表征，同时也是整个国家核心竞争力水平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一国国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升降，应值得高度关注。幸福是一个亘古而又常新的话题，幸福是每个人生活和奋斗的目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追求幸福的愿望会愈来愈强烈，该领域的研究前景会更加广阔，应用价值也会更加重要。

3．研究生活质量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加强对主观生活质量尤其是主观幸福感测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为衡量我国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提供一种分析工具。近些年来，我国城市社会结构转型加速，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不断触及深层利益，社会分化程度不断加大，阶层之间的矛盾有增大之势，尤其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在社会心理方面，随着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们的需求层次日益提升，且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因此，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由于资源相对短缺和竞争加剧以及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各种压力感大大增加，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沈杰，2006）。而注意加强对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可以帮助有关部门动态地把握城市民意的基本走向，既可以为我国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事前咨询与事后反馈，也可以帮助有关部门根据人们的意愿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多元需求。

主观生活质量的测量一般包括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两个方面，而且，情感体验是主观幸福测量的主要方面，它往往又是非常个体化的测量。因此，在我们的政策实践领域，将幸福指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会忽略掉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内涵以及其他重要精神领域层面的考虑。因此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不仅要包括抑郁体验、焦虑体验和躯体感情等维度的情感成分，而且要包括家庭生活、同伴关系、学校生活、生活环境、自我认知等认知成分的满意维度。这样综合性的测量结果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社会发展水平，而且对个体状况的诊断也很有帮助。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主要优点是它抓住了那些对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体验和经历。它主要关注回答者自身内在的对幸福与生活满意度的评价，而不是政策决策者或研究者认为重要的东西。主观指标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政府部门正确决策，制定良好的生活质量发展战略（周长城、蔡静诚，2004）。因此，有效整合各个领域的指标内容，编制具有地方社会文化特色的指标体系，充分实现指示性功能与诊断性功能的有效统一，将会为检测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强大的“风向标”和“晴雨表”的作用。一些国际组织采用了主观指标或建立了自己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活质量。作为主观指标发源地的美国，其研究与应用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二）和谐社会对生活质量的社会需求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法。这是我们当前社会转型期的需要、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提升人的发展能力的需要。现阶段强调提高生活质量，既不是脱离实际的幻想，也不是过度福利化的倾向，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白津夫，2006）。

1．社会转型论与生活质量

“社会转型”这一概念最初是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用来解释20世纪最后20年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社会的剧变过程。具体到我国，“社会转型”特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郑杭生、李强、李路路等，1997）。除了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型外，李培林在《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中指出，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李培林，1992）。

这个双重转型的过程，一方面，实现了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物质文化生活极大丰富，人们多元化的需求日益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急剧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规范出现断裂，特别是人们在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消费品领域的购买能力分化得十分严重。正如孙立平所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使得大量的农民、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不能搭乘经济发展的快车（孙立平，2003）。社会问题的严重化日益影响到人们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影响到人们过上高质量的生活。生活质量提高的基础条件是广大底层群众能不为生存所困扰，并在保证基本生存的前提下可以参与社会发展的治理。在此基础上稳定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民意民情最终通过主观选择和判断体现出来。因此，我们还应当对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质量予以充分的重视，通过追踪研究把握人们幸福指数的走势和变化规律，一定程度上将其作为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指示器”（邢占军，2005b）。

目前，我们社会转型最大的症结在于，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在迅速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垄断过多的社会资源，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孙立平，2003）。如果我们无法保证这些精英集团在快速膨胀的过程中，社会中的大部分群体（农民、农民工、城市失业下岗人员）也能受益，他们的基本权益也能得到保障，那么我们的社会就面临着潜在的威胁，人们的生活就不可能是高品质的生活。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实施，都是政府应对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的正面回应。现在有不少城市开始创建“生活品质之城”，有的城市用“幸福指数”来评价地区之间的综合竞争力，实现了客观生活质量评价和主观生活质量评价的有效统一，这些举措都将会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重视和谐稳定的意义、重视扶持关爱的价值、重视社会全面持续发展与综合进步的重要性。

2．发展阶段论与生活质量

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标志着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他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不仅是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学说，也是早期生活质量研究中具有探索性意义的理论学说。他将世界各国的经济成长划分为5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罗斯托，2001）。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他又将生活质量引入经济成长阶段论的框架，在原来5个成长阶段的基础上增加了第6阶段，认为第6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是一切国家最终将要达到的目标，它和“起飞阶段”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两个最重要的“突变”。至此，生活质量概念正式出现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他认为，“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两个重要的“突变”，而“追求生活质量”则是“工业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一个真正的突变”。

赵伟根据美国和中国的数据资料对比发现，目前中国的人均财富积累规模显然已经达到了罗斯托所说的推动“大众消费”的阶段了。在“大众消费”阶段，更加强调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借助国家和政府来实现个人和社会目标，包括增加闲暇时间。国家和政府还要保证人们有更好的衣食住，而且使大众能够消费20世纪成熟经济所能提供的耐用消费品和服务（赵伟，2007）。而这些举措正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49530亿元，比上年增长11.9%，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第4位。这是从GDP绝对数值来看的。从GDP相对数值来看，截至2000年底，人均GDP就超过了800美元，表明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已经达到了小康标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实施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使得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改善和提高。

依据罗斯托的阶段分类法来定位中国的发展阶段，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即使说我们当前的社会还没有处在“大众消费”阶段，按照现有的条件，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其一，生活质量的诸方面并非为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所独有，而是每一个经济成长阶段都存在的；其二，虽然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质量部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从而有可能使生活质量得以较快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阶段上的生活质量不能提高，相反，在每一阶段，生活质量都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甚至可能出现超前提高；其三，将追求生活质量作为经济成长的最后阶段的特征并无不可，但反过来认为非最后阶段就不能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显然是武断的和绝对化的推断（朱国宏，1992）。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我国经济由短缺到比较富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从最大限度地增加供给转向更大程度地满足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具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充分的社会条件（白津夫，2006）。

3．人本发展论与生活质量

社会学家阿玛塔尔指出，经济发展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评价生活质量应该有一定的前提：平等、消除贫困、扩大人的自由和选择的权利、维护生态平衡和实现公众参与决策等，而其中扩大人的自由和选择权利是发展的关键（刘荣增，2009）。用人的能力来评价生活质量的学者中当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最为著名。森的能力研究方法与客观生活质量研究传统中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有些类似。其核心概念是功能（functioning）和能力（capabilities）。他把功能定义为一个人生活中的各种活动或生活状态，例如良好的健康状态、接受教育等。对森而言，能力是一个从功能推演出的概念。能力是一个人能够实现的各种功能的组合，也就是说能使功能得到发挥的力量，凭借这种能力个人能实现有价值的功能（王艳萍，2006）。

在森看来，生活质量应从能力与功能的角度来评价，即用个人在生活中实现各种有价值的功能的实际能力来评价生活质量。生活中各种效用的获得都依赖个人能力的大小，一个人的能力越强，他的生活质量就越高，因此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在于提高个人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测量个人生活质量的关键不是实际获得的各种效用，由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偏好，因此不同的效用对他的意义也大相径庭。重要的事情在于，个人是否有能力获得对他而言具有较高价值的效用，或者是否能够拥有其所需要的生活方式（贺春临、周长城，2002）。森的这种以能力的方法来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思想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也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欢迎，并将此作为个体或地区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与依据。

这种能力方法和目前我国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有异曲同工之处。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实现人民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使人的体力和智力等各种潜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以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扩大再生产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定要进行生产劳动，但生产本身不是最终目的。生产的目的应该为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服务、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构建一个安详和谐、社会丰裕、人人满意的生活品质社会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生活质量是社会发展的全面反映，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终极目标。正像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所指出的：人民是发展的中心，我们的经济更要有效地为人的需要服务，提高和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建立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框架。因此，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评价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尺度，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改革发展取得的各方面成果，体现在不断提高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上。随着人们视野的不断开拓，审慎认知能力的逐步提高，愈来愈多的人将会转向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满足，包括满足感、幸福感、创造力、潜能的提高等。

（三）和谐社会对生活质量的政策回应

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提高生活质量的过程，和谐社会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生活质量的提高速度、生活质量改善的稳定度和生活质量结构的升级度来得到反映（冯立天，2005）。这样就面临着如何有效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策略问题。传统研究从“社会供给的充分程度”和“人们需求的满足程度”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不同群体对生活质量需求的差异，尤其是不能很好地将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联合起来进行分析，为了克服这种弊端，本书将从一种生活质量的理想类型入手进行探讨。

实际上，现实中人们的生活质量评价是由主观生活评价（高或者低）与客观生活评价（高或者低）两者综合起来的一种评价，人们必定生活在这四种评价之中。客观生活条件指的是可确定的生活环境，如物质条件、工作条件、健康状况以及社会关系等。主观生活评价包括对生活条件总体或具体某一方面的评价，包含认知的或感情的评价。如果只用“好”与“坏”来衡量客观与主观指标，将得出一个2 ×2的列联表，分别代表四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质量层次（如表1-1所示）。

如果主客两方面均有较高的评价，说明已经达到了高质量的生活，这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果主客两方面只有低的质量，那么说明个体的生活仍处于极贫极弱的生活状态，需要社会从能力和需求两个方面进行全面增援。如主观生活质量高，而客观生活质量低，则有两种可能：或是说明个体尚处于怀抱理想的状态，应充分发展主体创造力从而提高生活客体的质量，亦即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的制度上加以改善，以求配合高质量的主体生活心态；或是说明个体缺乏对审慎价值的认知，处于自我满足的状态，代表着一种社会的倒退与无能状态，是无可奈何、迫不得已的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应加强教育投入和能力培养，充分调动个体的能动性。如果客观生活评价高，而主体生活评价低，则表明个体可能受到现实主义的诱惑，逐渐丧失了自由与创造力，或者处于相对剥夺感极强的状况，扮演着潜在的反抗社会、主张变革的角色。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生活中，也许我们应该从本土文化出发，找寻一个高质量的价值秩序以充实生活活力。

针对表1-1中情况（1），应采取“补差正义原则”进行补偿。“补差正义原则”的基本要求是为需要关怀和帮助的群体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和补偿。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罗尔斯的代表作《正义论》开始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他强调平等自由和机会均等原则是社会的基本框架。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由它安排所形成的结构应该符合正义原则。按照罗尔斯的观点，这些原则首先要求给予人们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一旦这类自由确立下来以后，应该把罗尔斯所说的“补差正义原则”运用到社会的基本结构之中。差别原则要求社会基本物品的不平等——权利、机会、收入和财富等——只能在有助于提高社会最少受惠者群体的相应地位时才是正当的（罗尔斯，2001）。

针对主客观条件生活质量都非常低的社会成员，我们的社会或集体有责任和义务去关心帮助集体中处在最底层的那部分社会成员。而且，如果社会利益分配差距过大，必定会损害社会稳定和良性运行，最终使这个较差共同体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增进。与其说差别原则体现的是一种平等思想，不如说它体现的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即对社会最底层群体的爱护。我们只有以主客观生活质量都比较差的社会成员为参照点，以他们生活条件的改善程度和主观评价的提高状况为依据，才能判断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一个高质量的社会。只有这些人的境遇改善了，才能说明我们社会的生活质量是在逐步提高的，即最大限度地改善社会最底层群体的境遇。在现实社会中，即使我们的社会发展再快，福利措施再好，也总会存在社会底层群体。因此，我们的社会应该尽量从绝对水平上改善、提高这些底层群体的生活条件和满意度水平，而不是在相当水平上，只要他们能较好地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即使在一个极不平等的社会中，我们也可以认为我们的生活是一种高品质的生活。

针对表1-1中情况（2），应采取“审慎认知方式”进行增强。生活质量的评价既以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为基础，又与人们的主观评价相关联，也与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的价值观念相协调。总体上说，当前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在提高，但在一些客观因素方面如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与他们各自的人生目标、参照群体、现实生活状况有关。“生活质量的综合性评价”涉及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作为一个个体来说，不同的个体对生活质量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对自己的生活质量都有满意与否或满意程度高低的不同评价，这些不同的评价与个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期望值有关，因此，它是由需要（包括动机、欲望、兴趣）、认识、情感等心理因素与外部诱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状态。因此，会出现“个体尚处于怀抱理想的状态”或“个体尚处于自我适应环境的状态”。

经济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客观生活质量的好坏，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主观生活质量。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除了一定程度上受到经济条件的影响外，还受到人们的认知能力的影响，而这个认知能力的获得又受到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经历、教育背景、年龄等因素的影响。在当前社会中，人们的认知能力又主要反映在受教育程度上，因为教育可以让人们获得对社会的总体认知并不断调整人们的期望值水平。从审慎价值视野出发，人们认知能力的改变就不仅仅反映在教育方面，而且反映在一系列的指标体系上。奇兹尔巴什所涉及的审慎价值的清单如下所示：①营养、健康、卫生的居住环境、休息和安全的最低限度；②特定基础的智力和生理能力以及读写能力；③自尊和理想的特定层次；④快乐；⑤自治或自我决定（“积极的自由”）；⑥自由（消极的自由）;⑦理解力；⑧和他人的突出关系以及参与社会生活；⑨自我实现（Qizilbash, 1998）。按照奇兹尔巴什的意思，只有上述指标依次实现了，才能说我们体验的高质量生活是经过审慎评议的，是合理的。当然，这个标准只是我们学术探讨的理想标准。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主要从提高全体国民的基础教育水平、理解力、社会参与等方面入手，才能够有效改变人们的认知缺陷。

针对表1-1中情况（3），应采取“人文濡化方式”进行提升。如果客观生活质量高，而主观生活质量低，则表明个体可能受到现实主义的诱惑。其方法就是改善人的精神状态，通过诸如人生观、价值观的矫正，通过哲学、文学等的教化与熏陶，来陶冶人的心灵，使其具有对世界的积极态度，由此获得精神上的幸福感。

在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容易产生焦虑、紧张等不良感受，导致主观生活质量的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保持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平稳性。如何增加生活质量的平稳度？经济周期越是处于低迷阶段，就越需要重视主观生活质量，如社会文明、公平、环境等，越需要加强社会治理，以提高主观生活质量，从而保证生活质量的平稳性（周旭霞，2007）。

较高的客观生活质量有利于提升个体或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但高度的经济繁荣也会带来道德与精神文明的堕落。这是现代文明与工业化社会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我们对道德品质的提高与重视是有其深刻的时代意义的。我们需要将精神文化与道德品质经过高层次的审慎评议过程并进行符号定义，然后将优秀的精神产品通过我们的文化和教育体制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之中。历史告诉我们，即使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只要具备浓厚的人文内涵和精神追求，人们的生活也是非常充实而富有意义的，也是积极而幸福的。这也充分说明，优良的人文观念和道德品质如果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就可以通过被赋予神圣化和合法化的行事原则而获得幸福，找到人生的真正价值。因此，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平衡和谐的内心世界、充满关爱的人文情怀，无疑会源源不断地给人们提供主观幸福感的源泉，古人云：“仁者无忧”，说明我们的古代志士仁人早就洞察并揭示了幸福感的这种内在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