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生活质量研究的进展及评析

社会指标和生活质量研究，起源于西方学术界，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决策和社会发展给予了理论指导和社会诊断，有效地支持了当时的社会建设。就其在西方的发展而言，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宋瑞，2006）：①20世纪20～30年代初步萌芽。在美国学者威廉·奥格本（William Ogburn）的带领下，胡佛研究中心于1933年发表了《最新美国社会趋势》，其对美国社会生活的多个维度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②20世纪50～60年代蓬勃发展。生活质量的概念是1958年由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中首次明确提出的。后来，古瑞（Gurin）、费尔德（Field）、海德雷（Hadley）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美国民众的精神生活和主观幸福感。③20世纪70年代渐成体系。在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增长阶段》一书中，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并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70年代以后生活质量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和社会指标一起，成为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研究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转引自林南、卢汉龙，1987）。④20世纪80年代逐步分化。此后，学者对生活质量的基本概念、测量指标、影响因素等展开了多元化的研究和探讨。到目前为止，研究越来越深入，分化越来越明显，对话越来越激烈，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争鸣格局。

（一）西方生活质量研究历程的回溯及其主题

回顾西方生活质量的研究，可以发现其经历了一个从作为总体群体层面的相对福利的社会指标（国家状况的测量），到作为个体层面的主观感受的测量指标（个体状况的指标）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转变和当前中国生活质量研究主旨的转变惊人地相似，反映了发展观评价标准由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的转变。因为生活质量的提高毕竟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仅需要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这一发展基石，还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努力改善各种社会环境，提高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

虽然大家基本认同了将1958年加尔布雷斯所提出的生活质量概念作为近现代生活质量研究的学术渊源，但对于生活质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之初。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奥格本在社会变迁测量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奥格本在1922年出版的《关于文化和本性的社会变化》中提出了“文化堕距”这一核心概念，认为科技的进步和发展要快于文化的进步发展，从而导致了社会问题的发生。奥格本正是看到了科学技术和价值观发展的不同步，才开始关注客观条件和生活质量之间的矛盾。奥格本希望能够创建一套统计数据库用于分析社会发展趋势，并认为可以通过严格的科学测量来解释社会的变迁。1929年胡佛总统任命成立了一个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并指定奥格本为组织者，其目的就是对美国的社会趋势进行年度评估。在奥格本及其研究小组的努力下，1929年到1933年之间连续出版了五个年度的研究报告，以1933年出版的《最新美国社会趋势》最有影响。长达1500多页的研究报告，内容涉及美国各州的教育、种族、娱乐、休闲、健康、环境、妇女、职业、家庭、犯罪等30多个领域的状况。在研究内容上，开始注重生活质量的指标内容，为日后社会学的生活质量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由于研究结果只是一种表面化的数值呈现和描述，没有提供相应的理论框架和解释，因此也受到了学者们的批评和质疑。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全面追求经济发展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道德退化、社会建设滞后等。事实上，经济的快速发展常常伴随着社会建设的相对滞后和资源分配的不公，工业化的进程常常伴随着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城市化的发展常常伴随着社会关系的淡薄，以及精神负担的加重，生产技术的专门化常常伴随着个体价值的迷失等一系列潜在的社会问题。经济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呈现边际效用递减特征，这时人们渴望一种全新的、多维的和更加全面的发展目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生活质量被视为一种针对富裕、后工业社会的关注生态环境、应对未来增长极限的全面发展目标（Noll, 2004）。

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涌现使得人们怀疑通过GNP或GDP来测量生活质量的可靠性，开始提倡以多元化的指标来测量生活质量（Veenhoven, 1996），这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的“社会指标”运动中。1957年，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古瑞、威若夫、费尔德和其他几所大学联合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随机抽样调查，研究美国民众的精神健康和幸福感问题（转引自周长城，2008: 17～18）。1965年，坎贝尔开展了一项关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向13国被访者询问了他们的希望、恐惧和关切，并让他们说出哪些是他们“最好”的生活和“最坏”的生活。为了获得准确真实的答案，被访者通过开放式问卷进行填答，其中一项收获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18项最能代表美国人关切的领域（Cantril, 1965; Kerce, 1992）。与此同时，诺曼·布拉德本也开展了针对美国民众幸福感的研究，其将幸福感界定为积极情感超过消极情感的一个度，而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都是“过去两个星期内”人们所体验到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一个测度（Bradburn, 1969）。

兰德（Land, 2000）认为生活质量应该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指标运动”。美国宇航局和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的一项旨在预测空间竞赛社会影响的计划共同推动了社会指标运动的发展（Land, 1983; Noll &Zapf, 1994）。而负责该计划的雷蒙德·鲍尔在《社会指标》中探讨了“社会指标”的术语和概念。在他的定义中，社会指标就是“统计数值、一系列统计量，以及其他形式的证据使我们能够判断正处于何种阶段，我们的价值和目标实现的情况如何”。这里鲍尔明确地道出了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研究之间的关系，即社会指标是生活质量研究的科学方法。由于缺少大量的数据和恰当的分析方法，这份研究报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此外，联合国也认为，社会指标可以被看作统计数值，用来反映重要的社会环境和用以评估这些环境及其演化的进程（United Nations, 1994）。这和鲍尔对社会指标的定义如出一辙，都强调了对社会各方面的评估，及观测这些方面在社会变迁中的变化。

自1966年《社会指标》出版发行以后，一批以社会指标为方法研究生活质量的文章和书籍应运而生。1969年美国联邦卫生、教育、福利部公布的一份《社会报告》（Toward a Social Report）认为健康与疾病，收入与贫穷，自然环境，公共秩序与安全，社会流动，知识、科学和艺术，参与和疏离都可以作为重要的社会指标（USDHEW, 1969; Rapley, 2003）。社会指标是“一种直接的规范化的统计数据，能够以简洁、综合、平衡的方式很容易地判断出某一社会主要方面的情况”（USDHEW, 1969: 97）。兰德（Land, 2000）认为，经济学家奥尔森在这份报告中界定了社会指标的含义，并把这些指标视为对福利状况的直接测量，并总结到，如果社会指标能够朝着良性的方向变化，表明社会在进步，或者说人们可以“生活得更加富足”。

20世纪70年代初，社会指标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相关著作和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1971年罗斯托在《政治与成长阶段》中，提出“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首次将生活质量纳入理论框架，产生了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社会进步指数（ISP）等。兰德描述了美国知识分子对社会指标研究的热情。

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1972年在华盛顿特区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委员会以协调社会指标研究。一系列学术著作的相继出版在界定和发展方法论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助于对幸福感的指标进行测量（Andrews&Withey, 1976; Campbell, Converse and Rodgers, 1976）；联邦政府开始采用一系列综合社会指标……根据定期的国家人口抽样调查，一些连续性的数据资料开始被广泛使用……1974年国际期刊《社会指标研究》的第一卷开始出版。（Land, 2000）

以上关于社会指标的概念界定和研究都是在美国开展的，但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并被国际组织采纳。《社会报告》（Social Reporting）是社会指标和生活质量研究最重要和最成功的应用（Noll, 2004）。目前，在欧洲国家中，发布国家层面的常规报告比较少（见表2-1）。欧盟20世纪70年代初进行的“欧洲指数调查”，在欧共体内部收集数据并开展纵向比较，每年都要进行3～5次的生活质量抽样调查；德国20世纪70年代建立社会政治决策指标系统，1977年开始发布第一份有关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的报告（鲍宗豪，2013）。荷兰每两年公布《社会文化报告》，英国每年都有《社会趋势》报告，法国每三年公布《社会数据》（Données sociales），这些出版社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Habich & Noll, 1994）。此外，像一些国家如葡萄牙、瑞士和捷克共和国的综合社会报告是近年来才开始出版的（Noll, 2004）。

虽然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指标研究出现了间断，但是高层次的研究还在继续着（Rapley, 2003）。除了由经合组织提供的公认效度较高的测量方法和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外，国际组织譬如世界银行也相继出版了有关国家社会福利指标的研究著作（United Nations, 1995）。这首先说明了社会指标研究的进步，是对日益增长的信息要求的回应，而这恰恰也是积极的社会政策以及应对生活质量概念化操作和定量化挑战所需要的（Noll, 2000; Rapley, 2003）。

20世纪80年代社会指标研究进入低谷时期，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社会指标对于国家统计资料的建立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一旦成熟后人们的兴趣就会降低；二是面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社会指标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林南、卢汉龙，1987）。然而恰恰是在此阶段，拥护市场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强调个体责任的思潮开始出现，人们开始对个体层面的、作为一种概念的生活质量的理念产生浓厚兴趣（Rapley, 2003）。因为人们意识到，人们最终追求的目标是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创造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很满意的生活环境是人所共有的天性（秦斌祥、朱传一，1988）。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生活质量强调对个体根植于其中的特定文化和价值系统的主观测量，这既反映了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超越，以及指标体系内涵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尊重，对个体价值、信仰、需要和利益的尊重，是学术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全面、丰富的集中体现。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更加凸显生活质量提升的内部机制以及影响因素，将生活质量作为观察人们身心健康的一种指示器。包括结构方程模型、分层线性模型等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生活质量的实证分析上升了一个大台阶，尤其是在关于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少数特殊人群生活质量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由于多学科交叉对生活质量研究的增加，通过生活质量与不平等、福利、自由、能力等核心要素结合起来分析社会问题，也推动了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来深入研究制约生活质量的环境因素，从个体自由、社会参与、集体行动等维度思考个体如何在公共空间实现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个时期既产生了审慎价值分析框架的生活质量理论，也产生了著名的能力视野下的生活质量理论。此外，在生活质量的指标方面，产生了“人类发展指数”“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等家喻户晓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生活质量研究发展到当下阶段，已经成为一个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概念表达。虽然在媒体、杂志、社交网站等地方已经将生活质量理解得非常宽泛，甚至说比较泛滥，但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学者们正越来越借助于特定的理论框架来思考什么才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哪些特质是组成人们生活质量的核心要素，以此来思考生活质量的测度空间。正是基于此思考，一方面，正在发展一些全局性指标，比如2011年加拿大学者马克提出的“真实发展指数”，其被广泛应用于美国、加拿大、塔希提岛等国家和地区。此外，还有2009年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所提出的用国民幸福指数（GNH）取代GDP的测量，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指标》中所确立的可持续发展指标等。正如兰德（Land, 2000，转引自Rapley, 2003）所指出的，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生活质量概念”，不仅提供了“一种社会经济政策目标”，而且还包含了诸多生活领域，不仅将个体物质和非物质的福利纳入其中，还把诸如自由、公正、对自然生活条件的永续保障等集体价值也纳入生活质量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考虑到文化和地域多样性，还可以积极发展和地区性的、社区性的相关社会福利指标，如澳大利亚的国家公民项目和“纽卡斯尔生活质量”项目、美国的“可持续的西雅图”项目等。

通过以上对西方生活质量研究历程的回顾，可以发现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生活质量研究的起点源于社会指标的研究，早期重点集中于客观指标的分析与评估，内容包罗万象，比较全面，但很多还是以经济指标为主，为政策分析提供参考和指南，反映了美国的实用主义比较盛行。第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注重对多元化生活需求的追求，对生活满意度的测量走向历史舞台，也适应了统计方法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有理论指导的优秀实证研究成果，相应的国际期刊也纷纷创立，国际研究力量日益增大，均有相应的发展报告定期出版。第三，生活质量研究日益多元化，既有国际范围的调查研究，也有区域化的调查研究。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研究、特殊群体的生活质量研究、心理学和文化视野中的生活质量研究等全面兴起，推动了生活质量研究和应用的复合发展，也造就了一批像迪纳、芬因霍芬、兰德等著名生活质量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