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起类

（一）单结构

1．三才

多义词。

一为天、地、人合称。古代易学范畴之一。语出《易传》中的《系辞》和《说卦》，用以说明六爻构成的位序。如《说卦》曰：“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大意是构成天、地、人都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而卦画是《易经》象征自然现象和人事变化的系列符号，以阳爻、阴爻相配而成，三个爻组成一个卦，即“兼三才而两之”。如乾卦第二爻言“田”，三爻言“君子”，五爻言“天”。依此顺序，《易传》作者认为，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合天、地、人而言，谓之三才。《易传》三才说，对中国传统理论思维整体思维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很大。

二指美术术语。三才即年画，中国画的一种。旧时年画因画幅大小和加工数量多少而有不同称谓。整张大纸的叫“宫尖”，一纸三开的叫“三才”；加工数量多而制艺细致的叫“画宫尖”“画三才”；颜色用金粉描画的叫“金宫尖”“金三才”。

三指中医术语，经外穴名。《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标幽赋》:“天地人三才也，涌泉同璇玑百会。”百会在顶应天，主气；涌泉在足应地，主精；璇玑在胸应人，主神。故称三才。另，中药里的“天冬”“地黄”“人参”也称三才。

四指姓名学术语。五格剖象法中的所谓三才，分别指天格、人格、地格数理的配置组合，与五行（木火土金水）生克（相邻相生，相隔相克）关系。根据数理与五行之间的内在联系，推算其配置组合是否合理。

五指人才学术语。视才、识才、智才的合称。今人苍山牧云（潘成稷）《三才赋·序》:“世有云：三才天地人，三光日月星。三德仁孝义，三朝夏商周。古来以三为吉祥，颇多用之。是故，士亦有三才，曰：视才、识才、智才，苍山牧云作赋释之。”他在列举了大量事实后，对三才含义进一步作了阐释：“视才者，眼高源于境界，视力可破宫墙。非井底之蛙所能窥测也。”“识才者，识物一也，识人二也，识事三也。”“智才者，怨而能辨，浊者能扬，干而能劳，乱而能治。”

此外，还有《阴符经》以天地、人、万物为三才，北宋邵雍称形、气、神之为三才等多种说法。

2．三卫

多义词。

一指唐代禁卫军的亲卫、勋位、翊位，合称“三卫”。

二指宋代掌管禁军的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三衙”，亦称“三卫”。

三指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太祖朱元璋在东蒙古置泰宁、福余、朵颜三卫，因地处兀良哈部落，统称“兀良哈三卫”，简称“三卫”。其分布大致为：自大宁前抵喜峰，近宣府，为朵颜卫；自锦、义历广宁，渡辽河至白云山，为泰宁卫；自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为福余卫。成祖与三卫约定，脱离宁王（朱权）而自为藩部，每年发给耕牛、农具、种子从事农耕，在广宁等地互市。明成祖弃大宁，旨在使三卫为北境屏障，解除其南下夺位的后顾之忧。三卫地处明境与鞑靼之间，终明一代时叛时服。从16世纪中叶开始，三卫渐为蒙古部落所并。

四指明初建州三卫。明初年，居于牡丹江与松花江汇流处的女真人胡里改部和斡朵里部开始向东南迁移。胡里改部迁至原渤海故地，今绥芬河流域。永乐元年（1403年），明政府在此置建州卫，委任该部首领阿哈出（明廷赐名为李承善）为都指挥使。斡朵里部迁至图们江流域，其后又迁至绥芬河流域，依附建州卫而住牧。据《明实录》记载，最迟于永乐十四年明政府在此置建州左卫，委任该部首领猛哥贴木儿（《满洲实录》等作孟特穆）为都指挥使。后两卫辗转迁徙。正统三年（1438年），建州卫迁至浑河上游的苏子河流域，以今新宾县老城区为中心点住牧。两年后，建州左卫也迁来此地。正统七年，明政府从建州左卫中分出建州右卫，委任猛哥贴木儿次子董山（或作童仓）掌左卫，委任董山异父弟凡察掌右卫。建州三卫由此形成。万历元年（1573年）明边将李成梁加筑宽奠六堡（今辽宁宽甸一带），危及建州女真的生计，招致王兀堂掠边。八年，为李成梁击败。十年，王杲之子阿台重据古勒寨，并数次犯边，翌年又被李成梁摧毁，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均死于此役。同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金国，建州三卫结束。

3．三办

明代皇室所用物料征调方式合称。指“岁办、额办、采办”。皇室的日用消费品，按“任土作供”原则，每年由产区进贡物料，称岁办；所需物料多有定额，按额定征解、造办，称额办；当进贡的物料不能满足需求时，须由官府出钱购买，称采办。

明初，尤其是明太祖时期，皇室生活尚较节俭。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萌芽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统治集团的贪欲，其腐朽性日益凸显，生活上荒淫无度，利用皇权派遣宦官四处采办，大肆搜刮，人民不堪重负。不仅官办，还由官府出钱招商人承办。皇室大肆挥霍始于英宗，中经宪宗、武宗两朝，到世宗和神宗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掌管三办事宜的机构是工部四司（营膳、虞衡、都水、屯田）及24衙门（酒膳馐肴掌于光禄寺）。岁岁采办，常遣专使，最为民害。英宗天顺时，仅光禄果品就比旧额增加1/4。到武宗正德时，每日、每月给宫中进奉的物品数倍于天顺时期。神宗朱翊钧更是贪财好货，兴三大殿之工，仅采办摊派楠、杉木料，就花费银930余万两；而岁办，攫取玉石珠宝等物，则更是不遗余力。至万历年间，许多商人苦于累赔破产，竞相逃匿。朝廷又佥京师富户为商承办，令旨一出，中佥者如同赴死，纷纷重贿求免，而官府勾结如奸盗，商民苦不堪言。“三办”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

4．三元

多义词。

一指一年之始。“元”为始、开端的意思。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为年、季、月之始，古称“三元”。

二指货币单位值。如人民币三元、美元三元、日元三元等。

三指道教术语。《道藏》注释称：“三元者，元，本也。但以上三官为万物之行本，故曰三元”。其题解称：“一切众生，生死命籍，善恶簿录，普皆系在三元九府，天、地、水三官考校功过，毫分无失。所言三元者，正月十五日为上元，即天官检勾；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即地官检勾；十月十五日为下元，即水官检勾。一切众生皆是天地水三官之所统摄。”自北魏后，三元又合称为“三元日”“三元节”。因此，民间汉族也以“三元”为传统节日，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也称“元宵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俗称“七月半”或“鬼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

四指三个甲子合称。术数家以六十年为一甲子，称第一甲子为上元，第二甲子为中元，第三甲子为下元，总称“三元”。《晋书·苻坚载记下》:“从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穷于下元，天地一变，则三元而止。”

五指日、月、星神的总称。《黄庭经》:“上睹三元如连珠。”注曰：“三元，谓三光之元，日、月、星也。”

六指明清科举制度三级考试各级第一名的合称。乡试（相当于今省级）考中的称“举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相当全国级）考中的称“贡士”，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为最高级别，由皇帝在宫中主考，又叫廷试，按成绩高下分为“三甲”，每甲各三名。“一甲”叫“进士及第”，第一名叫状元。如果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名列第一，则称为“连中三元”。

此外，还有指“天、地、人”三才为“三元”等多种说法。

5．三巴

古地名合称。东汉末年，益州州牧刘璋分巴郡为永宁、固陵、巴三郡，后又改为巴、巴东、巴西三郡，称为“三巴”。相当于今四川嘉陵江和綦江流域以东的大部。西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建安六年，鱼復蹇允白璋争巴名，璋乃改永宁为巴郡，以固陵为巴东，徙羲为巴西太守，是为三巴。”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安帝元兴三年》:“玄以桓希为梁州刺史，分命主将戍三巴以备之。”南宋胡三省《资治通鉴广注》:“三巴，巴郡、巴东、巴西也。杜佑曰：渝州，古巴国，谓之三巴。以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三迴，如‘巴’字也。”南朝宋泰始五年（469年），分益州为巴郡、巴西、梓潼、荆州之巴东、建平五郡，置三巴校尉，领巴郡太守。

也泛指四川。（明）施敬《巴阳夜泊》:“独棹三巴夜，秋高片月孤。”黄钧《自成都归舟中作》:“久客三巴事可哀，锦江七月放船回。”

6．三生

佛教称“三生”为前生、今生、来生。亦即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唐）白居易（772—846年）《自罢河南已换七尹偶题西壁》诗：“世说三生如不谬，共疑巢许是前生。”这里所说巢许，指巢父、许由，传说中古代的隐士。

三生有幸，指前生、今生、来生很幸运。形容运气非常好或获得极为难得的机遇。三生有幸的典故源自唐朝，后以北宋苏东坡《僧圆泽传》流传最广。大意为，唐代隐士李源，住慧林寺，与主持圆泽交好，互为知音。两人相约去四川峨眉山游玩，圆泽想取道长安陆路入川。在李源的坚持下，后行长江水路而往。一日在江边遇一身孕3年之妇，圆泽向李源哭诉原不愿走水路就是因为注定要做这妇人之子，其之所以3年未生，皆因他未来到。今已无法躲开，只好如此。让李源待妇人生子后，呼叫圆泽名字，如其子朝源一笑，即是。当晚圆泽圆寂，孕妇产子。李源照前说去办，果然应验。依约，13年后李源到杭州天竺寺与圆泽见面，只见一牧童唱道：“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李源上前相认，确定无疑。因尘缘未了，牧童又唱“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江山游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唱毕，即离去。因为这个缘故，后人把牧童当年所倚之石叫“三生石”，至今仍留在西湖边上。“三生有幸”也慢慢地成了人们表示彼此渴望相识或相见恨晚的代名词。

7．三乐

多义词。

一指三种快乐的情境。随文而异。《孟子·尽心上》:“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它代表了儒家理想人生的三件乐事。

二指三种爱好。《论语·季氏》:“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孔颖达疏：“言人心乐好损益之事，各有三种也。”三指春、夏、秋三时之务。《国语·越语下》:“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之乐。”三国（吴）韦昭注：“三乐，三时之务，使之劝事乐业也。”

四指佛学三乐。出自《大宝积经》，指天乐、禅乐、涅槃乐。

8．三司

我国古代官名合称。三司称谓与执掌历代各异。周代已有此词，西汉今文经学家据《尚书·大传》《礼记》等书以三公为三司，即司马、司徒、司空。古文经学家则据《周礼》以太傅、太师、太保为三公，称三司。秦不设三公。两汉实行三公制两百余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罢三公而置丞相、御史大夫，自为丞相，至此三公制遂告终止。曹魏恢复三公制。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公仍位居极品。至隋，三公不再开府，僚佐全部撤销，完全成为虚衔或“优崇之位”。唐以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为三司，主理刑狱。武则天当政后，以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杂按为三司。唐中期以后和宋代以盐铁、度支、户部为三司，主理财赋。明代以与行省平行的三个最高机构，即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合称三司。明初沿用元制，地方设行中书省，后因行省权力太大，遂分为三，设都、布、按三司。

都指挥使司是地方最高军事机构。其官名始于五代，是统兵将领的称谓，简称都司。明洪武八年（1375年）置都司13，后增为17，永乐后增至21。都司及同知佥事，常以一人掌事，曰掌印；一人练兵；一人屯田，曰佥书。凡遇朝廷凶吉大事，上奏时，序于布政司、按察司之上。

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是一省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等12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废行省平章政事等职，将参知政事改为布政司。至宣德初年，除两京外，全国设13布政司。初，布政司调至京师供职，位与尚书、侍郎、副都御史同尊。后来明朝为了加强统治，在地方逐渐增设巡抚，成为各省之长。巡抚与巡按合称两台，布政司及按察司、都司，均为巡抚属下。

提刑按察使司简称为按察司，是一省最高的司法机构。其职责是除官弊，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澄清吏治。遇重大案件，与都、布二司会议，报告巡抚，听命于部院。洪武十五年（1382年）又置天下府州县按察分司，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将按察分司改为41道。建文时，又将13道改为肃政按察司。明成祖初，复旧。明中叶后，或置或废，不可胜记。

9．三古

多义词。

一般指我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期。具体说法不一。①《韩非子·五蠹》:“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此说中古指虞夏之际。②《汉书·艺文志》:“《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③（唐）颜师古注引孟康曰：“《易·系辞下》曰：‘《易》之兴，其於中古乎？’然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④《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唐）孔颖达疏：“伏羲为上古，神农为中古，五帝为下古。”⑤（元）李治《敬斋古今注》卷五：“前人论三古各别者，从所见者言之，故不同。然以吾身从今日观之，则洪荒太极也，不得以古今命名。大抵自羲、农至尧、舜，为上古；三代之世，为中古；自战国至于今日以前，皆下古也。”⑥泛指古代。《魏书·律历志上》:“三古所共行，百王不能易。”此外，也有指书体演变过程的古文、大篆、小篆为“三古”；还有指南宋爱国丞相江万里三兄弟为“三古”（江万里号古心、江万载号古山、江万顷号古崖，先后科举高中，登仕朝廷高官）。

10．三冬

多义词。

一指三个冬天，即三年。《汉书·东方朔列传》:“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万言。”（清）王先谦注：“案：三冬谓三年，犹言三春三秋耳。”（唐）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贫子冬日乃得学书。”（清）俞樾（1821—1907年）《古书释义举例》卷三：“三冬亦即三岁也。学书三岁而足用，故下云‘十五学击剑’也。注者不知其举小名以代大名，乃泥冬字为说，云‘贫子冬日乃得学书’，失其旨矣。”（元）武汉臣《玉壶春》楔子：“凭我三冬足用文章绝，挥翰墨，走龙蛇。”

二指冬季。唐末杜荀鹤（846—904年）《溪居臾》诗：“不说风霜苦，三冬一草衣。”亦指冬季的第3个月，即阴历十二月。元顾瑛《呈缪叔正》诗：“阿翁九月新成服，老父三冬未见归。”

三指栽桑养蚕业术语，即“三冬工作”。每年10月至次年1月，桑农都要进行桑树冬管护理，对蚕室、蚕具进行清洁消毒等，概括为“冬管、冬建、冬消”工作。因此，简称“三冬工作”。

四指菜肴名。用冬笋、冬菇、冬菜按一定比例搭配，加上调料烹制而成的菜肴，称“三冬”。

11．三礼

多义词。

一指《周礼》《仪礼》《礼记》三书合称，见东汉郑玄（127—200年）所注《三礼》。“三礼”记载、保存了许多周代的礼仪，其中《周礼》偏重政治制度，《仪礼》偏重行为规范，《礼记》偏重对具体礼仪的解释和论述。“三礼”是各种礼制的总和，包括我国古代“礼”的全部内容，也是古代政治制度的三部儒学经典。昔人以《周礼》《仪礼》为周公所作，《礼记》为西汉戴德（人称大戴）、戴圣（人称小戴）叔侄所删记。东汉何休疑《周礼》作于六国之时，宋儒亦多疑之，惟刘歆、郑玄信为周公致太平之书。也有人认为属刘歆伪造，清代方苞《周官义》已开其端，近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言为刘歆伪造无疑。

二指古代祭天、祭地、祭宗庙之礼。《书·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孔传：“三礼，天、地、人之礼。”《隋书·礼仪志一》:“唐虞之时，祭天之属为天礼，祭地之属为地礼，祭宗庙之属为人礼，故《书》云命伯夷典朕三礼。”

12．三玄

多义词。

一指魏晋时期对先秦典籍《老子》《庄子》《周易》的统称。“三玄”一词始见于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庄》《老》《周易》，总谓三玄。”“玄”之奥妙莫测的概念，源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晋学者称之为玄学。

魏晋“三玄”之学与先秦有所不同：先秦以《易》学为儒家系统，魏晋玄学则以老庄解《易》为宗，是儒道结合的产物；先秦的《老子》《庄子》对儒家礼教颇有微词，而魏晋玄学解释老庄，除嵇康、阮籍外，一般主张儒道合一；先秦的《老子》《庄子》在哲学上原主张“有生于无”之说，而魏晋玄学解释老庄，则“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至南朝宋时，正式以《庄子》《老子》《周易》为玄学经典。

二指日、月、星。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笺》卷五十：“天有三玄，谓日、月、星。”

三指佛家语的三种奥义。临济宗禅师宣扬教旨：一句中有三玄，一玄中有三要，总称九带。《续灯录·东京华严普孜禅师》:“师为人清秀杰出，唱临济下三玄九带，造曹洞五位十玄，皆妙得其家风要旨。”

13．三台

多义词。

一指我国古代官制。汉代对尚书、御史、谒者的总称。以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合称“三台”。《后汉书·袁绍传》:“坐召三台，专治朝政。”隋代，炀帝置司隶台，与谒者台、御史台合称“三台”。唐代，尚书省称中台，中书省称西台，门下省称东台，合称“三台”。唐代司空曙《和常舍人晚秋集贤院即事》诗：“官附三台贵，儒开百氏宗。”

二指三种观台。《诗·大雅灵台序》唐孔颖达疏引东汉许慎《五经异义》，谓古天子有三台：“有灵台以观天文，有时台以观四时施化，有囿台以观鸟兽鱼鳖。”

三指星官名，也叫“三能”，属太微垣。《晋书·天文志》:“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次二星曰中台……东二星曰下台。”《步天歌》:“北门西外接三台，与垣相对无兵灾。”

四指铜雀等三台。东汉末年，曹操于邺城修筑的铜雀（中）、金虎（南，后改名金凤）、冰井（北）三台。史籍载：铜雀（中）台修筑于建安十五年（210年），高10丈，其上建有5层楼，立铜雀于楼顶，有屋101间，窗户都用铜雀罩装饰；金虎（南）台修筑于建安十八年，高8丈，有屋135间；冰井（北）台修筑于建安十九年，有屋145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15丈。其雄伟壮观，堪称一绝。后经战乱，多次毁坏又复修、扩充。三台遗址，元以后为漳水所毁。近年来，当地政府投入巨资修复邺城三台。铜雀三台遗址公园于2001年被列为国家3A级景区，临漳县邺城博物馆和铜雀三台遗址公园于2012年11月被列为省级科普基地。

五指地名三台县。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南部，原名“上伍城”，是“古郪国”的一部分，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始置广汉郡郪县。北宋名臣苏易简、著名诗人苏舜钦、著名文学家和书画家苏舜元祖孙三人都出生在这里，故有三台县之称。

14．三正

春秋时期有夏历、殷历和周历，三者的主要区别是岁首的不同，故称“三正”。“正”，是指正月。《书·甘誓》隋唐间陆德明释文引东汉马融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即夏正建寅（所有季节与现在相同）、殷正建丑（当时的一月，相当于现在的十二月）、周正建子（当时的一月，相当于现在的十月）。《左传》说：“火（星）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这表示三种历法的正月，在各地处于不同的时节。《史记·历书》说：“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这是以夏历为标准的，两种说法其实质一致。《左传》《史记》都认为夏朝用夏正、商用殷正、周朝用周正。各地用正，其义相同，古人大都沿用此说，近代研究者也颇多认可。如我国科学史专家钱宝琛认为，所谓夏、商、周三历法，实际是春秋时代夏、商、周三民族地区的历法，而不是三个王朝的历法。

战国秦汉之际有所谓“三正论”，认为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是三代轮流更改正朔，因“王者始起”要“改正朔”“易服色”以表示受命于天。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以建亥之月（即夏历十月）为岁首，但因夏历比较适合农事季节，故秦并不称十月为正月（叫端月），不改夏四月为秦正月，春夏秋冬的搭配仍和夏历相同。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用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此后约两千年间（除王莽和魏明帝时一度改用殷正，武则天和唐肃宗一度改用周正外），一般都使用夏正。

15．三考

我国古代官吏考绩制度。即经过三次考核决定升降赏罚。各代所指内容有所不同：

《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唐）孔颖达疏：“言帝命群官之后，经三载，乃考其功绩；经三考则九载；黜陟幽明，明者升之，暗者退之。”此指上古。

《春秋繁露·考功名》:“天子岁试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计。”此指汉代。

《新唐书·选举志下》:“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定考选之格——三省官，诸道敕补，检校五品以上及台省官皆三考，馀官四考，文武官四品以下五考。”此指唐代。

又，旧时科举中的“乡试”“会试”“殿试”，亦称“三考”。

16．三老

多义词。

一指上寿、中寿、下寿。《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寿。”唐孔颖达疏：“上寿百二十岁，中寿百，下寿八十。”又《左传·昭公三年》:“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西晋杜预注：“三老为上寿、中寿、下寿，皆八十已（以）上。”

二指古代掌教化的乡官。战国时魏有三老，秦置乡三老，汉增置县三老，东汉以后有郡之三老，间或有国之三老。《汉书·高帝纪上》:“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之三老一人为县三老。”《后汉书·王景传》:“父闳为郡三老。”

三指资深望重的长者。《礼记·乐记》:“食三老、五更于大学。”东汉郑玄注：“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三德，指正直、刚、柔；五事，指貌、言、视、听、思）

17．三因

多义词。

一指中医学名词。病因分类方法之一，是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的总称。南宋名医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以寒、暑、燥、湿、风、热（一般作“火”）“六淫”之邪为外因；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的过度为内因；其他如饥饱、劳倦、跌扑、压溺、金疮及虫兽所伤等，统称不内外因。

也为中医临床治疗法则之一，称三因制宜。即：因人制宜，根据患者年龄、性别、体质、生活习惯等个体差异，制定治疗措施；因时制宜，根据季节气候特点制定适宜治疗方法；因地制宜，按照地域环境不同，采用合理治疗手段。

二指佛教名词。即应得因（指依真如空理而修因行，应得菩提之果）、加行因（指依菩提心，加功用行，以此为因，能证得法身之果）、圆满因（指由加行，故因行圆满）。

18．三齐

古地区名，泛指今山东大部分地区。据《史记·项羽本纪》载，秦子婴元年（汉高祖元年，前206年）十月，刘邦灭秦。项羽以齐国故地立故齐王族人田都为齐王，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以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以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今山东泰安东南，《正义》说在济水之北）。合称“三齐”。但这一分封法，遭到另一田氏的强烈反对。此后不久，田荣起兵，赶走田都，杀死田市、田安，并拥有三齐之地。

19．三伏

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出现在每年阳历7月中旬到8月下旬。其气候特点是气温高、气压低，湿度大、风速小，故又称“大伏天”。《初学记》卷四引《阴阳书》:“从夏至后第三庚为初伏、第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后伏，谓之三伏。”亦称头伏、二伏、三伏，第三伏为末伏。一般情况下，10天为一伏，共30天；但有的年份“中伏”为20天，则共有40天。

“伏”，也称“长夏”，是古代历学家根据五行理论对季节做出的另类安排。其中“伏”为“土”，表示阴气受到阳气所迫而藏于地下的意思。五行家将春、夏、秋、冬四季，冠以木、火、金、水，从秋到冬为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的自然循环；但由夏到秋则为火克金，故金不能出来，就要“潜伏”一段时间，潜伏就是“伏”的本义。秋天属“庚辛金”，所以“入伏”要从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开始。“庚日”是“甲子纪日”，与夏至的时差不定，当夏至与立秋之间出现4个庚日时中伏为10天，出现5个庚日，则中伏为20天。这样就会出现30天“伏”和40天“伏”的现象。

三伏天是阳气最盛的阶段，人体腠理疏松，经络气血畅通，有利于药物渗透与吸收。而庚日又与肺经有关（庚日为金，属大肠，大肠与肺相表里），为温煦肺经阳气、驱散内伏寒邪的最佳时机。选用温经散寒、化痰平喘的药物，对膀胱经及督脉腧穴进行敷贴，能够收到扶正祛邪的功效。饮食方面，应适当多吃一些宜于健脾的味甘、酸的消暑食品。

20．三行

多义词。

一指古代军队一种建制。春秋时各国兵士多乘战车作战，晋文公五年（前632年），晋国为了抵御狄族，在“上、中、下”三军以外，创设三支步兵，即中行、右行、左行，称为“三行”，用以配合上、中、下三军战车作战，合称六军。

二指三种德行。《周礼·地官·师氏》:“（师氏）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

三指佛学用语。亦名三种“业”，即：福行（因修十善等获福之行）、罪行（因作五逆十恶等罪）、无动行（或不动行，修世间禅定）。出自《大智度论》及《正法念处经》。

21．三多

多义词。

一指古时谓之“多福、多寿、多男子”。《庄子·天地》:“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旧时以“三多”为祝颂之词。源出“华封三祝”的传统吉祥图案，以佛手、桃子和石榴组成，寓意多福、多寿、多子。

二为佛教用语。指多接近善友，多闻法音，多修不净观。多修不净观，谓应多省察种种不净的观念。一说指多供养佛，多事善友，多问法要。

三是为文三多。陈师道《后山诗话》:“永叔（欧阳修）谓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22．三关

古代对三处关隘的合称。有多种说法：

一是上党三关。《后汉书·冯衍传》:“夫上党之地，有四塞之固，东带三关，西为国蔽。”唐李贤注：“三关谓上党关、壶口关、石陉关也。”上党关在今山西屯留县境内，壶口关在今长治市黎城东南，石陉关无确考，一说为今襄垣县东南的井谷关。均在今山西省上党地区东部，为太行山要隘。

二是川蜀三关。《三国志·吴志·贺劭传》:“刘氏据三关之险，守重山之固。”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注引晋张莹《后汉南记》:“蜀有阳平、江关、白水为三关。”阳平关在今陕西宁强西北，为陕、秦入蜀咽喉；江关在今重庆市奉节东，西汉时曾置都尉于此，为长江入川门户；白水关在今四川广元市西北，为陕、秦入蜀要隘。

三是义阳三关。今河南信阳市南与湖北省交界的大别山区三处关隘。《南齐书·州郡志》:“司州，镇义阳。……有三关之险，北接陈、汝，控带许、洛。”此三关为南北朝时义阳郡（治今河南信阳）的南平靖、黄岘、武阳三关的合称，又通称义阳三关。三关与郡城相接，势如首尾，为南北兵争要地。

四是内外三关。明以山西境内沿内长城的雁门、宁武、偏头称为外三关，是山西的门户；以今北京、河北境内沿内长城的居庸、紫荆、倒马为内三关，为京师要隘。“西偏有警，必分列戍守于此”（《读史方舆纪要》卷十）。

此外，也有人将在今河北省境内的淤口关（霸县东）、益津关（霸县）、瓦桥关（雄县）称为三关。相传，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世宗北上攻取瀛、莫等州，就以此三关与契丹分界。

23．三江

古代三条江流合称。有多种说法：

《书·禹贡》扬州：“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周礼·职方》扬州：“其川三江。”这里所说的“三江”，是指长江、黄河、淮河。汉以后有多种解释：一说以今吴淞江和芜湖、宜兴之间，由长江通太湖之一水，并长江下游为南、中、北三江，见说本《汉书·地理志》；一说以今赣江、岷江、汉江，为南、中、北三江，见说本（南宋）盛弘之《荆州记》；一说以《汉书·地理志》的分江水（这是一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水道，据说起自今安徽贵池，分长江水东出至浙江余姚入海）、中江、北江为三江，见说本《水经注》；一说以浙江、浦江（浦阳江）、剡江（曹娥江）为三江，见《吴越春秋》；一说以松江（吴淞江）、钱塘江、浦阳江为三江，见（三国吴）韦昭《国语》注；也有以岷江、松江、浙江为三江之说，见《水经注》引郭璞注；还有称松江、娄江（浏河）、东江（已堙塞）为三江，见（东晋）顾夷《吴地记》。

古时各地有“三江”之名的水道很多，如《山海经·海内东经》将大江、南江、北江总称岷三江；郭璞注《山海经·中山经》称长江、湘水、沅水为三江；《元和郡县志》称岷江、澧江、湘江，为西、中、南三江等。可见，上述所谓三江说法各有所指，差异较大。由此推测，三江实际上并非确指某几条河流，应为众多水道的泛称。

现代最有代表性的三江说有二：一是西南三江，即长江、黄河和澜沧江，因“三江源”而蜚声海内外；二是东北三江，即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因“三江平原”而世人皆知。

24．三军

军队的总称。春秋时，大国多设三军。如晋国设中军、上军、下军，以中军之将为三军统帅。楚国设中军、左军、右军。《商君书·兵守》言守城之法：“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男作战，壮女治守备，老弱者承担后勤补给。《论语·子罕》:“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西汉李陵《答苏武书》:“陵先将军功略盖大地，义勇冠三军。”

近、现代一般作为军种合称，以陆、海、空军为“三军”。

25．三吴

古地区名。始见于六朝时期，所指地理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吴、吴兴、会稽三郡；广义除这三郡外，还包括其他一些郡，即今长江下游江南一带。东晋以后，“三吴”频繁见于史书之中，但说法不一。三国时期，吴国韦昭《三吴郡国志》（其书亡佚），所指三吴不详。《三国志》《晋书》中有相关记载。《水经注·浙江水》:“世号三吴：吴郡、吴兴、会稽为一焉。”《通典·州郡典》《小学绀珠》《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均称吴郡、吴兴、丹阳为三吴。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四十八《考证》所言甚详，其结论是：“三吴之说，世未有定论。”六朝以来，三吴为东南富庶地区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的统称。如北宋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词：“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毛泽东《七律·登庐山》诗：“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唐宋以后，东南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划分更为细化，三吴则专指太湖地区。至于北宋税安礼《历代地理指掌图》以苏、常、湖三州为三吴，明代周祁《名义考》以苏州为东吴、润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均为后起之说。

26．三仓

我国汉代流行的启蒙学童识字的三种字书。秦李斯作《仓颉篇》7章，赵高作《爰历篇》6章，胡毋敬（一说胡母敬）作《博学》7章，都是四言韵语，用小篆书写。汉代隶书盛行，改用隶书，合三篇为一书，断60字为一章，共3300字，55章，称为《仓颉篇》。西汉平帝（公元5年）时命沛人爰礼等百余人说文字未央廷中，扬雄又取其有用的字作《训纂篇》，东汉和帝（89～106年）时郎中贾鲂又作《滂喜篇》。后人合3书为3卷，以《仓颉篇》为上卷，《训纂篇》为中卷，《滂喜篇》为下卷。晋人合称为“三仓”。东晋郭璞有《三仓注》3卷（见于《隋书·经籍志》）。（清）孙星衍、任大椿，近人王国维等皆有辑本，以王氏辑本较为详备。

此外，也有“三仓”的地名。江苏省东台市东部有个镇叫作三仓镇，因古代盐商在此建立盐仓，故而得名。

27．三余

指利用三种相对闲暇时间读书学习。三国魏人董遇告诫学人应用“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抓紧读书，惜时如金，聚少成多。

语出三国（魏末）史学家鱼豢《魏略·儒宗传·董遇》:“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从学者云：‘苦竭无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这段话大意为，董遇对《老子》很有研究，为它作了注释。对《左氏传》也下过工夫，并根据学习心得写成了《朱墨别异》。有读书人向他求教，他不愿意讲一般的大道理，而是简单地说：“一定要先读百遍。”又说：“书读了一百遍，其中的道理便自然明白。”请教的人又说：“只是苦于没有那么多时间。”董遇告诉他们：“应当用‘三余’时间。”有人接着问“三余”是什么？董遇说：“冬天没有农活是一年里的空闲时间，夜里不便下地干活是一天中的空闲时间，阴雨天不便外出做事也是一种空闲时间。”董遇的经验之谈，对后人的读书学习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东晋陶潜（365—427年）《感士不遇赋序》:“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

28．三远

山水画技三种取景法。它既涵盖了对山水的透视关系，又是山水画构思的基本理念。北宋郭思（1102—1110年）《林泉高致》（文渊阁《四库全书》称其为《林泉高致集》）载其父郭熙之言：“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北宋韩拙《山水纯全集》又增三远：“近岸广水，旷阔遥山者，谓之‘阔远’；烟雾溟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谓之‘迷远’；景物至绝，而微茫缥缈者，谓之‘幽远’。”后人合称为“六远”。元代黄公望《山水诀》参合两家之说，谓“山论三远，从下相连不断谓之平远；从近隔开远对谓之阔远；从山外远景谓之高远。”

三远之法，自郭熙提出后，到韩拙和后代的黄公望、王概，以及曾到日本旅徙的费汉源，都有不同的发展。郭熙还在三远中提到了三种色调感觉，即高远之色别样，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暗。结合他对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的分析，说明是作者深入观察思考后的切身感受。由于景物高低、前后和远近的等差不同，当人们面对高山自下而上仰视山巅时，自然觉得山色清楚明晰，山峰傲立突出；如自山前移望山后，又会感到山色阴晦而重叠；如自近山望远，会从大气层中产生一种缥缈模糊之感。

29．三戒

多义词。

一指三种宜加警惕、戒除的行为。如，戒色、戒斗、戒得。《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三国（魏）玄学家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得，贪得。”又，戒妄出入、妄言语、妄忧虑。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杂识》:“齐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语、不妄忧虑。”又，戒大怒、大欲、大醉。清沈复《浮生六记·养生记道》:“卫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欲并大醉。”

二指柳宗元所写的一组寓言故事，题名《三戒》。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散文，为柳氏贬谪永州时所作。他以辛辣的笔调讽刺那些世俗小人，如麋之可怜、驴之可悲、永鼠之可憎。所谓“三戒”，可能是取《论语》“君子有三戒”之意。

另在佛教、中医学和古代史籍等文献中也有“三戒”词语，均分别表述不同的含义。

30．三苏

北宋文学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的合称。“三苏”并称始见于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该书卷四“才识条”说：“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父子三人从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到东京（今河南开封）。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荐，他们的文章很快饮誉社会，为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三苏”是北宋文坛的“一门三杰”，并列于“唐宋八大家”之中，在我国文学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特别是苏轼占有更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苏洵（1009—1066年，号老泉，字明允）。其文章见解精辟，论点鲜明，论据充分，纵横古今，语言犀利，很有气势。苏洵著作宋代流行的原版本大都散佚，今存有《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嘉祐集》15卷、《四部丛刊》影宋钞本。苏洵诗作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他精于谱学，创造了现代修谱方法之一的苏氏谱例，影响久远。

苏轼（1037—1101年，号东坡居士，字子瞻，世称苏东坡）。他既是宋代伟大的文学家，又擅长绘画和书法，在诗、词、散文和书画等方面都有杰出贡献，现存诗2300多首，词340余首和散文一批。他的诗作意境清新，笔力雄壮，变化多端。佳作有《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等。他是宋代词坛豪放派的创始人，词作视野开阔，想象丰富，热情奔放，雄健豪迈，挥洒自如。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的散文更是代表了北宋文学鼎盛时期的最高成就。秦观《答傅彬老简》:“三苏之中，所愿学者，登州（苏轼）最优。”

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自号颍滨遗老）。他善于驾驭多种文体，其散文尤有特点，“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苏轼《答张文潜书》）。他的诗文受父兄影响较多，擅长政论和史论，风格也相近。代表作有《新论》《六国论》等，现存诗1189首，文学成就斐然。

31．三舍

多义词。一为古时计程量词。春秋时用于计算行军的里程，舍，合当时的30里，三舍为90里。《国语·晋语四》:“若以君之灵，得反（返）晋国，晋楚治兵，会于中原，其辟（避）君三舍。”三国（吴）韦昭注云：“古者师行三十里而舍，三舍为九十里”。这个故事是说晋公子重耳（晋文公）逃亡到楚国时，楚成王接纳了他，并问他将来何以报答。重耳说，如果将来晋楚交兵，“退避三舍”。楚成王见他志向远大而又生活简朴，言辞文雅符合礼仪，派人把重尔送回晋国。后来晋楚果真发生城濮之战，晋文公信守诺言，把军队后撤90里。成语“退避三舍”源于此。也用于比喻对人做出让步，以避其锋芒，从长计议。舍，也有多于30里的说法，如宋《增韵》:“又三十五里为一舍”。现代多采用“一舍三十里”的说法。

二是二十八宿每宿为一舍，三舍指三个星座的位置。《吕氏春秋·制乐》:“启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启，今夕荧惑，其徙三舍。”《淮南子·览冥训》; “鲁阳公与韩搆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为反（返）三舍。”

三是北宋元丰以后，太学分为三舍。即上舍、内舍、外舍。宋曾糙《高斋漫录》:“崇宁初，蔡京用事。章公惇谓客曰：‘蔡元长必行三舍，奈何？’客曰：‘三舍取士，《周官》宾兴之法，相公何为不取？'”

32．三孤

古时三种高官的别称。周成王时立少师、少傅、少保，合称三孤，是三公的副职。其地位低于公而高于卿。秦、汉以后废，北周复置，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作为次相之任。《北堂书钞》卷五十引东汉许慎《五经异义》:“天子立三公曰太师、太傅、太保，……又立三少为之副，曰少师、少傅、少保，是谓三孤。”《通典》卷二十：“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三孤之名沿用至明清，为正一品荣衔官职。“三公”与“三孤”又合称“公孤”。

33．三学

多义词。

一指古代学业科类。唐代以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合称“三学”。宋代把太学再分为上、内、外三舍，也叫“三学”。

二指佛家认为应当修持的基本功课，包括戒（律）、定（禅）、慧（智）三个方面学业。

34．三姓

古地名。清代前期东北边陲重镇之一，名为和屯噶珊（汉语称古城屯）。后因克宜克勒（一称依克勒）、努雅勒（一曰努叶勒葛）、祜什哈哩（一称湖西里）三姓赫哲居此，归顺最先，改称依兰哈喇。满语依兰为三，哈喇为姓，故称三姓。故址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位于牡丹江与松花江合流处，濒松花江南岸，东临倭肯河，城有三面江流环绕，为水陆交通枢纽。辽为五国城部的越里吉部，金属胡里改路（今依兰），元在此置胡里改万户府、斡朵怜万户府（今依兰附近）。明于此置和屯卫。建州女真曾居此地。

以后，舒穆鲁氏赫哲人陆续迁来此地。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从四姓赫哲中挑选被甲200名，编为4旗，又从吉林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市，系满语，意为沿江的城池）选派协领一员统辖，隶属宁古塔副都统。次年又筑城驻守，名三姓城，为清代前期东北地区的一个重镇。雍正五年（1727年），设置副都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建行省，改将军为总督。三姓裁去副都统，改设依兰府，隶属东北路兵备道。1913年，改为依兰县。今为黑龙江省依兰县政府所在地。

35．三刺

多义词。

一指我国西周时期听狱断讼的一种制度。《周礼·秋官·司刺》:“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郑玄注：“刺，杀也。讯而有罪则杀之。”是指狱官审结案件后，须经询问群臣（士以上）、群吏（府吏胥徒庶人在宫者）、万民（民间有德行不仕者，即绅士）的意见三个程序，才能正式定罪，执行刑法。

二指古代中医针刺法的一种。《灵枢·官针篇》:“始刺浅之，以逐邪气而来血气；后刺深之，以致阴气之邪；最后极深刺之，以下谷气。”此方法是把针刺入皮下的深度分为三层，先刺至浅层，再较深刺入，最后刺入更深的部位。

三指植物名。野生灌木，主要有白刺、黑刺和黄刺三种。白刺的枝干、茎叶及果实都与药用植物枸杞十分相似；黑刺喜湿润，根深枝高，果实橙黄晶亮，酸涩中带甜香；黄刺枝干呈方棱形，嫩茎可食，果实色彩金黄，酸如青杏。三刺果是酿制沙棘酒、加工三刺饮料的天然材料。我国青海省三刺果资源极为丰富，仅格尔木就有200多万亩。

36．三典

我国古代实行轻、中、重三种刑法制度的合称。《周礼·秋官·大司寇》:“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东汉郑玄注：“典，法也。”所谓新国，指首辟新立之国；平国，指承平守成之国；乱国，指篡弑叛逆之国。《宋书·明帝纪》:“夫愆有大小，宪随宽猛，故五刑殊用，三典异施。”西周时期统治者依据当时社会发展形势与安危状况，灵活使用刑罚手段，并提出“三国三治”的原则来指导立法和司法，这是“依法治国”思想和理论产生的源头，对我国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朱元璋认定明初是乱世，他接受“明君治吏不治民”的思想，决心用“重典”来“治吏”，先后制订了《大明律》等一大批律典，并健全和完善司法机构，以期达到治理“乱国”的目的。

37．三易

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周代的《周易》，并称为三易。《周礼·春官宗伯·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说明这是古代专门为皇家占卜用的三种卜筮之书，此为《易》之“三易之分”。

有学者认为，“三易”之名与它们各自的卦名、卦画，以及所要表达的内容有关。东汉郑玄在《易赞》中说：“《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绵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唐贾公彦疏：“《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纳）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其中，故名为《归藏》也。”

也有学者认为是指“易”的三种含义。《易纬·乾凿度》:“易一名而含三义，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说：“《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此外，也有以易为日月、蜥蜴、卜筮等多种说法。如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日月为易，刚柔相推。”《说文》:“《祕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

《连山》《归藏》早期亡佚，成为中华文化领域的千古之谜，现只有《周易》存世。有学者认为《连山》《归藏》为先天易，而《周易》则为后天易。前者用七十八取其静守，后者用九十六取其动变，七十八为少，九十六为老。七为少阳，八为少阴，九为老阳，六为老阴，七为震坎艮三男，八为巽离兑三女，九为乾父，六为坤母。郑谔说：“《周易》以九、六为占，而《连山》《归藏》以七、八为占。《周易》占其变者，《连山》《归藏》占其不变者。”（清皮锡瑞《经学通论·论〈连山〉〈归藏〉》）1993年3月，湖北江陵王家台十五号秦墓中出土了《归藏》，称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因此重启研究《归藏》的热潮。

38．三宝

多义词，指三种宝贵的人或事物。如：

（1）修身三宝。《老子》:“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2）治国三宝。《孟子·尽心下》:“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3）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佛宝指圆成佛道的释迦牟尼；法宝指佛的一切教法，包括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门；僧宝指依佛教如实修行、弘扬佛法、度化众生的出家沙门。1930年由弘一（李叔同）谱曲、太虚大师填词作《三宝歌》，用三段歌词表达了对佛、法、僧三宝的礼赞。

（4）中医“急救三宝”：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

（5）各地特产三宝。如新疆的“葡萄、羊毛、哈密瓜”；东北一带的流行语：“吉林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等。

39．三弦

我国汉族传统弹拨乐器的一种，因张有三根弦而得名，又称“弦子”。广泛用于曲艺、戏曲音乐和民族管弦乐队之中。三弦有源自秦代“弦鼗”之说。清毛其龄《西河词话》:“三弦起于秦时，本三十鼓之制而改形易响，谓之鼓鼓，唐时乐人多习之，世以为胡乐，非也。”三弦之名最早在唐崔令钦《教坊记》中出现过，但其型制不明。元时三弦盛传于中原，是元曲的主要伴奏乐器，因而明杨慎在《升庵外集》中云：“今之三弦，始于元时。”后又出现弦子名称，与三弦之名并用。19世纪中叶，河北高阳县唱“木板大鼓”的艺人马三峰，把小三弦改为大三弦，多用于北方各种大鼓伴奏。小三弦盛行于江南，多用于昆曲、弹词伴奏和民间乐队的演奏。

三弦的构造分为鼓头、琴桿、琴头、轸子及琴码等部分。鼓头多用椭圆形木框，两面蒙蟒皮成一共鸣箱，皮面上架一枚竹制或木制的琴码。琴桿长而无品柱。琴头装有3个轸子，分别张弦，用金属弦或尼龙弦。三弦常以“硬中弦”定音，中弦与里弦为5度关系，外弦与里弦为8度关系；“软中弦”是中弦与里弦为4度关系，外弦与里弦为8度关系。三弦的音域一般为3个8度，它发出的音量宏大，音色清脆、明亮而浑厚。1976年中央音乐学院王振先研制4弦三弦，定音GCDG。三弦因其共鸣箱为皮膜振动，音色坚实响亮。演奏时，右手以弹、挑、搓和双弹、双挑等技法为主。左手托住琴桿，并以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按音，运用吟、揉、擞、带起、滑指、走音等技巧润饰曲调。三弦是无品的弹拨乐曲，演奏滑指和走音都十分方便，也便于自由转调。

20世纪50年代以来，演奏家们在保持其民间粗犷、泼辣的演奏风格的同时，又发展了表现抒情性、歌唱性曲调的演奏技巧，使三弦成为具有丰富表现力的独奏乐器。现三弦已被广泛采用于独奏、伴奏和合奏。

现代三弦是在传统三弦基础上改进而成的。大三弦分60型、80型两种，分别于1960年和1980年研制成功，故名。改良后的三弦琴鼓共鸣腔体扩大，框边较薄，内壁呈椭圆形，挖有回音槽，使发音纯净浑厚。适当缩短琴桿，便于左手运指按弦。山口下移。指板下端与琴的鼓面接平，扩展了高音区音域。琴桿内挖空与鼓腔接通，增强共鸣。演奏时，在琴鼓左侧安置铜制弧形支架，使双手减轻扶托琴桿的负担，为充分表现乐曲内容和发挥演奏技巧创造了条件。

40．三界

多义词。

一指佛教术语。佛教认为有情众生在生死轮回过程中，可能处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三个层次之一。三界是据有情者所造善业、恶业及修不同定业的程度，所感苦、乐、色、无色等不同果报而建立的。《俱舍论》说，欲界为食欲、淫欲很盛的众生所居，此界涵盖了地狱、饿鬼、畜生、天、人五道，以及他们生存的器世间（处所）色界，位于欲界之上，为离食欲和淫欲的众生所居。所居场所（器）及居者自身所属界，并未完全脱离色的质碍、变易等属性。无色界，在色界之上，为无形色之众生所居，此界的有情已经克服了形质之色的有限性，他们的生存依据命根（寿命）与众同分（共性），即仅仅依赖生命和果报的共性观念而存在。也指超越现实。即过去、现在、未来。唐人孟郊《谒智远禅师》:“禅心三界外，安坐天地中。”

二指道教术语。一般指天、地、人三界，也泛指整个世界或宇宙范围。天界是神仙和圣人居住的地方，俗人无法高攀此神圣境界；人界也称人间、阳间，指现实的宇宙，多指地球；地界也称“鬼界”或阴间，是充满恐惧、阴曹地府般的世界。也有以天、地、水三元作为三界的划分。

三指蒙古族萨满教术语。认为宇宙分为上、中、下三界。上层为神灵世界、中层为人类和动物世界、下层为死神和魔鬼世界。在中层与下层间，有一个不可知世界，为人死后的去处。

41．三拜

古代行用的一种拜礼。长跪、弯腰、垂手至地为拜。行下拜礼时头垂至地，并略停留，叫稽首。以再拜稽首为常礼，如遇特殊情况，也有变常礼为三拜稽首的。《左传·僖公十五年》:“秦获晋侯以归……晋大夫三拜稽首。”至北周宣帝，始改三拜为常礼。《周书·宣帝纪》:“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为礼。”清初再改以一跪三叩首。古今跪拜制度沿革，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二八》“拜稽首”“百拜”“九顿首三拜”。

三拜源自佛教礼仪，指顶礼三次，以示尊重。中国佛教界有展具三拜之礼，分大展三拜、同展三拜。若行三拜三次之礼，称九拜。

42．三垣

星官与天区名。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是我国古代划分星空区域的星官之一，与黄道带上二十八宿合称三垣二十八宿、三十一天区。紫微垣为中垣，太微垣为上垣，天市垣为下垣。

作为星官，紫微垣、天市垣的称谓先在《开元占经》辑录的《石氏星经》中出现，太微垣之名则到初唐《玄像诗》中才见到。它们各是一个较大的天区，区内有若干小星官（或称星座）。据《清会典》载，甘氏（甘德）、石氏（石申）、巫氏（巫咸）的划分互有不同。三垣均有东、西两藩星环列于左右，其形如墙垣，故曰“垣”。在《史记·天官书》中，也可看到与这三垣大致相当星官的记载，但其名称和星数则有所不同。可见，三垣的形成有一个演变过程。在《步天歌》中，三垣为三个天区的主体，这些天区也以三垣的名称来命名。

紫微垣包括北天极附近的天区，大体相当于拱极星区。居于北天中央，故又称中宫或紫微宫。紫微宫即皇宫的意思，各星多数以官名来命名。在北斗东北，有星15颗，东西排列，以北极星为中枢，成屏藩形状。东藩8星，由南起叫左枢、上宰、少宰、上弼、少弼、上卫、少卫、少丞；西方7星，由南起称右枢、少尉、上辅、少辅、上卫、少卫、上丞。左右枢之间叫“阊阖门”。整个紫微垣据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2年）的观测记录，共37个星座，附座2个，正星163颗，增星181颗。其天区大致相当于现今国际通用的小熊、大熊、天龙、猎犬、牧夫、武仙、仙王、仙后、英仙、鹿豹等星座。

太微垣位居于紫微垣之下的东北方。在北斗之南，轸宿和翼宿之北，有星10颗，以五帝座一为中枢，成屏藩形状。东藩4星，由南起叫东上相、东次相、东次将、东上将；西藩4星，由南起叫西上将、西次将、西次相、西上相；南藩2星，东称左执法，西称右执法。约占天区63度范围，共含20星座，正星78颗，增星100颗。包含室女、后发、狮子等星座的一部分。太微即政府的意思，星名也多以官名命名，如左执法即廷尉，右执法即御史大夫等。

天市垣位居紫微垣之下的东南方。在房宿和心宿东北，有星22颗，以帝座为中枢，成屏藩形状。东藩11星，由南起叫宋、南海、燕、东海、徐、吴越、齐、中山、九河、赵、魏；西藩11星，由南起叫韩、楚、梁、巴、蜀、秦、周、郑、晋、河间、河中。约占天区的57度范围，大致相当于武仙、巨蛇、蛇夫等国际通用星座的一部分，包含19个星官（座），正星87颗，增星173颗。天市即贸易市场，《晋书·天文志》云：“天子率诸侯幸都市也。”故星名多用货物、星具、经营内容的市场来命名。如书中说：帝座“立伺阴阳也”，斛和斗“立量者也”。斛用以量固体，斗则用以量液体。列肆“立宝玉之货”，是专营宝玉的市场；车肆“主众货之区”，是商品市场；市楼“市府也、主市价、律度、金钱、珠玉”等。

43．三饷

明末加派“辽饷、剿饷、练饷”三项赋税的合称。

辽饷，也称新饷。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为户部尚书李汝华所提议。始征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到四十八年止，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9厘，计5200063两。天启（1620年）时，并征及关税、盐课和其他杂项银两。崇祯四年（1631年），又将田税由9厘提高到1分2厘，派征银670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实征银522万余两，另加榷关、盐课及杂项，共征银740多万两。

剿饷，是根据兵部尚书杨嗣昌的提议征派的。当时清兵数次绕过蒙古边境，长驱直入内地打草谷及屠城。为防止清兵侵袭和镇压农民起义而筹集费用，总计征银285万两，主要征自田土。原议只征一年，实际上自崇祯十年（1637年）起，直到十三年才被迫停止。

练饷，也为杨嗣昌提议加征，名为训练“边兵”，加强九边各镇防御力量，实为对付农民起义。崇祯十二年开征，共征银730余万两，其中田赋每亩加1分，约占总数一半以上。

三饷加派，赋税繁重，民不聊生，使社会矛盾更趋激化，成为加速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廷入关后，为笼络人心，多尔衮摄政期间曾下诏蠲免三饷，但没有认真实行。顺治四年（1647年）复征辽饷，七年（1650年）在边外筑城加派9省额外银250余万两。不仅如此，顺治十四年（1657年）辽饷“九厘额银”还被编入《赋役全书》，成为田赋的正式份额。十八年（1661年）更是恢复了剿饷，加赋银500多万两。终了清之一代，未有蠲除。

44．三春

多义词。

一指春季的3个月。农历正月称孟春，2月称仲春，3月称季春，合称“三春”。东汉班固《终南山赋》:“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天气肃清，周览八隅。”

二指春季的第3个月，暮春。唐岑参《临洮龙兴寺玄上人院同咏青木香丛》:“六月花新吐，三春叶已长。”清姚鼐《乙未出都留别同馆诸君》:“三春红药熏衣上，两度槐黄落砚前。”三指3个春天，即3年。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陆机《赠贾谧》:“游跨三春，情固二秋。”

45．三孔布

古币的一种。战国时赵国铸的铜币，形状与圆足布相似，其首部与两足各有一圆形穿孔，故名“三孔布”。它的两面，一面铸有地名，一面铸有记载重量的文字，是先秦货币中最为珍贵的品种，也是现今钱币界公认的名珍之一。现身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0年春季拍卖会上的一枚武阳“三孔布”，通长74毫米、腰宽35毫米，重15.5克，属于大型布，为老生坑传世品。其文字清晰，铜质微红。面、背周沿有边廓，浇口在首部，合范较为准确。经过40次激烈竞价，最终以352.8万元人民币成交，创中国古钱拍卖新纪录。据《史记·赵世家》载，孝成王“十九年（前247年），赵与燕易土：以龙兑、汾门、临乐与燕；燕以葛、武阳、平舒与赵。”由此可知，武阳古邑，原为燕下都，属燕国领地，赵孝成王与燕交换土地后归属赵国，其地望在今河北易县南。

我国目前发现的“三孔布”有30余种，实物除博物馆藏品外，大多流失海外。因其形制特殊，存量极少，十分珍贵。现除“牟”字形三孔布（包括大、小二型）超过10枚，其余均在10枚以内，有的仅为孤品。

46．三合土

指经过配制、搅拌而成的一种简易建筑材料，又名“三和土”。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材料构成三合土，但通常是用石灰、砂、碎砖加水搅拌，其中熟石灰不可或缺，然后敷衍或浇灌夯实而成，用作砖墙基础及地面垫层等。三合土存在于没有水泥或水泥奇缺的年代，现在某些环境条件较差的地区个别农户仍使用这种三合土。

明代有用石灰、陶粉和碎石构成的三合土。清代除用石灰、黏土和细砂配制三合土外，还用石灰、炉渣和砂子搅拌成三合土。清《宫式石桥做法》一书对三合土配制比例做了说明：“灰土即石灰与黄土（含砂）之混合，或谓三合土”; “灰土按四六合成，石灰四成，黄土（含砂）六成”。以现代人眼光看，过去的三合土也就是以石灰、黄土或其他火山灰质材料作为胶凝材料，或以细砂、碎石或炉渣作为填料的混凝土。

47．三海

北海、中海、南海的合称。位于北京故宫和景山公园西侧。明清时期，三海因在皇宫之西，又别称西苑。它是我国现存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布置精美的宫苑之一。

三海的历史可上溯到10世纪辽代，当时称瑶屿，是辽南京城北郊的游乐之地。金代以辽南京城为都城，称中都。金大定十九年（1179年），在今北海大兴土木，建造了包括万宁宫在内的许多离宫别苑。元代，以金代的海子、琼华岛为中心建大都城，这里成了皇城中的禁苑，称为上苑。至正八年（1348年），赐名山为“万寿山”、水为“太液池”。明代，在元代禁苑基础上进行扩建，开辟南海，扩充太液池范围，奠定了现在三海的规模。清代，对西苑又进行了许多新建和改建，如增建了巨型喇嘛塔和佛寺，在南海瀛台及中海东岸修建宫殿楼阁和庭院幽谷。现在整个三海的格局和园林建筑，主要是乾隆时期完成的。

三海的规模自明代开辟南海以后，形成一个纵贯皇城南北的袋状型水城。以太液池上两座石桥划分为三个水面：金鳌玉桥以北为北海，蜈蚣桥以南为南海，两桥之间为中海。清乾隆《悦心殿漫题》诗云：“液池只是一湖水，明季相沿三海分。”历史上三海与西苑两个名称并用，而中海和南海紧密相依，故合称为中南海。三海总面积166公顷，水面占一半以上，景观开阔。

北海主要景物以北塔山为中心。琼岛上有白塔、永安寺、庆霄楼、漪澜堂、阅古楼和许多假山、邃洞、廻廊、曲径等建筑物。现存有乾隆帝所题燕京八景之一的“琼岛春阴”碑石和模拟汉代建章宫所置的仙人承露铜像。北海东北岸有画舫斋、濠濮间、静心斋、天王殿、五龙亭、小西天等园中园和佛寺建筑。南面为屹立水滨的团城，城上葱郁的松柏丛中有一座规模宏大、造型精美的承光寺。1925年，此地辟为北海公园，对外开放，新中国成立后拨付巨资修葺，1961年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海，主要景物有紫光阁、蕉园和孤立于水中的水云榭等。水云榭为元代太液池中墀天台旧址，现存有乾隆帝所题燕京八景之一的“太液秋风”碑石。

南海，主要景物有瀛台，为一组殿阁亭台、假山廊榭所组成的水岛景区。重要的建筑物有“翔鸾阁”“涵元殿”“香扆殿”“藻韵楼”“待月轩”“迎薰亭”等。瀛台东现有石桥通达岸边。此外，在中南海还有丰泽园和静谷，是园中之园，尤以静谷的湖石假山堆叠手法高超。山石花草，楼阁亭台，优美宜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此居住和办公，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海的艺术价值，在中国现存古代园林中应是一流。经过一千多年的不断经营，历史文献记载的景物大多有迹可循。清乾隆时期的建筑、山石和园林布局基本保存完整。三海园林艺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造园技艺并有所创新，园中有园、园内外借景等布局手法都有巧妙地应用。园内除种植有几百年的翠柏苍松外，还有多种名贵珍稀树木、奇花异草，品类繁多，堪称中国园林艺术精品。

48．三案

明代晚期宫廷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起政治案件合称。三案发生，是万历末年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激烈斗争的一个缩影。

梃击案。明神宗时，郑贵妃受宠，欲立其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未遂。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一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皇长子朱常洛）所居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官，直至前殿，被内监所执。经审问，乃蓟州之民张差所为。张语无伦次，形似疯癫。移案刑部后，欲以其疯癫定罪。但在刑部司官复审中，张差供认系受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指使。于是，朝廷里外皆怀疑郑贵妃欲谋杀太子，以扶立福王。但神宗和太子都未加追究，下令斫张差于市，杀庞保、刘成于内廷了事。

红丸案。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神宗朱翊钧卒，是年8月，光宗继位。郑贵妃进献美女4人，并请立光宗宠妃李选侍为皇后，李亦为郑贵妃请立太后。数日后，光宗患病。司礼兼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昇为其进泻药，病情加重。未几，光宗召阁臣方从哲等入受顾命。闻鸿胪寺丞李可灼有药，即传入诊治。可灼诊后请进一红丸，初时病情稍有好转，复进一丸，光宗即驾崩。对此，朝廷内外哗然，皆以为可灼所下药剂，恐有情弊。首辅方从哲不仅没有追查此事，反而拟旨赏可灼银50两。于是议者蜂起，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等上奏，指责方从哲曲庇崔文昇杀君，且言辞涉及郑贵妃。其后，崔文昇被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地。

移宫案。光宗死后，年仅16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熹宗）当立。李选侍与其心腹太监李进忠（魏忠贤）密谋，欲挟年幼的朱由校据守乾清宫，以操纵朝政。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知其谋，不让李选侍与熹宗同居一室，并迫使其迁至仁寿宫内的哕鸾宫，然后将皇太子转移到慈庆宫，两日后拥朱由校即位，改年号为天启元年。

三案发生后，一时争议颇大，各执其是。因主三案的代表人物王之宷、孙慎行、邹元标、杨涟、左光斗等均系东林党人，为阉党所痛恨。故天启初年，魏忠贤专权后，将三案结论全盘推翻，并免去李可灼戍役，擢崔文昇为总督漕运，又起用反对移宫的御史贾继春等。与东林党对立的齐、楚、浙诸党官僚尽附于魏忠贤，结成阉党，并怂恿魏忠贤汇集三案谕旨及争执之词，撰成《三朝要典》。遂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三案成为魏忠贤报复杀人的口实，所以才有了历史上三大案之名。

49．三酒

古代贵族在不同场合使用的三种酒。《周礼·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东汉郑玄注：“郑司农云：‘事酒，有事而饮也；昔酒，无事而饮也；清酒，祭祀之酒。'”清末孙诒让正义：“三酒之中，事酒较浊，亦随时酿之，酋绎即孰（熟）。昔酒较清，则冬酿春孰（熟）。清酒尤清，则冬酿夏孰（熟）。”

50．三病

多义词。

一为我国古代画论所指用笔的三种疵病。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用笔得失》:“画有三病，皆系用笔，所谓三者：一曰版（板），二曰刻，三曰结。版者腕弱笔痴，全亏取与，状物平褊（偏），不能圆混也；刻者运笔中疑，心手相戾，勾画之际，妄生圭角也；结者欲行不行，当散不散，似物凝碍，不能流畅也。”

二指学佛的三大障碍。①贪、嗔、痴。《涅槃经·懦陈如品》:“有三种病：一者贪，二者嗔，三者痴。如是三病，有三种药：不净观者能为贪药，慈心观者能为嗔药，观因缘智能为痴药。”②诽谤大乘、五逆罪、一阐提。《涅槃经·现病品》:“迦叶，世有三人，其病难治：一谤大乘，二五逆罪，三一阐提。如是三病，世中极重。”

51．三读

西方国家议会立法和审议议案的三个程序。源于英国，后为美国、德国、加拿大等许多国家仿效，逐渐普及。西方议会的三读一般是在议会（或两院制中的某一院）全体会议上进行的。一读又称初读，即提议者宣读议案名称或要点后，交有关委员会审查；二读是对委员会审查后的议案内容和原则展开辩论，然后再交议会有关委员会研究和修正；三读是进行文字修改宣布后通过正式表决。有的国家只进行二读程序，但与三读无实质性差别，都是对法案进行原则性的或逐条审查，有的国家在一读后即将法案交付有关委员会审查，有的国家在二读后才提交委员会审查。最紧急或最简单的议案，可省略某项程序。国民政府也是采用三读程序。

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草案审定现行的是三审制。一审是听取提案人对法律草案的说明，进行初步审议；二审是在委员们对法律草案进行充分调查研究后，围绕法律草案的重点、难点和分歧意见，进行深入审议；三审是在专门委员会根据委员们的审议意见，对法律草案进行修改并提出审议结果报告的基础上再进行审议，如果意见比较统一，即交付表决。

52．三监

多义词。

一指我国古代代表天子职掌监管的三位高官。《礼记·王制》:“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方伯，为一方诸侯之长。

二指周朝武王灭商后为监管殷商遗民所采取的措施。周武王攻取商都朝歌后，纣王自焚而死，商亡，但商的奴隶主阶级仍保存有很强的实力。周武王为了加强对殷商遗民控制，巩固其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以商之旧都封商王纣的儿子武庚，并以商的王畿分为卫、鄘、邶三个封区，殷都以东为卫，由武王之弟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由武王之弟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由武王之弟霍叔监之。总称三监。另一说武王以邶封武庚，以鄘封管叔，以卫封蔡叔，以安抚殷民，称三监。

53．三辅

西汉一种官职与其管辖区域的代称。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分内史为左右内史，与主爵中尉（中元六年改为主爵都尉）同治长安城内，所辖皆畿辅之地，故合称三辅。《汉书·景帝纪》:“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左右内史、主爵都尉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辖境包括今陕西中部的关中盆地。《后汉书·光武帝纪》:“三辅豪桀共诛王莽，传首诣宛。”唐李贤注：“三辅谓京兆、左冯翊、右扶风，共在长安中，分领诸县。”

后世政区划分虽时有改变，但至唐仍习称这一地区为三辅。《三国志·魏志·张既传》:“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有学者认为系六朝时无名氏所著《三辅黄图》，专记秦汉时关中风俗及三辅的城池、宫观、陵庙、明堂、辟雍等各种建筑，内容丰富，条理清晰，是研究关中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54．三流

旧刑律名。在五刑中，第四为流刑。俗称充军、发配。隋代流刑有三等之分：1000里、1500里、2000里（见《隋书·刑法志》）。唐为2000里、2500里、3000里（见《唐律·流刑》）。疏议：“书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四裔，或流之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盖始于唐虞，今之三流，即其义也。”清律三流，杖一百，终身不返（见《清文献通考》）。

55．三秦

我国古地名。作为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出现在秦末汉初。《史记》对它的记述较多，也是较早的。比如，《项羽本纪》:“是时，汉还定三秦”; 《曹相国世家》:“曹参破三秦之军”;《淮阴侯列传》:“三秦不得民心”“韩信说汉王攻三秦”; 《张丞相列传》:“汉王还定三秦”;《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述“三秦”之词就更多了。

《秦始皇本纪》解释“三秦”时写道，以项羽为首的诸路反秦力量“灭秦之后，各分其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号曰‘三秦’。”《项羽本纪》的记载更为具体，项羽引兵东问，都彭城（今徐州），以中国最高统治者自居，大封诸侯。其中封刘邦为汉王，都南郑，辖陕南和巴、蜀之地。为防刘邦势力扩展，又将陕西的关中和陕北一分为三：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辖咸阳（今咸阳东北）以西和甘肃东部地区；封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黄河），都栎阳（今临潼北），领咸阳以东至黄河地区；封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今延安市东北），辖今陕北地区。合称三秦。汉时，废丘为槐里（孟康语），三国时韦昭说，周时名犬丘，周懿王曾在此地建都，“秦欲废之，故曰废丘”。其遗址在今陕西省兴平县南佐村。栎阳本秦献公时都城，刘邦灭“三秦”之后，也曾一度以此为国都。其遗址在今陕西临潼渭水北岸。高奴，《史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延州州城即高奴县”，当为董翳所都。其遗址在今陕西省延安东北延河北岸。项羽将关中地区一分为三，立三王的主要目的是“距塞汉王（刘邦）”。

东汉辛氏著有《三秦记》，记述“三秦”地理、建筑、人物等事，此书早佚，清嘉庆中有武威张澍《二酉堂丛书》辑本。现有三秦出版社版本。因历史上所称的“三秦”为今陕西的大部，故后代即以“三秦”作为关中地区、甚至整个陕西的代称，咸阳成了三秦的分界点。“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中，就有“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的名句。

“三秦”，历史上曾将它作为政权名称。十六国时期，居住在甘肃秦安县东南的氏族首领苻洪起兵，建立政权，自称“三秦王”。352年，其子苻坚称帝，都长安，国号“秦”，史称“前秦”;385年，羌族首领姚苌杀前秦皇帝苻坚，次年称帝，都长安，国号“秦”，史称“后秦”。

56．三不朽

我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命题。即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与晋国范宣子就何为“死而不朽”问题展开讨论。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皆为贵族，族门显赫，香火相传，这就是“不朽”。叔孙豹则以为不然，认为这只能叫作“世禄”而非“不朽”。在他看来，真正的三不朽是“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唐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 “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一时”; “立言为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叔孙豹认为在人的一生中，如能在这三方面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死后就可流芳百世、名垂千古，并以鲁国大夫臧文仲为例说明这一观点。（《国语·晋语》对此也有记载：“鲁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殁矣，其立言于后世，此之谓死而不朽。”）因为人死后形体会朽坏，但其品德、功业和学说则能永垂昭远。所以应在生前成为道德楷模，建立卓著功业，成就一家之言。“三不朽”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一种永恒价值。清代思想家魏源在“三不朽”的基础上，加入“立节”一项，扩展为“四不朽”。

57．三都

我国古代对三个都城的合称。因时而异。

（1）《左传》定公十二年（前498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曹魏杜预（222—285年）注：“三都，费、郈、成（见本书‘堕三都’）”。费，今山东费县西北；郈，今山东东平县东南；成，今山东宁阳县东北。

（2）东汉时定都洛阳，为尊西汉旧制，以长安为西都，洛阳为东都。当时班固有《两都赋》。又因南阳郡宛县（今河南南阳）为东汉光武帝刘秀乡里，位于京都洛阳之南，称为南都，张衡有《两京赋》，故合称三都。

（3）西晋左思（约250—305年）有《三都赋》，指三国时魏都邺（今河北临章县西北）、蜀都成都、吴都建业（今南京）。

（4）三国蜀都以成都、广都（今成都南）、新都为三都（《华阳志》）。

（5）唐都长安，称京兆尹府，显庆二年（657年）建洛阳为东都府，天授元年（690年）建晋阳为北都太原府，与长安合称三都。南宋王应麟（1223—1296年）《小学绀珠》：三都“京兆、河南、太原”。

58．三铨

唐代对文武官员选用、考绩分级管理的称谓。其文官选用、考绩由吏部主管，武官由兵部主管，分由二部尚书、侍郎主持。尚书一人为尚书铨，掌五品至七品选；侍郎二人，分为东、西两铨，掌八品、九品选，合为三铨。其后皆归侍郎专之，尚书通署而已。《新唐书·选举志下》:“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皆为三铨，尚书、侍郎分主之。”《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选人诜遭涂毁文书者，令三铨止除诈伪，余复旧规。”宋末元初胡三省注：“《唐六典》:‘吏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官吏，以三钤分其选：一曰尚书铨，二曰中铨，三曰东铨。或云吏部东西铨并流外铨为三铨。'”按，唐乾元中侍郎崔器奏改中铨为西铨。故北宋王溥《唐会要·吏部尚书》以尚书铨、东铨、西铨为三铨。中唐以后，全由侍郎主持，尚书仅在文书上签名。

59．三清

道教术语。总称“虚无自然大罗三清三境三宝天尊”，位于玉几下三宝景阳宫。为道教所尊三位天神，即玉清元始天尊（全称玉清虚无自然元始天尊，又称天宝君、元黄始祖等）、上清灵宝天尊（又称太上道君、通天教主等）、太清道德天尊（又称太上老君道祖、太上道祖、混元上帝）。三者统称三清尊神或三清。传说他们是道教中最高之神，为开天辟地、历劫度人、传道授法的大神。居住天外仙境，六朝始称三清境：即玉清、上清、太清。三清为道家哲学“三一”学说的象征。《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由无名大道化生混沌元气，由元气化生为阴阳二气，阴阳之相和，生天下万物。因此，又有“一气化三清”之说，指“三清”都是元始天尊的化身。

三清尊神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程。东汉末年，五斗米道（早期道教）初创时，尊奉太上老君为至高神。魏晋南北朝时，随着《灵宝》《上清》等道经大量涌现，推动了造神活动。于是，元始天尊、元始天王、太上玉晨大道君、太上道君等各派相继出现众多新尊神，太上老君也从道教最高神慢慢退居为三清中第三的位子。经过各派协调、融合，到梁陶弘景撰《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时，三位一体的三清尊神才基本确立。但在民间，人们仍以老子为道教教主。在现行道教宫观的三清殿中，老子的塑像居于右，手中拿着扇子。在三教并祀的神殿中，释氏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关于老子化身的故事很多，宋元时道士编有《太上老君八十一化图》，集成其说。

道教多以“三清”为道观命名，如有江西鹰潭市龙虎山的“上清官”，辽宁沈阳市的“太清宫”，云南昆明市西山的“三清阁”等。也有以“三清”命名山麓的，如江西上饶旅游景区“三清山”，因玉京、玉虚、玉华三峰峻拔，犹如道教所奉三清天尊列坐其巅，故名。

60．三停

多义词。一般指将人或物的整体或某段划分为三部分。北宋著名画家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制作楷模》:“画龙者，析出三停，分成九似。”注“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旧时看相算命的术士把人体和面部各分上、中、下三部分，称三停。面相三停，以发际到印堂为上停，印堂到鼻准为中停，人中到地阔为下停；身相三停，以头部为上停，肩至腰为中停，腰至足为下停。据此推断人的一生各个时段运气好与差。此外，书法理论把某些汉字结构分成上、中、下三段，也称三停（见于明李淳《大字结构法》）。

61．三世说

我国一种关于社会历史的学说，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顺次进化的过程。此说源于古代，由近代康有为系统化，成为社会维新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世说体现了儒家公羊学派对历史演变的一种乌托邦思想。《春秋·公羊传》说，孔子写《春秋》,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西汉董仲舒发挥这一学说，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东汉何休明确提出“三世”概念，认为孔子著《春秋》，是取春秋时期242年“著治法式”，将社会治乱兴衰分为三世：衰乱——升平——太平。这“三世”只是讲社会从乱到治的变易，还没有涉及社会性质转变的问题。魏晋以后，随着学术思想的变迁，“公羊”“成为绝学”。清嘉庆、道光年间，“公羊”重新兴起，经学家刘逢禄（1776—1829年）等人着重阐发“公羊”的“张三世”等“微言大义”，说“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

（清）龚自珍（1792—1841年）与前辈的观点有所不同，他开始将“公羊”的“三世”与《礼记·礼运》联系起来，并认为整个人类历史“通古今可以为三世”。他的这一观点含有进化发展的意义。19世纪末，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明确地把公羊“三世”之义和《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与近代进化论思想融合在一起，系统地提出了“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其基本思想是：人类社会是变异和进化的；社会历史进化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道，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一世比一世文明进步，进而达到“太平大同”这一人类最美满极乐的世界；“三世”进化是和平的、循序渐进的，不能躐等；这种“三世”进化之义，是孔子所规定的。康有为的这一学说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论，也否定了历史循环论，在当时社会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他强调社会历史和平渐进，反对革命突变，又极力神化孔子，因而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后来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孙中山等人的批判。

62．三焦

中医藏象学说中一个特有的名词，六腑之一，位于躯体和脏腑之间的空腔，包括胸腔和腹腔，人体的其他脏腑器官均在其中，是上焦、中焦和下焦的合称。关于三焦的形态与部位，历代医家争议较大，概括起来有无形和有形两说。无形三焦说认为，三焦“有名而无形”，即它没有具体的形态，但有一定的功能；有形三焦说认为，三焦是人体“脏腑之外，躯体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府也”，故又称它为“孤腑”。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把三焦作为部位和功能来划分，并非一般脏器实体。即将躯干分为三个部位，横膈以上为上焦，包括内脏心与肺；横膈以下至脐为中焦，包括内脏脾与胃；脐以下为下焦，包括内脏肝、肾、大肠、小肠、膀胱等。

对于三焦功能的看法则比较一致，认为主要是升降诸气和通行水液。升降诸气指三焦是人体之气升降出入的通道，人体之清气宜升、浊气宜降，特别是元气，发源于肾，必须通过三焦而布散至五脏六腑、充沛于全身，以激发、推动各脏腑功能活动。主通行水液，指三焦是水液的通道，有疏通水道、运行水液的功能。人体水液代谢的生理过程，是由多个脏腑共同完成的，但必须以三焦为通路，才能正常地升降出入。三焦升降诸气与通行水液的功能，是有内在联系的。这是因为，水液的运行全赖气的升降出入，而气必须依附于血、津、水液。气升降出入之道，必然是津、血、水液之道；津液升降出入的通路，也必然是气的通路。

元气借三焦之道通行于三个不同的部位并运行于全身，元气所过之不同脏腑，会发生不同的气化作用，这就是上、中、下三焦不同功能的体现。上焦主宣发散布，即通过心肺的输布作用，布散水谷精微以营养全身，有“上焦如雾”之说，形容上焦升化蒸腾水谷精气，像天空雾露之弥漫状态。中焦主腐熟水谷，有消化、吸收并输布水谷精微和化生血液的功能，有“中焦如沤”之说，形容中焦脾胃将水谷腐熟为乳糜状态。下焦主分离清浊、排泄糟粕和尿液，指肾与膀胱的泌尿功能和大肠的排泄作用，有“下焦如渎”之说，形容水浊不断地向下疏通、向外排泄的状态。所以，三焦的功能关系着人体对水谷精微化生和水液代谢的全过程。

63．三韩

古代朝鲜半岛南部三个小部落，即马韩、辰韩和弁韩，合称三韩。当时辽东亦称三韩，因朝鲜半岛北部为中国的卫氏朝鲜（被汉朝征服，设立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史称“汉四郡”）。“韩”，在现代朝鲜语中被赋予“伟大”或“领袖”的意思，它后来演变为朝鲜族的别名。三韩是现在朝鲜族的直系祖先，也是韩国国名得来的原因。

“三韩”一词始见于我国《后汉书·东夷列传》，该书说三韩之地“皆古之辰国也。”辰韩沿用了“辰”字；弁韩的另一个称呼“弁辰”，也使用“辰”这个字；马韩的统治者在一段时间内称自己是辰王，表示对整个三韩的统治。三韩在战国和西汉时与中国有密切交往，其中辰韩因语言、称谓、器物等多与秦国相似，而一度被称为“秦韩”。《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提到：“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此系“韩国”一词的最早记录。公元元年前后，朝鲜半岛进入“三国时代”。在这之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金氏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先后统一朝鲜半岛，从未以韩国为号，但“韩”仍然作为其政权的别称。如1882年签订的《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称朝鲜人民为“韩民”。直到1897年10月12日，朝鲜王朝第26代君主李熙继皇帝之位，次日在敕令中称：“我邦本为马韩辰韩弁韩三韩之地……及高丽时吞并马韩辰韩弁韩，是谓统合三韩……定有天下之号曰大韩。”遂改国号为“大韩帝国”，韩国名称被正式启用。现在的韩国人和朝鲜人都称自己为“三韩子孙”，与华人自称“炎黄子孙”颇为相似。

在我国三国时期（220—280年），三韩尚处在部落联盟阶段。当时，马韩大致位于全罗道、忠清道和京畿道，有10余万户，54个部落，在三韩中为最大，后来百济统一马韩；辰韩大致位于洛东江以东，始有六个部落集团，后分为12个，其中的一个吸收其他部落发展成新罗；弁韩大致位于洛东江以南和以西，有辰韩人杂居，也称弁辰，发展成伽倻后为新罗吸收。三韩各部落首领原为马韩人，但马韩当时尚无城郭，也无纲纪法规。各部落都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没有形成巩固的统一体。辰韩已有城栅，刑法严峻，并开始役使牛马。三韩都从事种稻、养蚕、织布等生产。辰韩产铁，铁是它与倭、马韩、汉“四郡”（真番、乐浪、带方、临屯郡）等进行贸易的主要物资，也是国内贸易的通货。在高句丽崛起前，三韩以朝贡的方式，得到汉朝的册封和礼物。

三韩各有酋长，至尊者名臣智，次有邑借、险侧、中郎将、归义侯等。公元前2世纪末，受制于汉乐浪、带方郡。后二郡势衰，马韩开始向北发展。公元前后百济部统一诸部，4世纪初兼并带方郡之地，形成百济国家。同世纪，辰韩由斯卢部统一为新罗国家。5世纪，以弁韩发展为伽倻联盟领土日蹙，分别并入百济、新罗。660年，三韩之地为新罗统一，其存在时期后来被称作“朝鲜前三国时代”。

64．三门峡

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和山西省平陆县的中条山和崤山之间，是黄河中游下段著名的峡谷。中国古代地理志中称为三门山。峡谷中有两座坚硬的闪长玢岩石岛兀立河中，陡壁峭拔。鬼岛位于河的右岸侧，呈弯弓形；神岛位于左岸侧，呈鱼脬形，屹立中流。顺河稍下左岸尚有半岛切入河中，称为“人门岛”。右岸有巨石探出河岸，称为“狮子头”，犹如雄狮踞岸。三门峡谷两岸，壁立千仞，两石岛自右岸至左岸将水道分成鬼门、神门、人门三股急流，鬼门与神门水势殊险，人门水势稍缓，但也舟楫难行，形成“三门天险”。河水冲击三门后又被两岸半岛巨石束合为一，水流在7000多米长、400多米宽的峡谷中经一分一合后，极为湍急，浊浪排空，吼声震天，而后再向东流经风陵渡入黄河。

黄河自古以来水害频发，下游处经常决口改道，泛滥成灾。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为根治黄河水害，经充分调研论证，决定于1957年4月开始在三门峡修堤筑坝，1960年建成著名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水坝高353米，库容162万立方米。充分发挥了防洪、防凌、灌溉、发电、供水等综合利用效益。1957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河南省辖地级市，1962年改为县级市（由洛阳地区管辖）,1986年又调整为省辖地级市。现三门峡市下辖湖滨区和渑池、陕县、卢氏三县、代管义马、灵宝两个县级市，总人口226万（2012年）。2011年全市工农业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大关。

65．三日诗

《昨日歌》《今日歌》《明日歌》的合称。相传，《今日歌》和《明日歌》为明朝大学士文嘉（文征明次子）所作，也有人说是其父文征明所作；《昨日歌》疑为后人徐传德添写。另有说《明日歌》为明代钱鹤滩所作，又有考证者认为是钱鹤滩在抄录时未注明出处和作者，致使他的本家晚辈钱咏将此歌收入他的《履园丛话》时认定为钱鹤滩所作。暂且不管作者究竟是谁，这三首诗颇有意义，启迪人们珍惜时光，不可虚度年华。

《昨日歌》：昨日兮昨日，昨日何其好！昨日过去了，今日徒懊恼。世人但知悔昨日，不觉今日又过了。水流日日去，花落日日少。成事立业在今日，莫待明朝悔今朝。

《今日歌》：今日复今日，今日何其少！今日又不为，此事何时了？人生百年几今日，今日不为真可惜！若言姑待明朝至，明朝又有明朝事。为君聊赋今日诗，努力请从今日始。

《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皆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去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66．三互法

东汉桓帝时防止官员朋比勾结的一种回避制度。《后汉书·蔡邕传》:“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唐李贤注：“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谢承书曰‘史弼迁三阳太守，其妻巨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转拜平原相是也。'”因为巨野汉时属三阳郡。按原定办法只是“不得对相监临”，所限仅为同等官职，如甲郡人任乙郡守，则乙郡人不得任甲郡守，桓帝时的三互法扩大了限制范围，故有选人用人困难的情况。该法的具体内容，史载不详。

陕西省社科院院长余华青（1952—）《古代廉政制度史》:“东汉时期，关于官吏实行籍贯回避，则已有了明文规定。回避制度不仅执行颇为严格，回避的范围且不断扩大。地方长官除了需要回避本籍之外，婚姻之家亦须互相回避对方的原籍，两州人士也不得对相监临。其后，禁忌更为严密，甚至制定了‘三互法’。‘三互法’的具体内容，史籍中缺乏详细的记载。其概要为：‘如甲州人士在乙州为官，乙州人士在丙州为官，则丙州人士对甲、乙、丙三州均需回避。’由于‘三互法’所规定的交错回避，致使禁忌过于严密，往往造成选用艰难的局面。例如，在东汉后期，幽、冀二州的长官曾‘久缺不补’。‘三府选举，逾月不定’。其所以久延不决者，是因‘避三互，十一州有禁，当取二州而已’（《后汉书·蔡邕传》）。意即由于回避‘三互’的原因，全国的十三个州中就有十一个州的人士不得担任幽、冀二州的长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83页）。

67．三长制

北魏中后期开始实行的一种基层政权组织制度。魏太和十年（486年）孝文帝颁诏立邻、里、党三长，代替宗主督护制，一直沿用至北齐、北周、隋，历时二百余年。

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371—409年）建立北魏政权，当时北方各地宗族坞堡林立。政府利用各地“宗主”督护地方，以宗主督护之制作为地方的基层政权组织。宗主控制下的包荫户口多数没有户籍，他们只能算为宗主的私家人口，任凭宗主剥削和奴役，国家不得征调也不能干预，严重影响了北魏政权的徭役和赋税来源。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为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采纳给事中（汉族地主）李冲的建议进行改革，建立“三长制”。规定：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以此控制人口，征发赋役。三长制与均田制相辅而行，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兵役。

实行三长制，三长直属州郡，原受豪强荫护的人变为国家的编户，因而形成与豪强地主争夺户口和劳动力的局面。对此，在朝廷中引起激烈争论。坚持宗主利益的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是反对派代表人物。以冯太后为首的支持者从加强中央集权等出发，认为三长制既可使征收租调有根据和准则，又可清查出大量的隐匿户口，便鼎力相助，最终得以实施。

三长制的建立，打破了豪强荫庇户口的合法性。但在实施过程中，“三长”还是从大族豪强中产生，他们不仅本人享有免于征戍的特权，而且亲属中也有1～3人可以享受同样的待遇。东、西魏及北齐、北周时，具体制度虽时有调整，但总体变化不大，一直沿用到隋开皇九年（589年）。尽管三长制实行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较之宗主督护制，它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68．三沙市

海南省辖地级市。于2012年6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是我国地理纬度位于最南端的城市，为海南省第三个地级市。下辖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和海域，故名。

三沙市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小、人口最少、总面积最大（含海域）的地级市。总面积200多万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13平方千米。三沙市所辖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立地暗沙、八仙暗沙及其海域，是我国最南端的领海海域。三沙市是全国继浙江舟山市之后，第二个以群岛设市的地级行政区。该市人民政府驻地位于永兴岛，是西沙群岛同时也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2012年7月24日，三沙市人民政府正式挂牌运作。2012年7月19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广州军区组建三沙市警备区。

南海诸岛及其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周时期，南海沿岸的土籍越族就与中原地区开始往来。从那时起，我国渔民便经常在南海航行和捕捞作业，并最先发现了南海诸岛。详细记载于一种叫《更路薄》（或《水路薄》）的手抄本中，作为航海指南世代相传。近人王国维《观堂集林·秦郡考》认为秦始皇前221年统一天下，分全国为48郡，其中岭南地区就设置有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这三郡所辖之地，大都濒临今南海北部和西部海域。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在海南置有珠崖、儋耳郡，标志着中央政权对海南及南海诸岛直接管辖的开端。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曾到达“千里长沙”，即今西沙群岛。1973年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资料中，其地形图上就标注有南海海域。在唐代，海南岛环岛北部置有崖州，西部置有儋州，南部置有振州（今三亚市）。《旧唐书·地理志》中已有振州管辖海南岛南部海域的记载。这些都说明，大陆中原王朝对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从未中断过。唐开元十二年（724年），由僧一行等人主持子午线测量，南至海南及南海诸岛。北宋朝廷命水师出巡至“九乳螺州”（即今西沙群岛），这是我国海军最早巡海的活动纪实。元世祖忽必烈曾亲自下令，由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到西沙群岛进行天文观测。明朝将南海诸岛划归琼州府领属的万州管辖，并明确区分为“南澳气”“七洋洲”“万里长沙”“万里石塘”四大群岛（即今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至清后期，将东沙划归广东惠州管辖，其余三群岛管辖权不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9年3月24日，中央政府批准成立“西南中沙工作委员会”，分别成立了西沙、南沙、中沙群岛办事处，当时隶属广东省。1988年4月13日海南省成立，3个办事处随之划归海南省管辖。

三沙市的成立，是我国对海南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及海域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完善。标志着我国对南海及其附属岛屿、岛礁及相关海域的控制权，有了更为切实的法理依据，有利于国家加强对南海固有领土主权的维护。

69．三段论

传统逻辑学的一种推理形式。亦称“三段论式”“三段论法”“直言三段论”。曾被译为“连珠”。它是由一个共同概念联系着的两个前提，推出结论的演绎推理。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是一个直言判断。如“凡是金属都能导电（大前提），铁是金属（小前提），所以铁能导电（结论）。”在三段论中，只有三个不同的概念。在结论中做主项的概念叫小项（如例中的“铁”），做谓项的概念叫大项（如例中的“能导电”）。两个前提中都出现的共同概念叫中项（如例中的“金属”）。含有大项的前提是大前提，含有小项的前提是小前提。三段论的特点在于通过中项的媒介，把大项和小项联系起来，因而能从两个前提必然地推出结论。三段论是事物的属与种之间的包含关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

三段论属于一种演绎逻辑，一般分为三种：演绎法，间接推理的基本形式之一；归纳法，由特殊归纳到一般；假设法，通过假设的情景成立。综合而言，后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都有不可确定性。

70．三神山

山名。有两种说法。

一是古代传说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山，为神仙所居之地，故称“三神山”。《史记·秦始皇本纪》:“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童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童女千人，入三海求仙人。”相传山形如壶，故又称“三壶山”。又传山上有不死之药，以黄金、白银为宫阙。《汉书·郊祀志上》:“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到云。”战国齐威王、宣王、燕昭王，以及秦始皇皆曾遣人入海访求此三山。实际上，三神山根本不存在。蓬莱也仅为一县名，位于山东胶东半岛北部，北临黄海、渤海，在县城西北丹崖上建有蓬莱阁。宋、元、明以后，古书上多有“登州海市”的记述，即指蓬莱县（又名登州）一带的“海市蜃楼”。

二指三怙主雪山（佛名）。又称稻城三神山。位于四川省西南边缘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念青贡嘎松贡布（藏语意译为“终年积雪不化的三座扩法神山圣地”），方圆千余平方千米，主体部分是三座完全隔开，但相距不远、呈“品”字形排列的雪峰。在世界佛教24圣地中排名第11位，属“众生供奉朝神积德之圣地”。相传约8世纪，莲花生大师为三座雪峰开光，并以佛教中三怙主：观音（仙乃日，北峰，海拔6032米）、文殊（央迈勇，南峰，海拔5958米）、金刚手（夏诺多吉，东峰，海拔5958米）命名加持，故称为三怙主雪山，念青贡嘎日松贡布也因此蜚声藏区。三座雪峰周围角峰林立，大小共有30多座，千姿百态，蔚为壮观。三大雪峰前镶嵌着碧兰如玉的湖泊和草甸。雪峰下冰川直插墨绿的原始森林。雪山、峭壁、陡崖、海子、冰川、草场、溪流……鬼斧神工，营造出一片静谧、美丽的人间仙境。

71．史才三长

“史学三长论”，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提出的著名史学观点。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方面的良好素养。所谓史才，是指史学家善于处理史料、精于体裁体例和文字表述的写史能力；所谓史学，是指史学家对历史发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掌握丰富渊博的历史知识；所谓史识，是指史学家对历史的是非曲直，有“独到”的见解和秉笔直书的精神。并认为自古以来，能够同时具备这三个方面优点的史学家并不多见。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史德”之说，认为优秀的史学家仅有史才、史学、史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史德。他所说的史德，是指史学家著书的“心术”。“心术”正，谓之具史德。近人梁启超综合刘、章之说，称之为“史家四长”。并重新排序为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史才三长”“史家四长”之说，是我国古代、近代对史学家修养的综合要求及其努力实现的目标。

72．三鉴

以镜、以古、以人为鉴的合称。指可资借鉴作为正人心身的标准。南北朝至唐时虞世南（558—638年）《北堂书抄》卷一百三十六引东汉荀悦（148—209年）《申鉴》:“君子有三鉴，鉴乎古，鉴乎人，鉴乎镜。”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年）注意总结借鉴历朝治国之得失，深谙“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之理，善听建言，存真去伪。直谏大臣魏徵（580—643年）曾数次面谏，直陈其过，奉劝自省，居安思危，察纳雅言，择善而从，多采之。后魏徵病逝，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新唐书·魏徵传》:“徵薨……帝后临朝，叹曰：‘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逝，一鉴亡矣！”泣下良久。

今本《申鉴·杂言上》“鉴”作“镜”，文并异：“君子有三鉴，世人镜鉴。前惟训，人惟贤，镜为明……故君子惟鉴之务。若夫侧景之镜，亡镜矣。”《旧唐书·魏徵传》, “鉴”字皆作“镜”。

73．三楚

古代地区名。秦、汉时，战国楚地按其地理位置和习俗特点，习惯上称为三楚。司马迁（约前145—前86年）《史记·货殖列传》:“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取：音秋，虑：音闾。僮、取虑二县并在下邳），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音谨，少也）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以上谓以淮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

后有学者以为南郡与淮北诸郡隔绝，不应当同属西楚，因而怀疑《货殖列传》此载有误。《汉书·高帝纪》唐初颜师古注引孟康《音义》:“旧名江陵（即南郡）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师古曰：“孟说是也。”据此，西楚当指今淮河以北，泗水、沂水以西；南楚北起淮、汉，南括江南；而东楚则跨江逾淮，东至于海。而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认为：“考三楚之分，大率以淮为界，淮北为西楚，淮南为南楚，唯东楚跨淮南北，而介乎东西之间。故彭城以东可称东楚，彭城以西可称西楚也。”

综合以上推断，三楚的划分是：

南楚应为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等地，泛指楚国隆兴之地，重要城市为荆州江陵。南楚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固有领地，自楚武王、楚文王开始向四周扩张，到楚庄王稳固疆域为止，领有古麋国（今湖北郧阳、房县一带）、卢国、罗国（今湖北襄阳、荆门一带）、南方百苗等大小诸侯国。战国中期，秦国屡次攻伐楚国。前279年秦将白起于鄢郢之战击溃楚顷襄王，楚国首都郢（今湖北江陵）被秦军攻占，隆兴之地沦陷，大量楚人东逃江淮之地，楚国也迁都至陈（今河南淮阳）。

东楚应为彭城以东，东海、广陵、吴（吴郡）等地，泛指新占越国之地，重要城市为吴郡。东楚为春秋战国初期的越国疆土。越国自越王勾践灭吴国后占有北至东海、南抵余杭（今浙江杭州），东至海、西沿江淮之地。战国初，楚国屡次占领越国土地。前306年，楚国乘越国内乱之际，联合齐国攻灭越国，杀死越王无强。吴郡即吴国和越国的首都姑苏（今江苏苏州），是江东的重镇之一。

西楚应为淮北、沛、陈、南郡、汝南等地，泛指楚人复兴之地，重要城市为彭城。西楚为战国末期楚国新夺之地，是西楚时期楚人主要的势力范围。楚国被秦国击溃后，大量楚人东迁江淮之地，楚国朝廷最后定都寿春。在北伐占领鲁国、宋国与泗上等12诸侯国后，楚国势力拓展到淮北与鲁南一带，江淮徐之地变为楚人的主要领地。在秦末六国遗民起义时，就有许多楚人在西楚之地举兵抗秦。而项羽叔侄也于会稽起兵北上，至西楚之地领导楚人对抗秦军，其基地即西楚的彭城。项羽灭秦后建立西楚国，也以彭城为都。

北宋初年，周羽翀（生卒不详）撰《三楚新录》三卷，以五代时马殷据长沙、周行逢据武陵、高季兴据江陵，都城皆在古楚地，亦称“三楚”。清修《四库全书》，纪昀等人为该书写《提要》简述“三楚”称谓的原委时说：“其称三楚者，以长沙马殷（852—930年），武陵周行逢（916—962年），江陵高季兴（858—929年）皆据楚地称王，故论其兴废本末，以一国为一卷。”《提要》进一步指出，该书所记与正史不合者甚多，如马殷本为武安刘建锋的先锋指挥使，佐之夺湖南，及建锋为陈瞻所杀，军中迎殷为留后，亦未尝为邵州刺史。而羽翀乃称殷随渠帅何氏南侵，何命其为邵州刺史，何氏卒，众军迎殷为主，其说皆凿空无据。又谓马希范入觐，桑维翰旅游楚泗，求货不得，拂袖而去。及希范立，维翰已为宰相，奏削去其半仗云云。后考希范嗣立于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时晋未立国，安得有维翰为宰相之事？亦为诬罔。又如王逵为潘叔嗣所袭，与战败没，而羽翀以为败于南越，仅以身免，竞死于路。与诸书所纪，并有异同。盖羽羽中未睹国史，仅据故老所传述纂录成书，故不能尽归精审。然其所闻轶事，为史所不载者，亦多可采。稗官野记，古所不废，固录存其书，备读五代史者参考。

74．三蜀

汉晋时期对川西地区蜀、广汉、犍为三郡的合称。秦灭蜀国，于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316年）置蜀郡。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分巴蜀置广汉郡，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又分置犍为郡，合称三蜀。三郡辖境约当今四川中部、云南东川及宣威以北、金沙江以东及贵州西北部地区。其地有都江堰之利，灌溉稻田，膏润稼穑；所谓沃野千里，号为陆海。织棉、盐铁业发达。人物荟萃，文化繁荣。《华阳国志·蜀志》称：“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土地沃美，人士俊义，一州称望。”西晋左思《蜀都赋》:“三蜀之豪，时来时往。交养都邑，结俦附党。”李善注云：“三蜀，蜀郡、广汉、犍为也。”

75．三槐

古时三公的代称。相传周代宫廷外有三棵槐树，三公朝见天子，面向三槐而立，后以三槐代称三公。《周礼·秋官·朝士》郑玄注：“周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外朝在路门（或库门）外，植有三棵槐树，三公位于其下。《陈书·侯安都传》:“位极三槐，任居四岳。”

《宋史·王旦传》:“祜（王祜，一说王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后来王祜的次子旦果真在宋真宗时做了宰相，实现了他的预言（参见宋邵伯温《闻见前录》卷八）。因此“三槐堂”不仅成了王祜一支的堂号，而且几乎变成王姓的代称。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王氏家谱目录中，冠以“三槐堂”之名的占王氏家谱总数的40%左右。

76．三司使

五代、北宋前期和金代最高财政长官的合称。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以太府少卿为知度支事，为“三司”设专使之始。其后盐铁、户部（指户部的户部司）皆设专使，并各置司，以重臣或宰相兼领，遂分户部职权。会昌五年（845年），敕文中已称“度支、户部、盐铁三司”（《册府元龟·邦计部·总序》）。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始设三司（盐铁、户部、度支）使，总管国家财政。宋初沿制，称“计省”，形成政、军、财三权分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废三司使，分为盐铁、户部、度支3个机构，各置使分领。咸平六年（1003年）又合为三司，设三司使长官，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副使为副长官，分管三部，其下又设兵、胄、商税等20多案，后又改回只设三司副使为副长官。王安石变法时，将三司部分职权划归其他机构，如修造案事归于将作监，熙宁六年（1073年）将三司胄案事归于新设的军器监。元丰五年（1082年）官制改革（元丰改制），废三司，职事归还户部、工部及有关寺、监。辽南面官有南京（今北京）三司使司。金泰和八年（1208年）省户部官，设三司使。

三司的设立，最初是为了分割宰相的财权，加强中央集权。后来三司部门几乎无所不管，其职权范围涉及原来六部事务，甚至连监察部门的职权也受其侵犯，而且还包办了地方州县财政事务。这种垄断全国经济命脉的局面，不符合宋代统治者分权制衡、防止任何一种势力做大的治国理念。最终通过改革，将三司侵夺各部门的职权收回交由原管，三司使遂废。

77．三多轩

中华老字号文房用品店之一。“三多轩笺扇庄”创建于清道光五年（1825年），创始人黄其佩为染纸工匠。传至黄金海已历3代，170余年。“三多”之名，选取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治文之语：“多学、多做、多商量”。原址在广州市高第街221号（现高路56号）。初为染纸工场，后经营色纸、宣纸、色笺、雅扇、文房四宝，兼营装裱字画。1928—1938年为鼎盛时期，居全国同业之冠。1968年迁至北京路，专营文化用品及笺扇。1998年迁至文德路现址，以经营“名、优、特”商品为主，是现今岭南最大的文房用品专营店，被誉为岭南第一轩。它与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并称为中国三大文房用品名店。

78．三法司

明清时期中央司法机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合称。此种做法，大体源自《商君书·定分》“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丞相置一法官”之说。在此以前，其组成人员各朝有所不同。汉代以廷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重大案件的会议称三法司。至唐中叶，史籍所记狱事多由台、省、寺三官所治。

明沿唐宋之制，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为三法司。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命议狱者一归于三法司”。具体分工是“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明史·刑法志二》）。凡遇重大案件，均由“三法司议案”，即三机构共同审判议定，然后请旨裁决。明中叶以后，厂、卫之狱频兴，屡屡侵犯法司职权，“法司几成虚设”（《明史·刘济传》）。

清沿明制，仍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为三法司。顺治十五年（1658年）奏准，“嗣后凡三法司核拟事情，御史会同大理寺官（与刑部）面审同议”（《钦定台规·会谳》），其职权较明代为重。据《刑部事宜》载：斩绞人犯俱会三法司，过堂定稿题奏；一些疑难或减刑等人犯俱送稿知会三法司。重大案件交“三法司拟核”，既达到了刑部不能专擅其职的目的，同时也强化了皇权，使最高司法审判权最终操纵在皇帝手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刑部为法部，专司司法行政事务；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专司审判，三法司废。

79．三法印

佛教名词。是指识别真、假佛法的标准，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一切法若与三法印相违，即使是佛陀亲口所说，也是不了义；若与三法印相契合，不管出自谁之口，也视同佛说。《大智度论》二十二：“佛法有三种：一者，一切有为法念念生灭皆无常；二者，一切法无我；三者，寂灭涅槃。”三者是佛教的基本原则，有如印鉴证明，故名。

①诸行无常，是说一切世间法无时不在生往异灭中，过去有的，现在起了变异，现在有的，将来终归幻灭。世间一切事物，皆在刹那间迁流变异，此乃自然法则。因此，想得到幸福，就要从真理下手，真理要从心下手，心要从悟下手，悟要从观照无常下手。②诸法无我，是说在一切有为无为的诸法中，无有我的实体，我的存在只是相对的生理和心理幻象。凡我之物皆为我用，非我所有。唯有放下我执，方可觅得真我。唯有了知无我，始能与世界和平共处。③涅槃寂静，是说涅槃的境界，灭除一切生死的痛苦，无为安乐，故涅槃是寂静的。意指不生不灭，身心俱寂之解脱境界。佛教之所以不同于生灭的世间法，为究竟涅槃，以其死而不再复生，不生则不灭，盖已打破无始无明，彻见本来面目，此乃佛教最可贵之处。

三法印为佛教所创，与婆罗门教及其他宗教有所不同，允许在谨守三法印价值与教义的前提下，对其他方面可进行融通性变动、改变或变化，只要不违反三法印，可用各种方式传教、修行，包括用密法（如密宗）加速修行，因此富于变化与多样性。

80．三大民主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实行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的简称。这种民主制度，建立在官兵一致原则的基础上，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建军初期，就建立了军队内部新型的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宣布实行军内民主制度。1948年1月，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一文中将它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从此，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现行的三大民主主要内容是：

政治民主：官兵政治上一律平等，只有职务和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军人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政治权利。

经济民主：官兵有权管理、监督经济生活，通过军人委员会了解和反映官兵对伙食的意见，提出改善办法，监督经费开支，定期检查和公布账目，防止贪污盗窃、铺张浪费和侵占士兵利益的现象发生，不断提高和改善物质文化生活。

军事民主：在军事训练中，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开展群众性的评教评学。在执行作战等各项任务中，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发动官兵献计献策，研究战术技术，开展战评活动。在军事学术研究中，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自由讨论的风气。

三大民主实行的方式，是在集中领导下开展的军人代表会议、军人委员会和军人大会。它是实行三大民主、健全和发展军队民主生活、保障军人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和参与部队管理的组织与制度保证。

81．三民主义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简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发展过程分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旧三民主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概括了历史进程，从而提出了独立、民主和富强三大任务。19世纪末，孙中山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1905年组织同盟会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同年在《〈民报〉发刊词》中阐明了“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主张同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后称其为旧三民主义。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后来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亦称新三民主义（见“三大政策”）。这是对旧民主主义的发展，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82．三大营

明代京师军队建制之一。明成祖时，京师驻军分为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前期用兵多以此为主力。至正统十四年（1449年），总人数达17万之多。①五军营分为中军，左、右掖和左、右哨。军士除来自京师卫军外，又调中都留守司及山东、河南、大宁三都司卫所马步官军轮番到京师宿卫和操练，称班军。隶属五军营的还有掌随驾马队官军的12营，掌操练上直叉刀手及京卫步队官军的围子手营，以及幼官舍人殚忠、效义诸营。②三千营以三千蒙古骑兵为骨干组成，实际人数不止三千。分五司，分掌皇帝的旗、舆服、兵仗金鼓、御用宝物等。③神机营，因用兵交趾（今越南），得火器法，立营肄习而名，其下亦分中军，左、右掖，左、右哨。其中，中军又分设四司，掖、哨各分设三司，掌铳、炮等火器。隶属该营的还有五千营，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的官军。三大营各设提督内臣、武臣、掌号头官统领。各军、各司分设坐营官、把总、坐司官、监枪内臣、把司、把牌不等。洪熙元年（1425年），命武臣一人总理三大营营政。平时，五军营练习营阵，三千营练习巡哨，神机营练习火器。当皇帝亲征时，三大营环守于皇帝大营，一般是神机营居外，骑兵居中，步兵居内。

三大营初建时，颇有战斗力。土木之变（1449年7月，蒙古瓦剌部大举进攻明朝，英宗被俘，又称土堡之变）中，三大营主力几乎丧失殆尽。至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对京营编制进行改革，于三大营中选精锐十万，分十个营团练，以备紧急调用，称十团营。由总兵官一人统领，监以内臣、兵部尚书或都御使一人为提督。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罢十团营，恢复三大营旧制，三千营改名神枢营，其三大营司、哨、掖等名及诸内臣俱裁革，以大将一员统帅，称总督京营戎政，以文臣一员辅佐，称协理京营戎。明后期，三大营增设监视内臣，营务尽领于中官。由于朝政腐败，营帅贪腐无能，京营战斗力每况愈下。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居庸关，至沙河，京军出御，未经战斗，闻炮声即溃败而归。京军积弱，加速明亡。

83．三字经

我国古代蒙学课本之一。相传为南宋王应麟（一说南宋区适子，一说明代黎贞）所编，经明清学者陆续补充，至清初文本为380句，1140字。后来比较流行的本子（如《徐氏三种》本），一般是1248字，字数最多的为1722字。它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

《三字经》的内容涵盖很广，包括历史、天文、地理、道德及一些民间传说。所谓“熟读三字经，可知天下事”。全书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六部分：①从开篇“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讲述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时，且方法正确，可使儿童将来成为有用之才；②从“为人子，方少时”到“首孝悌，次见闻”，强调从小就应懂得礼仪，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并列举了黄香和孔融的例子；③从“知某数，识某文”到“此十义，人所同”，介绍了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识，有数字、三才、三光、三纲、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方方面面，简单明了；④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讲述我国古代一些重要典籍和儿童读书的程序，主要列举了四书、六经、三易、四诗、三传、五子等，涵盖面较宽；⑤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讲述了从三皇到清代的朝代兴替，勾画了一部中国演变史的基本轮廓；⑥从“口而诵，心而维”到“戒之哉，宜勉力”，强调学习应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只有从小打下良好的基础，长大后才能有所作为，“上致君，下泽民”。《三字经》“分别部居，不相杂厕”，把识字、历史知识和伦理训诫熔为一炉。全书用三言，开三言韵语蒙学之先例，且句法灵活，语言通俗，易懂易记，便于儿童诵读。

《三字经》版本很多，有增补、注释、注音、绘图、翻刻，以及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版等各种版本。世界上最早流行的外文版《三字经》是拉丁语，在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此后，相继出现了俄文、英文、日文等译本。元、明以后我国曾陆续出现过各种增改新编的《三字经》，但都未能得以持久地流传。清道光年间刊行的版本是最通行的一种，后多采用民国年间的增补本。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在世界范围加以推广。我国于2008年4月重新修订《三字经》，增加和修改49处，修改内容约占原文的20%。

84．三合板

市面上常见的一种胶合板，用三层薄木板按不同纹理方向黏合制成，故名。1810年由英国科学家发明，主要为制作轻型飞机的材料，后在工业生产中逐步广泛使用。我国于1910年开始使用三合板，主要用做钟表盒和工艺品，后渐次推广到建筑和工业等行业。

因三合板是以三层不同材质的薄木板黏结而成，制作时需使用含有甲醛的黏合剂，所以用它制作的家具会释放出甲醛，对人体有害。使用此类家具时，应做适当处理，有条件的地方可请有资质的监测机构监测室内空气环境是否达标。

85．三论宗

我国隋唐时期佛教宗派之一。发源地为陕西省西安户县草堂寺、江苏省南京市郊栖霞寺。隋吉藏创立。因传习印度龙树《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百论》而立宗得名。也有加上《大智度论》称“四论”者。又因其倡导并弘扬“一切皆空”“诸法性空”的义理，故又称“空宗”或“法性宗”。

“三论宗”之名始见于僧凝然（1240—1321年）《八宗纲要钞》与《三国佛法传通源起》，前者还定下了三论宗的传承祖脉。认为印度祖师以文殊菩萨为高祖，马鸣为次祖，龙树为三祖。龙树有两个弟子，分为两个流派。一者由龙树传龙智，清辨，智光，师子光；一者由龙树传提婆，罗喉罗多，沙车王子至鸠摩罗什。在中国继承和发展的大致脉络是：鸠摩罗什——僧肇——僧朗——僧诠——法朗——吉藏。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三年（401年）来到长安，译出代表印度般若学最高水平的大乘中观学说的主要经论，被尊为三论宗的中土第一代宗师。最早研习三论的是罗什门下的僧睿、僧肇、昙影等，若以专弘三论而言，当首推僧肇，其所著《肇论》可以说是关河旧说的代表。此后，三论之学在关中因《成实论》风行而湮没。南朝宋时（5世纪中）有智林传关中胜义，周颙作《三宗论》申“二谛义”。真正复兴三论之说的是宋齐之际南来的僧朗。他继法度住持摄山栖霞寺破成实论而弘扬三论，在梁武帝（502—549年在位）的支持下，三论义学复炽。僧朗的高足为僧诠，僧诠门下弟子数百，上首是法郎、智辨、慧勇、慧布等，而以法郎为最。陈初（557年），法郎所住的兴皇寺成为三论学的中心。法郎门下人才济济，陈、隋三论学者多出其门下，三论学集大成者、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吉藏即是其弟子。著作有《中观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三论玄义》《大乘玄论》《法华玄论》《净名玄论》《二谛义》等。

“三论宗”中的基本思想是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为阐明这一理论，立有真、俗二谛和“八不中道”等义。三论所传习实为中观学派思想，也即中观正道的说法。《中论·观四谛品》曰：“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诸法因缘而生，便无自性，也即毕竟空；但诸法毕竟依缘而有，随俗而论，不妨承认有此假名。从真俗两视角，兼顾性空与缘起，就能把握中道实相。由此引出“三论宗”一系列主张，如“八不中道”说（世间万有说到底“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真俗二谛论（菩萨教法有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两重真实），以及二藏三论的判教原则等。以上述理论，认识宇宙万有的实相，而导归于无所得（离言绝待），这是从般若学说传入中国以来的一种总结。

“三论宗”在隋、唐初盛极一时，至吉藏，后继乏人，加之法相、华严、禅宗等相继流行，逐渐衰微。唐武宗会昌（841—846年）禁佛，其章疏被毁殆尽，几乎成为绝学。以后该宗由吉藏传至高丽僧慧灌，再传入日本，慧灌遂被日本尊为“三论宗”初祖。

86．三角形

由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三点，两两用线段连接组成封闭式的图形。各点称为“顶点”，连接二顶点的线段称为“边”，两个边所构成的夹角称为“内角”。平面上三条直线所围成的图形称平面三角形；三条弧线围成的图形称球面三角形，也叫三边形。

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三角形三个内角之和等于二直角。三角形的三个内角都是锐角的，称为“锐角三角形”；有一个内角是直角的，称为“直角三角形”；有一个内角是钝角的，称为“钝角三角形”；两边相等的三角形称为“等腰三角形”；三边相等的称为“正三角形”或“等边三角形”。从三角形的一顶点，向对边或其延长线所引垂线的线段，称为以该对边为底边的三角形的“高”；垂线段的长也称为高。三角形的面积等于底边的长与高乘积的一半。

三角形的稳定型使其不像四边形那样易于变形，有着稳固、坚定、耐压的特点。三角形结构在建筑和制造工程上广泛运用，如法国埃菲尔铁塔、埃及金字塔等。

87．内三院

清初内阁前身，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枢要机构。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太宗皇太极于盛京设立文馆，十年（1636年），改文馆为国史院、秘书院、弘文院，各设大学士一人掌领其事，合称内三院。

内国史院掌记注诏令、编纂史书、撰拟表章并收藏御制文字；内秘书院掌草拟外交文书及敕令、祭文并录存各衙门疏状；内弘文院掌记注历代及本朝政事得失，翻译汉文书籍，向皇帝、皇子进讲并教诸王等。

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增设学士。二年，以翰林院官分隶内三院，称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十五年（1658年）沿用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大学士俱改内阁衔，仍分设翰林院。十八年（1661年），康熙帝幼年继位，鳌拜、索尼等四辅臣以恢复祖制旧章为名，改内阁为内三院，裁翰林院。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亲政后，仍改内三院为内阁，另设翰林院，遂成定制。

另，清内务府所属上驷院、武备院和奉宸苑，因供奉内廷，也有内三院之称。

88．三大作风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来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在对客观实际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密切联系群众，就是相信和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力，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真切地关心群众生活。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及时纠正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等错误倾向。

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发扬党内民主，经常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认识其性质、危害和产生的原因，找到正确解决的办法。对犯错误的人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89．三大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三项任务的简称。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执行三大任务，是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是建军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人民军队又称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三大任务以不同的具体内容。

打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打仗必然成为人民军队的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军队担负着巩固国防、抵御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任务，仍然是一支战斗队。

做群众工作。革命战争年代，军队除打仗外，还要发挥工作队作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人民政府机关尚未建立前，军队政治机关还要暂时代行政权机关的职能。新中国成立后，军队仍要开展群众工作，主要是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保持军政军民一致。

生产。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没有固定的军费保障，除了打仗，还必须设法筹措给养和作战物资，尽可能地开展自给性生产经营活动，以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队经费由国家保障供给，军队还要适当担负一些自补性生产任务，用以改善部队生活。在保证完成教育训练任务的同时，还要调拨一定的人员和装备器材，完成国家和地方的一些急、难、险、重任务，如抢险救灾等，积极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视察全军各部队，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这对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不渝地执行三大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90．东方三圣

佛教名词。又称药师三尊，是药师佛、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的合称。药师佛是梵文（Baisajyagurvai-duryaprabhasa）的意译简称，全称为药师琉璃光如来。又称药师如来、大医王佛、十二愿王等，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药师原本用以比喻能治众生贪、瞋、痴的医师，中国佛教一般以此指称其为祈求消灾延寿。据佛教传说，药师佛在行菩萨道时，曾发十二大愿，为众生解除一切痛苦，使具足诸根，导入解脱，故依此愿而成佛，居住净琉璃世界，其国土庄严如西方极乐世界。

一般流传在电光如来时代，一位居士和他的两个儿子共同立志，拯救世间一切病苦众生。电光如来命这位居士改名为“医王”，后来他苦修得道成佛，就是药师佛。他的两个儿子，也即日光菩萨、月光菩萨。药师佛像为螺发型，左手持药壶，右手握施无畏印（或与愿印），居中者为药师如来；左协侍是日光普照菩萨，右协侍是月光普照菩萨，并称药师三尊或东方三圣。《药师如来本愿经》曰：“于其国中有二菩萨摩诃萨，一名日光，二名月光。于彼无量无数菩萨众最为上首，持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正法之藏。”也有以观音、势至二菩萨为其协侍者。

91．三字狱

典故名。出自《宋史·岳飞列传》（卷365），南宋奸相秦桧（1090—1155年）以“莫须有”罪名，加害于抗金名将岳飞（1103—1142年），后遂以“三字狱”喻无罪被冤成狱。

“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飞方图大举，会秦桧主和。时和议既决，桧患飞异己。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桧遣使捕飞父子。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初，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初，桧恶岳州同飞姓，改为纯州，至是仍旧。孝宗诏复飞官，以礼改葬，赐钱百万，求其后悉官之。建庙于鄂，号忠烈。淳熙六年，谥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引文大意为，岳飞多次拜见皇帝赵构，论说恢复中原的方略。岳飞遂谋划大规模发兵，却遇上秦桧主张求和。当时秦桧求和的决心已很坚决，担心岳飞反对他的求和主张并会实施阻挠，认为岳飞如果不死，自己必定遭其祸害，所以极力谋划杀掉岳飞，派人抓捕岳飞父子。因证据不足，到年底案件也没立成。秦桧亲自写小纸条交给狱卒，逼其马上禀报岳飞已死。案件上报之初，韩世忠深感不平，指责秦桧歪曲事实，制造冤案。秦桧则狡辩说：

“（岳）飞子（岳）云与张宪书（通信的情况）虽未查明，其事体莫须有（恐怕有或也许有）。”韩反驳道：“莫须有”三个字，怎么能让天下信服？金国的部将首领听说岳飞已死，如释重负，弹冠相庆。秦桧因忌恨岳飞而将岳州也改名为纯，流传至今。到宋孝宗时（1174年），才下诏恢复岳飞的官职，用相应的礼制移换其下葬之地，并赏赐岳家金钱百万贯，将其后人全部授予官职。在鄂州为岳飞建祠庙，封为“忠烈祠”。淳熙六年（1179年），加封岳飞，谥号“武穆”。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追封其为鄂王。

92．三色柱

标志物名。在城市理发店门口，一般都装有一个由红、蓝、白三种色带组成的旋转色柱，红色代表动脉、蓝色带表静脉、白色代表绷带，木柱代表按压血脉的小木棍，外面的套管象征带血的器皿，人们将它称为“三色柱”。

“三色柱”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当时医学界盛行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学说，认为人体由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四种体液构成，疾病也是由这四种体液元素发生变化或相互不协调所致。并认为患病时只要抽出其中一种过量物质，其元素就可以达到平衡，“放血是康复之始”。于是，就产生了放血治病术。在当时，医生的职业比较尊贵，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他们认为放血术又脏又累，是下等人做的事，几经商定委托理发师代劳。1540年，经英格兰国王批准，成立了理发师、外科医师联合会，并为此举行了庄严的仪式，国王亲手把批准书交给联合会主席维·凯瑞。从此，理发师正式打出了外科医师的牌子，并选用“三色柱”作为他们行医和理发的标志。

理发店一般有浴室和温泉设备。病人经温水沐浴后，皮肤松弛，血管扩展。理发师先给病人理发、剃胡须，然后在医生指导下，让病人紧紧地抱住一根圆柱，理发师一手用小木根压其静脉，使血管凸起，一手用刀将它割破，放出血来。放血量由医生根据病人的病情而定。所以，当时几乎每家理发店里，都有随时可用的圆柱和纱布。如若没有生意，他们就将纱布卷扎在圆柱上，放在理发店门口，作为招牌，招揽生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感觉到放置在门前的纱布和圆立柱容易积染灰尘，很不卫生。因此，就在圆立柱上涂上红色斜条纹替代纱布，但红色不会使人联想起染上血迹的纱布。于是，又将它改成红色、蓝色、白色三色相间的斜纹旋转圆柱。

1745年，英王乔治二世敕令成立皇家外科医学会，外科医师从此与理发室分离，但理发店门前的“三色柱”标志却一直沿用下来。许多国家的理发店认为这种花柱好看，也很醒目，纷纷效仿。我国不少理发店也沿用这种装饰，把它作为一种标志。出于招徕顾客的需要，现在理发店门口转动的圆柱，不一定是红、蓝、白三种颜色了。

93．《三国志》

记述魏蜀吴三国重大事件的断代史，基本属于纪传体史书。西晋陈寿（233—297年）撰，全书共65卷，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南朝宋人裴松之（372—451年）为该书作注。《三国志》虽名为志，但其实无志。魏志为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在纪传体正史中，它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并称前四史。

陈寿是晋朝臣，晋受禅于魏而得天下，故三国志以曹魏尊为正统，将魏志居首，其君主称帝，载入本纪中；对蜀、吴君主即位，都记明曹魏年号，有列传而无本纪；东吴只对孙权称主，而孙亮等都称名。对蜀汉刘备父子称先主、后主，不同于孙吴，多少反映了作者对蜀汉故国的思念之情。

魏、吴原有史书，属于官修的有晋国王沈《魏书》、吴国韦昭《吴书》；属于私修的有魏国鱼豢《魏略》。皆为陈寿撰写魏、吴两志的主要依据。蜀国虽无史籍，但陈寿为蜀人，又是史学家谯周的弟子，蜀未亡之时，即留心于蜀国史事，故蜀志成书也不逊于魏、吴两志。三国志原本各志独立，至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才合为一书。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文字，形象生动地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可读性极高。研究《三国志》及裴松之的学者历代颇多，以清人最为用功。民国时期卢弼作《三国志集解》，可供参考。

94．南三行

20世纪初，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的合称。这3家私营银行以上海为基地，在经营上互相声援、互相支持，互派董事监事，虽然没有联营或集团的组织形式，但实际上起到了联合经营、鼎力相助的作用。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于1915年，是第一次世间大战期间，民族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创办时资本仅10万元，办事人员只有6～7人，第一届董事会指定庄得之为总董事（后改称董事长），总经理为陈光甫。由于经营精明，管理严密，业务发展迅速，赢利较多，资本积累较快。到1926年时，资产总额已超过4700万元，存款超过3200万元，资本也增加到250万元。1927年后，由于业务上得到官僚银行的支持，以及机构设置的灵活性和经营方式的多样性，业务进一步扩展，到抗日战争前夕，分支机构达80个，职工达2700多人，存款总额近2亿元，多数年份居于私营银行首位。抗日战争后，注重积聚外汇，囤积物资和经营商业。

浙江兴业银行。成立于1907年，由浙江铁路公司创议设立并为最大股东。1914年浙江铁路公司被收归国有，股份出让，承购人多为工商业者，以杭州丝绸商蒋海筹、蒋抑卮父子股份为最。辛亥革命后，业务发展迅速，1915年总行由杭州移至上海。1927年前，存款总额常为私营银行第一或第二位，1927—1937年期间，退居第五、第六位。董事长由叶揆初长期担任，徐新六、项叔翔先后任过总经理。

浙江实业银行。成立于1909年，原名浙江银行，由浙江地方政府和商人合资设立，1915年改名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由于官股擅权，商股深为不满，要求分开经营，1923年达成分营协议，官股称为浙江地方银行，总行设在杭州；商股称为浙江实业银行，总管理处设在上海，由李铭（馥荪）担任总经理，业务日渐发展。该行着重于外汇业务和兜揽外商在华企业的存汇款，机构和职工少，而存款甚多，拥有外汇资产也多。李铭当过上海银行公会主席，其后又任全国银行业联合公会主席，这也有助于浙江实业银行声誉的提高。

“南三行”主要当权人物，对经营近代银行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与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联系也比较多，因此开展业务和获取利润，比一般银行有较多的有利条件。1927年，他们成为扶持国民党上台夺取政权的主要经济力量，但后来受到官僚资本的挤压和排斥。新中国成立后，“南三行”在中国内地的机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12月参加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95．三权分立

又称三权分治。即国家权力按照立法、行政、司法的功能划分为三部分，分别设立相应权力机关行使其权力的一种分权学说和分权制度。

设计国家权力分立的学说起源于西方政治思想家。古希腊政治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首次提出：“一切政体都（是由）有三个要素作用构成的基础。”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近代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英国洛克分权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洛克《政府论》的发表，表明现代意义上的分权理论初步形成。孟得鸠斯在其《论法的精神》中明确提出三权分立，主张由议会行使立法权，君主掌握行政权，法院专管司法权，建立地位相等但职能不同的机构，相互独立，相互制衡，以防止权力滥用。资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把三权分立作为政治组织的基本原则。1787年，在美国的宪法中，基本按照三权分立的思想，设计和规定了国家权力体制。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实行这种国家权力体制，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

一是美国的总统制。立法、司法、行政完全分开，相互制衡。在当时，这种宪制是前所未有的崭新尝试，至今美国联邦政府的三权分立，仍是众多民主政体中实行比较彻底的。美国大部分州政府亦有相同的宪制框架。美国宪法规定，国会可以弹劾总统，但它建国二百多年来，只有安德鲁·约翰逊、尼克松、克林顿三个总统遭受弹劾提案，除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主动辞职外，另两起弹劾提案均被参议院否决。

二是英国的内阁制。英国的议会由上、下两院组成。上议院也称贵族院，主要成员有王室后裔、世袭贵族、新封贵族、上诉法院法官和教会重要人物。它是英国最高司法机关，按照英国传统，上院议长由大法官兼任，也即法律大臣，位高权重，不仅是全国司法界领袖，而且也是内阁部长。下议院，也称平民院或众议院，其议员由选民直选产生。下议院行使立法权、财政权和行政监督权。英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立法权在三权分立中的地位高于行政和司法权，亦即议会通过的任何法案皆是最高法案，不受宪法章程制约。此外，传统上英国的行政权力源自议会通过的法例和英王特权两个方面，英王特权（如签署国际公约权、宣战权、特赦权等）是司法权不可挑战的权力。同下议院比，上议院权力相对有限，主要有搁置否决权，有权审查下议院通过的法案，但最长拖延期为一年，而后便自然生效。

三是法国的双首长制。法国在第五共和建立时，汲取了前几次共和时期议会民主制度失败的教训，开始创立并执行“半总统半议会”的民主制（双首长制）政体，直到现在仍未改变。

三权分立常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行政与立法机关之间的矛盾。西方各国的具体模式不尽相同，但体现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国家职能部门分别拥有特定的权力，并在相互制约中实现权力平衡。不少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吸取它国三权分立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努力建成效率高、成本低的国家政治体制。

96．三明治

一种快餐食品。它同三文治都是英语单词Sandwich的音译。以两片面包涂上黄油或者蛋黄酱、芥末、番茄酱等，中间再夹一层乳酪或熟肉、蔬菜等做成。也有人将它译为“三味吃”或“沙木吃”。

据说，Sandwich原是英国一位伯爵的名字，因他酷爱打纸牌，为此常常废寝忘食，其家庭厨师很难伺候他的用餐，于是就为他准备一些面包夹肉的食物，以方便他边打牌边吃。由于这种吃法既味美又简便，一经传开便有不少人效法，很快成为一种畅销的快餐小吃，并用伯爵的名字命名为三明治。不久，三明治就传遍了英伦三岛，并传到了欧洲大陆，后又传入美国。现三明治种类很多，比较受欢迎的有火腿三明治、果子冻三明治、金枪鱼色拉三明治和烤牛肉三明治等。

97．三舍法

北宋王安石变法（熙宁新政）内容之一，即以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相结合的选人用人制度。当时科举偏重于文辞，王安石认为不利于造就有用人才，遂改为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相结合的做法。熙宁四年（1071年）定三舍法，分太学为上舍、内舍、外舍三等。外舍300人，内舍200人，上舍100人，并确立太学生肄业、考核及出身的各种规章。实行“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即官员子弟可免试入学，平民子弟考试合格后入学。在一定年限及条件下，外舍生员得升入内舍，内舍生员得升入上舍。最后按照科举考试法，分别规定其出身并授以官职。事实上是将太学变成科举的一个层次，学校成为选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绍圣中，曾一度将科举完全废止，专以三舍为取士途径。宣和三年（1121年），下诏罢此法。州、县学校三舍法，仅太学依旧。南宋时，太学继续实行三舍法并不断完善和严格，武学、宗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亦同。这种制度到明清时，已有很大改变（参见《宋史·选举志》、许树安《古代选举及科举制度概述》）。

98．三审制

图书出版三级审稿制度。是我国各级出版社图书编辑出版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1952年10月，由国家出版领导机关颁布实行。即每一部书稿（包括著作稿和翻译稿），必须经过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且都同意出版发行，方可出版。担任初审的编辑，一般为该书的责任编辑。

经过长期实践，三审制有所发展。国家出版局于1980年1月颁发《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重申三级审稿制度，并作出相应规定。国家新闻出版署1997年6月颁发《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强调“坚持稿件三审责任制度”。2007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着手修订《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国编辑学会重新制订《图书编辑规程》，对三审制进一步规范。基本要求是：审稿要经过三个审级、两道程序、六个环节。三个审级是：初审、复审、终审；两道程序是：审读、审订；六个环节是：初审审读、复审审读、终审审读、初审审订、复审审订、终审审订。并对各级各类各程序的编辑责任，从人员资质、专业技术水平到审核把关等事项，都作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

三审制有利于发挥各级编辑的集体智慧，体现了对科学文化精神产品严肃负责的态度。同时对各级审稿者有不同的要求与职责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了出版工作质量。但是在编辑工作实践中，要使三审制各项规定和要求全面落到实处，还需要辅之以一些强有力的保障措施。如编辑人员如何胜任对专业性较强的学术书稿评审、如何既确保质量又相对缩短评审时间以减少管理成本、如何兑现分级负责的具体做法等，使之避免流于形式。

99．三人成虎

汉语成语。比喻谣言或讹传经多人重复述说传播，听者就容易信以为真。语出《战国策·魏策二》:“庞恭与天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恭曰：‘夫市之无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之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愿王察之。’王曰：‘寡人自为知。’于是辞行，而谗言先至。后太子罢质，果不得见。”

这个故事是说战国时期魏国大臣庞恭将要陪魏太子去赵国做人质，他担心走后魏王不再信任他，便借“三人成虎”这个寓言故事表达自己的后顾之忧。魏王坦然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放心地陪公子去吧！”事情果然如庞恭所料，他去赵国不久，就有人在魏王面前说他的坏话，开始魏王不信，后来说的人多了，魏王也就相信了。在与太子结束人质生活回国后，魏王再也没召见过庞恭，更不用说重用他了。

“三人成虎”本来是讽刺魏王昏庸无知，后人引用这个成语，借以说明有时谣言可能掩盖真相。因此，判断一件事情的真伪，必须经过细心观察和认真思考，不能道听途说，有时多数人说的也不一定正确，不能轻信，要善于“兼听”，全面、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否则“三人成虎”，就会误将谣言当真实，结果把事情弄反了。（清）褚人获《隋唐演义》二回：“正是积毁成山，三人成虎。到开皇二十年十月，隋主御武德殿，宣诏废勇为庶人。”

100．三个“夸克”

“夸克”（quark），高能物理中的一个名词。即质子和中子可分的更小的粒子，也是构成物质的基本单元。

20世纪60年代初，由美国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和乔治·茨威格（George Zweig），各自独立地提出了基本粒子的分类法，即夸克模型。以色列物理学家尤瓦勒·内埃曼（Yuval Ne'eman,1925—2006年）于同时期也独立地研发出一套相近的理论。盖尔曼把他的分类法称之为“八正道”，即粒子按照规定排列成三个一组、八个一组或十个一组。当把所有已知的粒子分到各组后，除了三个粒子组的位置全部空着外，在十个重粒子组也有一个位置空着。到1962年世界核子物理学家在日内瓦聚会时，盖尔曼提出了这一空缺粒子的存在，并预先将它命名为“Ω”粒子，根据该理论，盖尔曼预言了“Ω”粒子的参数。还有那三个缺席的粒子，也等待人们去发现。以往，与物理学家打交道的所有粒子或者是中性的，或者其电荷数等于电子电荷的整数倍。但根据推算，这三个名额竟是为带有分数电荷的粒子保留的。盖尔曼假定，带分数电荷的不寻常粒子不但存在于自然界，而且恰恰是由它们构成了其他一切粒子，其中包括空缺的粒子。盖尔曼为这些不寻常的粒子取名为“夸克”。

数字“三”在夸克理论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例如，一个质子包含三个夸克）。正是数字“三”促使盖尔曼引入了“夸克”这个名称。夸克是海鸟的叫声，盖尔曼借用了这个词。

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质子的行为显示出仿佛是由三个夸克构成的。美国物理学家茨威格（George Zweig,1937—）也提出了类似的概念，不过，他把这些不寻常的粒子称为“爱司”。因基本粒子分类方面的成就，盖尔曼于196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64年，当盖尔曼和茨威格首次提出“夸克”概念时，只有少数几个人认真地采纳了它。科学界不少人第一次听到“夸克”这个名词时，甚至不明白它是指什么。直到盖尔曼在一篇短文中进行阐述之后，大家才比较清楚了它的意思。在文中盖尔曼写道：“夸克”这个名字是给“八正道”的三个“灰姑娘”取的。她们就是假设带分数电荷的三个粒子。通过理论家的想象，她们变成了成员众多的强子社会的主要人物。然而，夸克毕竟太神奇了，还需要实验来加以证实。就在这时，科学家发现了Ω粒子，十个重粒子的位置满额了！粒子的真身与理论预言十分近似。这一发现，是在美国长岛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实现的。探求Ω粒子的工作队从1963年11月开始，终于在1964年1月27日拍摄第97025张照片中发现了Ω粒子的痕迹。其后，其他实验也找到了Ω粒子。十个重粒子齐全了。“八正道”的正确性被证实了。Ω粒子的发现，给了研究者们巨大的鼓舞。

但是，这一发现既不能肯定夸克的存在，也不能证实粒子构造的夸克模型。因此，为了寻找夸克，几乎所有粒子物理学家都卷入了这一新的“淘金热”之中。在测定夸克的动量之后，科学家们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质子中夸克的动量之和小于质子的总动量。质子动量几乎一半不是由夸克提供的。这里一定存在着某种在SLAC实验室中没有探测到的奥秘。于是，科学家引入了另一组元粒子——胶子。这样命名甚为适宜。因为胶子是使世间万物维系在一起的“粘胶”，它使得夸克黏结起来形成了强子。地球上所有的物质，包括人体在内，都是由99%以上的夸克与有关胶子组成的，其余不到1%是电子。胶子不带电荷，不直接与电子作用，但具有动量和能量。在快速运动的质子内部，胶子携带着约50%的动量，与三个夸克所带的动量共同组成了质子的总动量。

盖尔曼最初提出的三种夸克叫作质子夸克、中子夸克和“兰姆达”夸克，它们又被称为上夸克、下夸克和奇夸克。1974年，美籍华人丁肇中（Samuel Chao Chung Ting,1936—）等有了新的研究成果后，科学家们又提出了第四种夸克——粲夸克（Charm Quark）。现在有科学家们认为，世间共有六种夸克，另外两种叫顶夸克（Top Quark）和底夸克（Bottom Quark）。虽然已经有几位物理学家因对夸克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与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动力学相比，基本粒子物理学还只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工场”，人们还要做更大的努力，向更深层次探索、再探索。

101．三藏

佛教典籍组织与保存形式。又称三法藏经，包括经、律、论三个基本部分。

佛教经典中最早出现是释迦牟尼在世时宣说的正法，当时佛教是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保存下来的。以经藏和律藏命名，是释迦牟尼逝世以后的事。佛涅槃后，教团之首大迦叶、阿难等人深感树立佛生前教导的权威性，并以此维系僧人修持和教团的发展，十分必要和紧迫。佛辞世的当年，在夏安居时，大迦叶主导了佛教教理汇编，即结集。将佛门弟子聚集起来，诵读其教理并确认佛所说法的地点、对象和因缘。号为“多闻第一”的阿难，背诵了佛生前的思想论述，被称为“经”；被誉为“持律第一”的优波离，背出了佛为僧团制订的规章制度，后称作“律”。而佛典中有一种被称作“九分教”的贮藏形式，其中第九部经“优波提舍”，即议论，是对佛所教法义的讨论。

“藏”，意译为容器、仓库、收藏物品的“筐箧”或“箱”，引申义为今所谓“范畴”。至少在部派佛教时期，多数部派已经使用三分的方法来归类和保存全部佛教经典，这种经、律、论三藏形式至今仍保留。大乘佛教出现后，把先前的三藏称为小乘经、小乘律、小乘论。经，是佛的议论教导，即梵文音译素怛缆藏、修多罗经，意译为契藏经，属经部类；律，音译毗奈耶藏、毗尼藏，意译为律（戒律）是佛制订的戒律，属律部类；论，音译阿比达摩藏、阿比昙藏，意译为论（对佛教经典论述或注释），是佛的弟子们对佛教教义的议论发挥，论藏又称论部。巴利语系三藏虽含经、律、论和一个藏外部分，但还是称为“三藏”。其中：经藏有五部，即《长部经典》《中部经典》《相应部经典》《增支部经典》《小部经典》；律藏，包括《经分别》（戒的律条）、《犍度》（僧伽集体生活的规章制度）和《附随》（对于戒条所做的解释，共十九章）；论藏，包括《法聚论》（论诸法性质）、《分别论》（说经中的诸法相）、《界论》（讨论诸蕴处界）等。

由此，人们尊称通晓三藏的僧人为三藏法师，或简称“三藏”。如我国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称玄奘为“唐三藏”。第六十回：“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102．三角铁（打击乐）

又称“三角铃”，现代多种乐队使用的一种打击乐器。以圆形钢棒弯曲成一角开口的等边三角形，悬于架上或提在手上，以小钢棒敲击，发出尖锐而清亮的声音，近似铃声，穿透力极强。一般边长最小10厘米，最大36厘米。乐队采用的三角铁，通常为边长15厘米、20厘米、25厘米3种，发音高低不同。还有一种是在钢棒的一边，开一个凹槽的刮奏三角铁。

敲击三角铁不同部位，其音高、音色略有不同，底边音最低，等腰上段的音较高。演奏震音，反复快速敲击角隅的两边，或在三角内以画圆圈轮番敲击3边。以手指控住闭口的等腰一边中段，敲击后迅即放开，可产生明显的泛音。用不同质或不同粗细的棒、槌敲击，可产生不同的音响效果。一般有单敲、双敲、三敲及滚奏敲击等方法。

三角铁原为土耳其军队乐器，后传入欧洲，18世纪成为交响乐队的一种乐器。最早被C.W．格鲁克和W.A．莫扎特所采用，常用于演奏土耳其风格的乐曲。F．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中，有多处以三角铁独奏的方式处理，被称为“三角铁协奏曲”。E.H．格里格的《彼尔·金特》中“阿尼特拉舞曲”开头处，就是以三角铁与弦乐合奏而产生的美妙音响。A.N．斯克里亚宾在《普罗米修斯》的结尾处，运用三角铁的响亮颤音，把整个音乐效果再次推向高潮，达到了辉煌的巅峰。

103．三角债

指三个或三个以上企业之间超过托收承付期或约定付款期应付而未付货款，因相互拖欠款项而形成的连锁债务关系。其表现形式通常为，甲企业欠乙企业的债，乙企业欠丙企业的债，丙企业又欠甲企业的债，以及与此相类似的项目所构成的债务关系。

企业之间因资金长期拖欠所波及的面如果范围太广，规模过大，会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同时也会冲击银行信贷计划的执行。巨额的未清偿债务拖欠款，使企业或不能进一步向银行申请贷款，或难以申请到信贷。这样发展下去，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陷入债务死扣之中，每个拖欠款项的企业既不愿偿债，同时它的债权也无法得到清偿，形成恶性循环。

20世纪90年代初，三角债曾是中国、俄罗斯、东欧诸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障碍。其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建设项目超预算严重，当年投资计划安排不足和自筹资金不落实，造成大比例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形成对生产部门货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大量拖欠；二是企业亏损严重，挤占了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加剧了相互拖欠；三是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或根本没有销路，造成大量积压，成品资金上升，形成投入——产出——积压——拖欠——再投入——再产出——再积压——再拖欠，大生产大赔，小生产小赔，不生产也赔的恶性循环。此外，商品交易秩序紊乱，结算纪律松弛，信用观念淡薄等，也是形成和加剧三角债的因素。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了大量的三角债。1990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的通知》,1991年开始采取有力措施狠抓清理三角债工作的落实。国务院成立了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挂帅，铁腕治债，各地集中主要经济综合部门力量，大规模地开展清欠工作。到1992年年底，全国共清理拖欠款2200多亿元人民币，约占银行信贷总额的1/3，基本完成了全国清理三角债任务。

104．《三界经》

泰国素可泰王朝最有代表性的宗教文学作品。由5世国王帕耶立泰（1354—1376年在位）编撰，成书于1345年。泰可素王朝（1257—1377年）的建立，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兰甘亨国王为使泰国彻底摆脱高棉（吉蔑）王国的控制和影响，于1283年在高棉文的基础上创立了素可泰时期的泰文，泰国书面文学随之产生。泰国的古代文学基本上是宗教文学和宫廷文学。佛教和婆罗门教在这个地区广为流传，各种祭祀活动诵念的经文，以及称颂国王仁政和佛绩的赞词，曾镌刻在石碑上，这些素可泰碑文是现今发现泰国最早的历史、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兰甘亨碑文》。帕耶立泰根据佛教、印度教、耆那教和佛陀本集等30多部经典编纂了《三界经》。描写了众生和神佛所在的3界31境，引用了佛陀时代几个教人向善的故事，勾画了天堂的美好境界，叙述了佛教的创世说，最后归结为众生无常，只有涅槃才能达到永恒的境界。作品集中体现了泰族人民的早期宗教观和哲学观，宣扬善恶有报的因果报应观点，教导众生弃恶从善，免遭三界轮回之苦。

《三界经》开创了泰国宗教文学的先河，对后世宗教文学和世俗文学，以及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都有较大影响。在写作手法上，它吸取了古代印度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框架式结构，在长篇叙述中穿插小故事，语言生动形象，描写细腻感人。

105．三皈依

佛教语，也称皈依三宝。一皈依佛，二皈依法，三皈依僧。但凡信仰佛教，只有受了三皈依，才算是一个真正皈依佛教的信徒，为佛门三宝弟子。

一皈依佛。佛教以为释迦牟尼是天中之天，圣中之至，是悟道的觉者，为修行者的导师，可以导引众生走出迷途；皈依了释迦牟尼，也就皈依了十方一切诸佛。

二皈依法。法是经律论三藏、戒定慧三学的法门，能令众生返妄归真，转凡成圣。佛为度众生而得解脱，设种种次第法门，如同学校学制一样，所谓人道守五戒、天道修十善、声闻修四谛、缘觉修十二因缘、菩萨修六波罗蜜。众生修习正法，可端正人生方向，能离苦得乐，自在解脱。

三皈依僧。僧循正法修持，以戒为师，弘宗演教，天人眼目，为世福田。因僧众是大众的榜样，故应当皈依十方一切贤僧。修行的路有很多，应当皈依一位有道德、有学问、有行持的师父；如无优选，也可就近找一个真正受过三坛大戒的出家之众皈依。

“皈依”在梵文中是“庇护”“所依靠”的意思。三皈依的本义，为归向三种庇护之所。三皈应举行仪式，即三皈戒。三皈包含两个方面意思：一是翻邪皈依，即以往不信佛法而今改信；二是重受皈依，既往已受皈依，今重领受五戒、八戒，以增强信心，谓之重受三皈。

106．三部曲

源于古希腊，本指情节连贯的三部悲剧，又称“三联剧”。公元前5世纪，被称为古希腊悲剧之父的埃斯库罗斯创作了《普罗米修斯》《俄瑞斯特亚》等几部“三部曲”。如《普罗米修斯》，由《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组成。后来文学家借用这一术语，泛指三个内容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学作品。如俄国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我国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歧路》《炼狱》《十字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

在社会生活中，“三部曲”这个词被逐步引申使用。如《汉语大词典》在解释“三部曲”的本义后，指明它的引申义：“亦指发展的三个阶段”。《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三部曲”的引申义，也做了类似的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也经常可以见到类似的用语，如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5页）。“三部曲”也被引申为“三步曲”，如2003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载文：“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迈出了扎扎实实的‘三步曲’：刑事申诉案件单列、推行‘首办责任制’、消灭‘法律白条’专项行动。”有人检索过1995—2003年的《人民日报》，其中有“三部曲”214个，“三步曲”48个；检索2000—2003年的人民网，有“三部曲”1633个，“三步曲”417个。目前，社会上对“三步曲”的引申使用，仍存在较多分歧。

107．性三品

我国古代一种关于人性分为三等的学说。

性三品说的形成，受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思想影响较大。西汉董仲舒（前179—前104年）结合天人感应说，提出人性有上、中、下之别的观点，认为上等者“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教育；下等者“斗筲之性”，即使经过教育也难以转化为善。这两种人都是少数，实际上都不可以称为性，只有“中民之性”才能称为性。中民是大多数，需要经过教育方能为善。董仲舒认为，就像天有阴阳一样，人生来就有性与情。性表现于外为仁为善，情表现于外为贪为恶。因此，人要为善去恶，战胜贪欲之情，养成好的道德品行，达到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就必须自觉接受教化。“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认为君王的职责就在于启承天命，以教育民众养成善德。从而，为儒家的“王教之化”提供了理论根据。

董仲舒以后，东汉王充认为性善是中人以上，性恶是中人以下，善恶混杂是中人之性。至荀悦（148—209年）才明确提出“性三品”的概念，认为“上下不移，其中则人事存焉”; “性虽善，待教而成；性虽恶，待法而消”; “善恶交争，则教扶其善，法抑其恶”，为其“法教并行”的政治主张作论证。到唐代，韩愈（768—824年）写了《原性》篇，专门讨论“性三品”问题，他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对中国思想史上的人性学说作了一次总结。韩愈的“性三品”说和董仲舒的说法一样，都是宗法等级关系在理论上的体现。这一人性论至宋而息，但影响犹存。

108．三个世界

对世界发展状况和政治力量一种阶段性的判断和划分。1952年，法国经济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在《观察家》杂志上发表文章，第一次使用了“第三世界”一词。20世纪50年代后期，西方一些政治家认识到需要有一个术语来描述与过去国家有本质差异的北美和欧洲国家的状况，于是“三个世界”这一概念很快流行起来，并逐步形成了“三个世界”理论。其基本含义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新形势和国际关系新格局，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划分为三个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为第一世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为第二世界，其他民族独立国家为第三世界。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时，根据当时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和各类国家所处地位及其不同的要求，对三个世界作了新的判断和划分：即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亚、非、拉及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处于这二者之间的如欧洲及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表明了中国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态度，引起世界各国高度关注。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明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应当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它对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随着世界形势发展和政治格局不断变化，可以预见，原来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内容及提法，也将会随之作出相应调整。

109．书用“三青”

我国古代书写或篆刻名词。即汗青、丹青和杀青的合称。

汗青。中国纸特别是东汉蔡侯（蔡伦）纸问世以前，人们写书、记史普遍以竹当纸，史称“竹简”。当时称一个有学问人为“学富五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竹简的笨重。“汗青”是指新砍下的竹子表皮是青色的，古人在竹简上写字以前，须经过烤炙工序，令其“出汗”，即蒸发水分。竹简烤干后，既便于书写，又不会被虫蛀，故称竹简为“汗青”，又引申为“书册”。《新唐书·刘子玄传》:“头白可期，汗青无日”。这里所说的“汗青”，代指历史。

丹青。一般将它理解为“丹心”与“青史”的缩写。“丹青”虽有这层意思，但就其本意而言，“丹”，指丹砂，为红色；“青”，指青，为青色。古人用这两种矿石制作颜料，主要用于绘画，也可用作书写。也因“丹”与“青”不易褪色，经久如初，故史家以此比喻人的功绩昭著，长留人间。又因我国古代“丹册”用于纪勋，“青史”则用以纪事，故有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过零丁洋》的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中的“汗青”，犹言史册。

杀（音shā）青。最早见于西汉刘向《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立以杀青。”对此，有人认为“杀青”即“汗青”。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古时“杀”字有削、剐之意。古代著书时，初稿草拟于青竹皮上；定稿后，剐去竹面青皮，书成于“竹白”上，字迹“吃”墨于竹白，虽不“入木三分”，但再改也难了。所以后世泛指书籍定稿为“杀青”，也指“盖棺定论”的历史为“杀青”。

110．三阶教

我国隋唐时期佛教派别之一。亦称三阶宗、三阶佛法、普法宗等。隋代僧人信行创立。

该教派根据佛经中关于佛法要经历正法、像法、末法三个时期的说法，把全部佛教依时、处、人分为三类，每类又各分为三阶。所谓“时”的三阶，即以佛辞世初五百年的正法时期为第一阶，第二个五百年的像法时期为第二阶，一千年后的末法（也即普法）时期为第三阶。所谓“处”（即所依世界）的三阶，有净土、秽土之分。净土是第一阶一乘所依的世界，秽土是第二阶的三乘及第三阶世间众生所依的世界。所谓人的三阶，是依人的根机来区别的，第一阶是最利根的一乘，包括持戒正见与破戒不破见两种根机。第二阶是利根正见成就的三乘，包括戒见俱不破和破戒不破见两种根机。第三阶则为戒见俱破的世间颠倒众生的根机，虽利根而无正见与钝根、造“五逆十恶”的人。

信行认为隋代已到末法时期，不能以念一佛、诵一经为满足，而是应普归一切佛，普修一切法，普敬所有众生，故称“普法”。三阶教曾盛行一时，并建立“无尽藏”（储蓄布施之款）的独立经济基础。

从信行圆寂，至唐开元年间（594—725年）前后百余年，三阶教曾遭到四次打击。最初是隋开皇二十年（600年），禁毁传行，但未能完全禁绝。其次是周武后延载二年（695年）认为三阶教籍违背佛意，命尽数移礼部集中，作伪经符录处理。第三次是周武后圣历二年（699年）限制三阶教徒，除乞食、长斋、持戒、坐禅而外，其他行为都视为违法。第四次是开元十三年（725年），命诸寺拆除三阶寺院隔障，与大院相通，三阶教僧与一般僧侣同居，不得别住，所有三阶教籍，全部除毁，终于湮灭不传（见于《开元释教录》卷十八）。

111．三相点

在热力学里，可使一种物质三相（气相、液相、固相）共存的一个温度和压力数值。一般是指各种化学性质稳定的纯物质处于气、液、固三个相（态），在平衡共存时三条平衡线的交汇点（注：氮是唯一的一种没有三相点的物质）。在相图中形成的线，分别称为汽化线（气、液二相并存）、升华线（气、固二相并存）及熔解线（液、固二相并存）。气、液、固三相并存的三相点，就是上述三条线的交点。某些物质的固态，可有多个不同的原子排列结构，即可有多个不同的固相。这些物质可有三个以上的相，也可有两个以上的相点。以水为例，它的固态冰相，可有七个不同的相。最常见的一种水蒸气、水及冰Ⅰ之间的三相点在（O.01℃, 600帕），水、冰Ⅱ、冰Ⅲ之间的三相点在（-22.0℃,2070帕），冰Ⅰ、冰Ⅱ、冰Ⅲ并存的三相点在（-34.7℃,2130帕）。其他还可列出多个三相点。

物质的三相点可以用三相池来测量，水的三相点更是用于制定热力学国际单位制基本单位之一的热力学温标定义。由于水的三相点有确实的数值，所以用温度的数值作为热力学温标的定义，测量出来的数值更为准确。

112．三春柳

柽柳科柽柳属的一种。因一年内开3次花，故名。也称柽柳、观音柳、山川柳、西河柳。柽柳，意为赭色，指茎皮红色而言。三春柳属约有90种，产于欧洲、亚洲及非洲的草原、半荒漠和荒漠地区。中国有18种，主要生长在西北、华北盐碱地带。代表种类是三春柳（Tamar-ix Chinensis）。主要分布于海河、黄河，以及辽河流域；北至辽宁、南达江苏、广西、广东，福建等地也有栽培。多枝柽柳主要分布于西北、华北地区，其中以内蒙古、青海、宁夏、陕西、甘肃、新疆沙漠地区分布较多。

它为落叶小乔木或灌木。小枝纤细下垂，叶多鳞形，抱茎。花小、两性，呈穗状或总状花序，或有圆锥状花序。蒴果。种子细小，顶端有束毛。喜光，耐高温、低温及大气干旱。对土壤条件适应性强，既耐干旱瘠薄，又耐水湿，在含盐量0.5%的盐碱地上能正常出苗。根深性，主根延伸极深，根扩散幅度不大，可吸收利用深层土壤的养分与水分。生长迅速，萌蘗性强，平茬后的植株一年可长两米多高。抗风蚀，不怕沙埋与沙割，是改良盐碱地及营造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与农田防护林的优良树种。可播种或插条繁殖，通常用插条繁殖，一年生苗在高达1.5米左右时，即可出圃造林。

江苏、山东等沿海滩涂及西北沙漠地带，常用三春柳营造防风固沙林和盐碱地改良。它对二氧化硫等城市工业污染有害气体，有较强的抗御性，常被园林绿化部门选做城市园林树种。树枝优美，花色鲜艳，花期较长，有很好的观赏价值。三春柳枝条坚韧，有弹性，可编织筐篮，或制作农具。枝叶为产区优质燃料和肥料，也可做饲料。茎皮含鞣质5%，可提制栲胶。嫩枝叶可作为中药材，有发汗透疹、解毒、利尿功效。枝叶鲜绿，花儿为良好的蜜源。

113．三家诗

指“鲁诗”“齐诗”“韩诗”三个解说《诗经》含义的学派，同属今文经学派。西汉时，曾为三家设置学官（博士）。“齐诗”亡于三国魏时，“鲁诗”亡于西晋。南宋以后，“韩诗”亦亡，仅存《外传》。清末王先谦（1842—1917年）辑撰《诗三家义集疏》，搜集三家诗说，兼取后人解释，加以说明，可供参考。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汉兴而有三家《诗》，齐人辕固（前194—前104年）传《齐诗》，鲁人申培公（生卒不详）传《鲁诗》，燕人韩婴（生卒不详）传《韩诗》。又有鲁人毛亨、赵人毛苌（二毛均生卒不详）传《毛诗》，是为四家《诗》之传授者。鲁、齐、韩三学派，在西汉时十分盛行，成为官学。这三家诗有其共同性，故称“三家诗”。它们皆相当烦琐，解经一字，洋洋千言，都使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所以又称其为“今文学派”或“今文经学”。而“毛诗”属于古文经。

古文经学的奠基人是西汉刘歆（约前50—后23年）。他在协助父亲刘向校勘古籍期间，发现了古文本《春秋左氏传》，认为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建议朝廷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官，给予合法地位。但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今文经学博士们强烈反对，给他罗织了“颠倒五经”“变乱师法”的罪名，我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即由此开始。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文字及经义的理解、诠释的不同。今文经学派注重阐述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今文经学派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信相联系，特别是西汉时，他们为迎合统治者的偏好，解经时常常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把经学与阴阳五行附会在一起，说得神乎其神。古文经学派虽然仍未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但它反对讲灾异谶纬，比较注重实学。

114．三统说

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三代改制质文篇》中提出黑、白、赤三统循环神秘主义历史观。董仲舒认为，每个相继的朝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和制度的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自成一统，以应天命。（夏、商、周）一年十二个月中，有三个月可以作为岁首，即子月（农历十一月）、丑月（农历十二月）、寅月（农历正月）。一个朝代以某月为岁首（正朔），要确定相应的朝服、车马仪仗等颜色。“天之道终而复始”，黑、白、赤三统则循环往复：夏为黑统，以寅月（夏历正月）为正月；商为白统，以丑月（夏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为赤统，以子月（夏历十一月）为正月。其继周者，又当为黑统，用夏历。如此循环不已，每一朝代之始，都应循例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意。“三统说”以神学理论为汉王朝服务，后来在《白虎通义》一书中得到了更详尽的发挥。但此说也含有在必要时须改朝换代之意，故有眭弘、盖宽饶先后劝说汉昭帝、宣帝让位于贤人之事。

115．三重奏

乐器演奏形式之一。据《辞海》释义，一指三件乐器的演奏者，按各自所担任的声部演奏角色，共同演奏一支乐曲。二指由三件乐器演奏的乐曲。在西洋，此种乐曲是由复调风格的三声部奏鸣曲演变而成，通常用奏鸣曲套曲形式，有四个乐章。凡由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演奏者演奏，称“弦乐三重奏”；由三件管乐器演奏者演奏，称“管乐三重奏”；由钢琴与另两件乐器（弦乐器或管乐器或一件弦乐器与一件管乐器）演奏者演奏，称“钢琴三重奏”，如贝多芬所作，由长笛、大管、钢琴演奏的《G大调钢琴三重奏》；莫扎特所作，由单簧管、中提琴、钢琴演奏的《降E大调钢琴三重奏》。

116．三天子都

古山名。也称三天子鄣、天子鄣。始见于《山海经·海内南经·海内东经》。《海内南经》说：“南海之内，有恒山，有菌山，有桂山。有山名曰三天子都。”《海内东经》说：“浙江出三天子鄣，在其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庐江出三天子鄣，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障。”对此，历代说法不一。①三国魏人张氏《土地记》说是东阳永康县（今属浙江永康市）南面的石城山。②东晋郭璞注《山海经》说是新安郡（即徽州）歙县（今属黄山市）东面的三王山。③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是浔阳的庐山（今属江西）。④《大清一统志》说是徽州府休宁县（今属黄山市）鹤城乡冯村与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交界处的率山（即六股尖），是怀玉山脉的最高峰，海拔1629.8米。⑤近人综合各家之说，认为天子都本有三，均称三天子都，即石城山、三王山、庐山。⑥当代有学者认为“三天子都”山，是古代对喜马拉雅山的称谓；“三天子障”山，是指黄山。

117．三阳开泰

卦象释义名词。《易经》以农历十月为坤卦，纯阴之象；十一月为复卦，一阳生于下；十二月为临卦，二阳生于下；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农历十一月冬至日，昼最短。此后，昼渐长，阴气渐去而阳气始生，称冬至一阳生，十二月二阳生，正月三阳生。此时既是立春，又逢新年。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祥亨通”之像。古人因此以“三阳”指春天开始，以“三阳开泰”作为岁首祝福的吉利之辞，意思是春天来了，万事吉祥安泰。也有“三阳交泰”之说，《宋史·乐志》:“三阳交泰，日新惟良”。

民间在岁首祝福时，也常用“三羊”来代替“三阳”，把“三阳开泰”写成“三羊开泰”。这是因为除了“羊”与“阳”两字谐音之外，还有深层的文化含义。例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羊，祥也。”《本草纲目》引董仲舒说：“羊，祥也，故吉礼用之。”又如，《说文解字》说：“美，甘也。从羊、大……美与善同意。”因此，在我国古代羊这个物象便成了美好的象征。除年画题名外，在一些稀世瓷器、国画上，也可见到以“三羊开泰”来题名的。

118．《三国史记》

记述朝鲜半岛古代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的正史。高丽仁宗二十三年（1145年），金富轼等人以汉文编撰。采纪传体，共50卷，其中《新罗本纪》12卷，《高句丽本纪》10卷，《百济本纪》6卷，《年表》3卷，《志》9卷，《列传》10卷。是朝鲜现存最古老的史书。

该书主要以已失传的《旧三国史记》和《花郎世纪》为依据，杂采古代朝鲜其他文献和金石资料，参考中国《魏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和一些风俗地理书籍编写而成。从其“论曰”部分，还可看出使用《尚书》《春秋》《孟子》等中国经书的痕迹。此书是研究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和以后新罗的珍贵文献。不足之处，是某些史事记载有差错，叙述有重复。

该书撰成后即刊刻问世，俗称古印本，流传国内外。其后有李朝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庆州府首刊本，俗称洪武本（1394年），已失传。再后有李朝中宗七年（1512年）庆州府二次刻本，俗称正德本，为存世不多的善本。

119．三秦文化

流行于陕西的地域文化，又称秦文化。秦亡，项羽将秦故地关中分封于雍、塞、翟三王，合称三秦。随着陕西置省，三秦所辖涵盖今陕西全境。

传说炎帝和黄帝最初生活在陕西地区。陕西也是周人发祥地，周灭商后，定都于关中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北）。春秋战国时，陕西为秦国属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都关中咸阳。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皆以咸阳附近的长安为都。唐代长安方圆80平方千米，人口近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自五代始，王朝都城东迁，再也没有回到关中。

当今，三秦文化主由三个子文化系统组成：一是陕北文化。它是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处，其文化形态比较粗犷豪放。二是关中文化。关中是“八百里秦川”盆地，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文化形态比较厚重深沉。三是陕南文化。地处秦岭之南，汉水穿过汉中盆地，沃野广袤，素有陕西“小江南”之称，文化形态较为细腻轻灵。

作为古代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区，三秦文化曾一度有着开放、博大的景象。西汉以长安为起点，开辟了联系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唐代长安更聚集了大量的外国商贾、留学生和使者。中国的瓷器、蚕丝、茶叶、纸张、书籍等，通过波斯、大食运往西亚、欧洲各国；天竺的梵文佛经，波斯的玛瑙玻璃和大食的伊斯兰教，也源源不断地传入长安。然而，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陕西渐趋封闭，其文化影响也慢慢削弱。

三秦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达百余处，古陵墓、古遗址有几千处，出土文物数不胜数。悠久的文化渊源，滋养出三秦文化瑰丽的奇葩，对海内外产生了并继续有着深刻的影响。如陕北民歌、安塞腰鼓、户县农民画、陕西皮影、秦腔、社火、剪纸、枣儿文化等。陕西民歌充满了黄土高坡浓郁的乡土气息，自然活泼，热情奔放，亲切感人。粗犷豪迈的安塞腰鼓，有“文鼓”和“武鼓”之分。文鼓的鼓点清扬，动作娴雅，步态潇洒，节奏明快，声情并茂；武鼓则阵容庞大，鼓点沉重激越，动作威武遒劲，形成雷霆万钧的场面，展现出排山倒海之势，雄浑壮观，给人以震撼。

120．三晋文化

流行于山西的地域文化，又称晋文化，山西文化。因该地在春秋时是晋国所在地，到战国初期分为韩、赵、魏三国，史称三晋。当时的晋或三晋所辖范围远远超出现在山西的省境，后世所说的晋或三晋仅指现在的山西省。

三晋文化发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发端于史前文明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现已查明有近四百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有上千处。西侯度文化，经匼河文化、丁村文化、许家窑文化、崎峪文化，直到一万四千多年前的下川文化，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原始文化发展的完整序列。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是指华夏祖先在汾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经尧舜禹和夏商周数千年的演进，该地经济文化随之发生很大变化。西周时，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封叔虞于唐，因国都在晋水旁，改国名为晋。春秋时晋国为五霸之一，到战国初“三家分晋”已形成其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秦时，置太原、河东、上党、雁门、代诸郡。汉代基本沿袭秦郡县制，属并州刺史部。晋地先后成为后唐、后晋、后汉王朝的发祥地，平城（今大同）一度成为北魏的都城。唐为河东道，宋为河东道及西京路，元设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宣慰司，明置山西布政司，清置山西省。在这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山西的地域文化内容不断扩展，呈现多姿多彩。它联系和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是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

在三晋文化演进过程中，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大禹治水、封亲改晋、三家分晋等历史故事广为流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文治武功。著名的法家人物申不害、慎到、韩非和思想家荀子，以及名家公孙龙、惠施等都生长和扬名于这里。著名纵横家张仪、公孙衍等均是魏人。著名兵家人物赵武灵王、吴起、尉缭、廉颇、赵奢等，皆为三晋之秀。崇尚“养士”的魏文侯、信陵君、平原君，在三晋之地留下了许多尊重知识、善用人才的佳话。韩国水工郑国开掘的郑国渠、魏人石申与齐人甘德汇编的《甘石星经》、色彩斑斓的石窟艺术等早就闻名于世。晋商文化开启较早，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山西的戏曲历史悠久，宋金社戏、元代杂剧、明清梆子都是主要剧种。还有任傩戏、晋北赛戏、道情、锣鼓杂戏、秧歌戏、碗碗腔、二人台、繁峙蹦蹦、凤台小戏等许多地方曲艺。山西的醋、黄土窑洞、民间剪纸等都表现了三晋文化特色。山西现保存有各类文物古迹35000多处，其中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9处，位居全国第一。在众多艺术门类中，山西的古建筑和依托古建筑而保留下来的壁画、雕塑较多。现存古建筑18118处，云冈石窟、五台山寺庙群、浑源悬空寺等，成为佛教建筑、石刻、雕塑的艺术宝库。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确立了“文化强省”的发展战略。包括文化旅游业、文博会展业、文化传媒业、文化体育娱乐业，成为全省的重要支柱产业。山西省不断加大投入，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2008年，全省文化类在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320个，比上年增加38个，累计投资57.8亿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此后，文化产业的升级和发展速度逐步加快。

121．万历三大征

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平息叛乱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史称“万历三大征”。

宁夏之役。即镇压哱拜之乱。哱拜原为蒙古鞑靼人，嘉靖中降明，积功升都指挥使。万历初为游击将军，统标兵家丁千余，专制宁夏，多蓄亡命之徒。万历十七年（1589年），以副总兵致仕，其子哱承恩袭职。万历十九年（1591年），火落赤等部犯洮儿河告急，哱拜自请率部三千余人往援，至金城，见各镇兵皆出其下，返途取道塞外，戎兵也远避之，因而日益骄横，有轻中外之心。巡抚党馨每抑裁之，并核其冒饷罪，哱拜恼羞成怒，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纠合哱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唆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杀党罄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毁公署，收符印，发帑释囚。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并索取敕印，惟忠自缢死。此后刘东旸自称总兵，以拜为谋主，以哱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占据宁夏镇，刑牲而盟。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惟平虏久攻不下。叛军又以许诺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得套部蒙古首领著勒兔等相助，势力越加强大，远近震动。三月四日，明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恃套部蒙古支持，其势甚强。明廷特调副将麻贵驰援，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阻击套部蒙古，斩获甚多。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使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剿。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统帅下，将宁夏城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内部发生火并。九月十六日，刘东旸杀土文秀，哱承恩杀许朝，周国柱又杀刘东旸。军心涣散，城破。李如松包围哱拜家，拜阖门自尽，哱承恩等被擒，哱拜之乱平息。

播州之役。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自唐代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朝廷任命。明初，杨铿内附，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公开作乱。朝廷对此估计不足，举棋不定，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杨应龙一面向朝廷佯称出人出钱以抵过赎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数十个屯堡与城镇，大肆烧杀，奸淫掳掠。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合江（今四川泸州东）设防。次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失利，杨国柱被杀。明廷罢江东之，以郭子章代之。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调刘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征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每路约三万人。刘进兵綦江，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天险，大败杨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巾帼英雄秦良玉与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并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举攻下桑木关。三月底，刘攻占娄山关。四月，杨应龙率诸苗决于死战，又败。刘进军并占领杨应龙所依天险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与诸路军合而围之。六月，刘又大破大城。杨应龙见大势已去，与二妾自缢，其子朝栋等被执，明军入城，播州之乱平息。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贵州、四川。

朝鲜之役。援朝逐倭（日本）之战。万历二十年（1592年），掌握日本军政大权的丰臣秀吉，令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渡临津江，进逼王京（今首尔）。朝鲜国王李昖政治腐败，沉湎酒色，弛于武备，军队望风而溃。此刻，李昖见势头不妙，逃往平壤，后奔义州（今新义州东北）。日军占领王京后，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掠府库。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七道沦陷。应朝鲜之请，明朝廷决定出兵。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兵马赴朝。初因援军人少势弱，加之地理不熟，总兵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次年正月进攻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获平壤大捷。此后又收复开城，扭转战局。继而进逼王京，在距王京30千米的碧蹄馆因轻敌中伏，损失惨重，李如松脱险免死。三月，刘、陈璘率军抵朝。明军扼守临津、宝山等处，断日军粮道，迫使其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并提出和谈。为争取时间，明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和议。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为界等无理要求，谈判破裂。二十五年，日军再行进攻。明神宗朱翊钧下石星等于狱，以邢玠为蓟辽总督，李如松因畏战被罢，任命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集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兵及福建、吴淞水兵援朝。次年二月，明军分四路向釜山挺进，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打败日军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撤兵。中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大败。但李舜臣与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露梁海战中牺牲。至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三次战役旷日持久，历时近10年，虽取得胜利，但也使明朝人力物力财力遭受巨大损失。从此，元气大伤，这也是加速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122．《三闲集》

鲁迅杂文集之一。该集收入他作于1927年至1929年的杂文34篇。其内容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揭露，有对自己的解剖，也有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有过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内容的论争。当时为了树立革命文学的旗帜，有人想趁机打倒鲁迅，认为他的文学思想是颓废的、落后的封建残余。成仿吾写文章批评鲁迅《小说旧文钞》是“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文”，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 “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鲁迅为了反驳和嘲弄他们，就借这三个“闲暇”，给这个集子定名为《三闲集》。他在该书“序言”中说：“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收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文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显得非常幽默。

123．三叠纪

地质年代中生代的第一纪。约开始于二亿五千万年前，结束于二亿零五百万年前。由于这一时期形成的地层，最初在德国划分时，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故名。该名称由弗里德里希·冯·阿拉伯于1834年提出，1900年第八届国际地质大会确认。日本首先将希腊文“Trias”译为三叠纪，我国地质界沿用了这一名称。此间形成的地层称为三叠系，代表符号为“T”。

海西运动以后，许多地槽转化为山系，陆地面积扩大，地台产生了一些内陆盆地。这种新的古地理条件导致沉积及生物界的变化。从三叠纪起，陆相沉积在世界各地，尤其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都有大量分布。三叠纪的中、晚期以后，气候向湿热过渡，由此出现了红色岩层含煤沉积、旱生性植物向湿热性植物发展的现象。植物地理区也同时发生了分异。

三叠纪时期爬行动物和裸子植物崛起，处于二叠纪和侏罗纪之间。三叠纪典型标志是红色砂岩，说明当时的气候比较温暖干燥，没有任何冰川的迹象。今天一般认为当时地球上只有一个大陆，在两极没有陆地或冰川。因此海岸线比今天要短得多，三叠纪时遗留下来的近海沉积比较少，只有在欧洲比较丰富，它的分层主要是依靠暗礁地带的生物化石来确定。

由于三叠纪以一次灭绝事件开始，因此其生物初始时分化很厉害。六放珊瑚亚纲是这时出现的，第一批被子植物和第一批会飞的脊椎动物（翼龙）可能也是在这时出现的。对三叠纪的研究，在地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它是动植物群之泛更新的时代，是大面积陆地出现的时代，也是联合古陆开始破裂的时代。本纪分为早、中、晚三世。裸子植物如苏铁、本内苏铁、尼尔桑、银杏及松柏类逐渐发展。巨大爬行类动物发育，主要由槽齿类、恐龙类、似哺乳的爬行类组成，迷齿类绝迹。无脊椎动物以菊石类、瓣鳃类等动物为主，腕足类减少。原始哺乳爬行动物于三叠纪晚期开始出现。当时我国北方气候干燥，在陆地上形成许多红色地层。南方有时为海水所占据，形成石灰岩、页岩等地层，有些地区为海陆交替地层，有含煤地层。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世界三叠系的生物年代分类标准，逐步在东阿尔卑斯地区建立起来。这就是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境内的下三叠统维尔芬阶或斯西提阶，中三叠统安尼阶、拉丁阶，上三叠统卡尼阶、诺利阶和瑞替阶。这些阶的层型，发现于奥地利梯罗尔州维尔芬附近，恩斯河流域和意大利多洛麦特山等地。20世纪以来，三叠系的生物年代分类研究更为详细。主要涉及下三叠统的分阶，二叠与三叠系界线，瑞替阶的归宿和各阶的含义厘定等。

124．三大法宝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合称。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1939年10月，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中国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又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毛泽东关于三大法宝的思想，还体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三大法宝的内容和意义作了更加完整的概括。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125．三大战役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决战，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计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1）辽沈战役

战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的总兵力已达103万人，其中野战部队70万人。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已获得解放。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形势很好，夯实了进行大规模战争的物质基础。东北敌军总兵力55万人，其中正规部队48万人，分别龟缩在长春（1个兵团部两个军10万人）、沈阳（两个兵团部8个军30万人）锦州（1个兵团部4个军15万人）3个孤立地区，处于欲守无力、欲撤难舍的状态。力量对比表明，我军同敌军在东北战场上，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展开辽沈战役，“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辽沈战役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8年9月12日—10月19日），攻克锦州，解放长春。9月12日，我军以突然长途奔袭的战法，至10月1日将辽西走廊除锦州、锦西外的敌据点攻克。处于战略枢纽的锦州守敌，陷入我军包围之中。蒋介石为解锦州之危，以十一个师编成“东进兵团”，以十一个师又三个骑兵旅编成“西进兵团”，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从锦西、沈阳东西对进，企图夹击合围人民解放军。我东北野战军进攻锦州部队（五个纵队二十余万人）在强大炮火（大小火炮九百门）的配合下，在塔山、新立屯地区阻援部队的有力保障下，于10月14日总攻锦州城垣。经31小时激战攻克，全歼守敌，生俘敌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形成“关门打狗”的有利态势。处在我军长期围困下的长春守敌，一个军起义，另一个军投降，10月19日长春和平解放。

第二阶段（1948年10月20日—28日），辽西会战。解放锦州后，蒋介石顽固坚持东、西对进的既定方针，令廖耀湘兵团（“西进兵团”）经黑山、大虎山向西，在“东进兵团”的策应下，妄图重占锦州，然后掩护沈阳全军走北宁路撤入关内。我东北野战军判明敌军动向，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的战法，务求全歼廖耀湘兵团于辽西地区。从10月23日开始，廖耀湘部队向我黑山、大虎山阵地发起猛烈攻击，企图打开通向锦州的大门。连攻3天，一事无成，被迫转向营口方向，企图从海上逃走。因途中被我军拦截，只好退回沈阳。此时，敌人的退路已被我军堵死。10月26日，我军迅速将廖耀湘兵团合围于黑山与大虎山以东、饶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台安以北120平方千米的地域内，趁敌混乱之机，展开大规模围歼战。至28日拂晓，全歼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十万余人，廖耀湘被俘。坐镇北平指挥的蒋介石十分焦虑，但又无可奈何。

第三阶段（1948年10月29日—11月2日），解放沈阳。廖耀湘部被歼后，敌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将沈阳地区的残部交由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指挥，他自己匆忙乘飞机离开沈阳。为了不使沈阳的残敌从海上逃走，我军分多路向沈阳、营口急进。11月2日解放沈阳，俘虏周福成。同日解放营口，歼敌一部（另一部乘船从海上逃走），辽沈战役结束。

辽沈战役历时52天，我军伤亡69000多人。歼敌一个战略集团共472000人，其中包括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编第一、第六军，解放了东北全境。从此，我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解放了的东北成为巩固的战略大后方，对加速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2）淮海战役

三大战役的第二大战役。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徐州“剿总”刘峙集团60万人，大都部署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临城（今薛城）、蚌埠段及陇海路海州、郑州段，企图以十字架之势阻止我华东野战军南下与中原野战军会合。为实现中央军委赋予的“冬春夺取徐州”的作战目标，华东野战军于1948年11月初发起了淮海战役。根据毛泽东指示，华东野战军第一个作战任务是消灭黄百韬兵团，中原野战军主力攻击郑州、开封，东出徐蚌线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按照这一部署，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即攻占郑州，并迅速东进，造成中原、华东两个野战军联合作战的有利态势。11月初，辽沈战役胜利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远远超过国民党军，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敌军。蒋介石为避免徐州集团重蹈卫立煌之覆辙，令刘峙收缩兵力，加强徐蚌线防御，同时调集确山地区黄维兵团往徐州方向，伺机与我军决战。若有不利时则放弃徐州，依托淮河抗击我军。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依据全国战局的发展变化，决定扩大原定战役规模，集中中原、华东两个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60万人协同作战，歼灭刘峙集团于徐州附近，勿使其南窜。并决定由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政治委员邓小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党的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筹淮海前线诸事宜。

淮海战役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8年11月6日—22日），歼灭黄百韬兵团，攻占宿县（今安徽省宿州市）。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后，华野主力在徐州以东碾庄圩地区，全歼敌第七兵团，击毙敌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并对由徐州东援的敌第二（邱清泉）兵团和第十三（李弥）兵团以沉重打击。敌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与张克侠率三个半师起义；中原野战军攻占战略枢纽宿县后，切断了敌之徐蚌联系，同时将往平汉路东援的第十二（黄维）兵团阻止在宿县西南的南坪集地区。刘峙集团处于被我军包围、分割的状态。

第二阶段（1948年11月23日—12月15日），歼灭黄维兵团，包围杜聿明集团。蒋介石为确保徐州集团南撤通道，令第二、第十六（孙元良）兵团由徐州向南，第六（李延年）兵团和第八（刘汝明）兵团由蚌埠向北，已进至澥河、浍河间的第十二兵团继续向东北，三路对进，企图重占宿县。中央军委、总前委全面分析了三路敌军的情况，决定先歼灭孤军前进、远道疲惫的第十二兵团。至11月25日，中野在华野一部配合下，将第十二兵团合围于以双堆集为中心的地区内。蒋介石鉴于三路会师宿县的计划破产，决定放弃徐州，令徐州集团向第十二兵团靠拢，而后共同南撤。30日，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率第二、第十三、第十六三个兵团向徐州西南撤逃，华野当即展开追击拦截。至12月4日，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以陈官庄为中心的地区内，并于6日歼灭了突围的第十六兵团。随后，我军在淮海战场上采取“吃一个（黄维）、挟一个（杜聿明）、看一个（刘汝明、李延年）”的策略，于15日全歼第十二兵团，俘兵团司令官黄维，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关键性胜利。

第三阶段（1948年12月16日—1949年1月10日），全歼杜聿明集团。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配合平津战役展开，我军暂停淮海前线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转入战场休整。期间，华野向敌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杜聿明集团。1949年1月6日，在东北、华北我军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后，华野即开始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全歼该敌。击毙兵团司令官邱清泉，活捉杜聿明，淮海战役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66天，我军伤亡133000人。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共555000人，其中包括蒋介石“五大主力”的第五、第十八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我军直抵长江北岸。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南京、上海，已处于我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3）平津战役

三大战役的最后一个战役。解放东北后，据守在张家口、北平、天津、唐山一线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50余万人，面临我东北、华北部队的联合打击，已成为惊弓之鸟。是撤退还是坚守，蒋介石与傅作义各有打算。蒋介石鉴于徐蚌大战一触即发，为加强该战场兵力与部署长江防线，要傅作义率部南撤。而傅作义深知蒋介石一贯排斥、吞并异己，不愿南撤，准备在平津危急时率部退回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尽管蒋、傅各怀“小九九”，但他们对我军的力量都估计不足，而对自身则估计过高，认为我军经东北大战后急需休整，不会很快入关；在此之前，凭着傅作义集团已有的兵力就能自保。因此，他们决定暂时固守平津，以确保海口，视战局变化择善而从。

为了不让傅作义集团南撤西退，从而增加淮海前线我军的压力，或将来进军西北的困难，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主力，联合发起平津战役，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为防备傅作义随时撤退，又采取如下措施：令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取捷径以最快速度隐蔽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之敌，断敌海上退路；令徐向前兵团停止攻击太原，杨成武兵团撤围归绥（今呼和浩特），以免攻克诸城后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而早日逃跑；通过与傅作义进行谈判，将其稳住。我军可参战兵力已达100余万人。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党的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指挥作战和接管平、津、张、唐等地的一切事宜。

平津战役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8年11月29日—12月20日），完成对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11月29日，杨成武兵团以闪电战术、突然向张家口外围之敌发起攻击，平津战役开始。傅作义急令其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驰援张家口，并调整部署，加强平张线兵力，以保持该线畅通。傅作义主力西调后，按照预定计划，杨得志兵团、程子华兵团分别由易县、蓟县向宣化、下花园、康庄、怀来急进。至12月11日，我军消灭了康庄、怀来之敌，包围了张家口、新宝安，实现了抓住傅系、拖住蒋系的战役目标，并为我东北野战军入关赢得了时间。从11月23日开始，我东北野战军向关内大举进军，至12月20日，切断了平津、津塘之敌的联系，包围了北平、天津。至此，我军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地区，截断其西退南撤的通路，使之成为笼中之鸟。

第二阶段（1948年12月21日—1949年1月17日），歼灭新宝安、张家口、天津之敌。按照毛泽东确定的先取两头，再打中间的进攻次序，我军逐一歼灭了被围之敌。杨得志兵团于12月21日向新宝安发起攻击，至22日歼灭敌第三十五军。23日，张家口敌第十一兵团仓皇向北突围，企图逃回绥远。杨成武兵团和东北第四纵队展开围追堵截，于24日将其歼灭在张家口地区。歼灭傅作义嫡系后，“两杨”兵团即回师东进，与东北野战军配合严密包围了北平。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34万人，配属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装甲车46辆，于1949年1月14日对拒不投降的天津守敌发起总攻，激战29小时，全歼守敌，解放天津。塘沽5万余敌人于17日乘船南逃，我军解放塘沽。

第三阶段（1949年1月18—31日），和平解放北平。天津解放后，北平守敌25万人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为保护北平这座文化古城，中央军委决定继续同傅作义谈判，争取和平接管，同时命令我军做好强攻准备。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下，在中共北平市地下党和民主人士的有力促进下，通过数次谈判，傅作义终于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率部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我军进驻并接管北平城。

平津战役历时64天，我军伤亡39000多人。共歼灭与整编敌一个战略集团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平津战役，连同辽沈、淮海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全部精锐部队丧失殆尽。

126．三防技术

用于避免或减轻核、化学、生物武器毁伤效应的军事技术，简称“三防技术”。它是在与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主要包括发现警报技术、侦察技术、防护技术、洗消技术和救治技术。

（1）防化学武器技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化学武器首次在战场上大范围使用，产生很大杀伤力，引起各国高度重视，各种防护技术应运而生。首先使用的是呼吸器官防护技术，随后是气肤防护技术，并由个人防护扩大到集体防护，由防护发展到发现警报、侦察、洗消和救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化学战的威胁使防化学技术得到全面发展，新型化学侦察、报警、防护、消毒器材及急救治疗药物等，相继投入使用，逐步形成了包括侦察、防护、消毒和救治技术等比较完善的防化学技术系统。二战后，一些国家开始给军队装备了神经性毒剂等新的生物武器。与此同时，随着新材料新技术迅速发展和运用，防化学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在化学侦察技术上，采用了新的科学原理及红外、激光、微波、计算机等新技术；在防护技术上，采用了人体测量学、材料科学和劳保科学的新成就，个人防护器材的防毒性能和使用性能大大提高。

（2）防生物武器技术。20世纪初，德国开始研制生物武器，并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东北、江西、浙江、湖南等地也使用了生物武器。朝鲜战争中，美军对朝鲜军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大规模使用生物武器。因此，防生物武器技术随之兴起。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探索，对生物武器的侦察、检验、预防和消毒技术都有了很大发展，成为军队防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防核武器技术。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使用了原子弹。这种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出现，使防核武器技术迅速发展。“二战”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通过两千余次核试验，特别是460余次大气层核试验，对核武器的各种杀伤破坏因素及其效应，以及核爆炸观测技术、核辐射侦察技术、工程防护技术、核电磁脉冲防护技术、放射性沾染的洗消技术、核武器损伤的预防和救治技术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使防核武器技术发展成为专门的军事技术。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进入以防特殊效应核武器技术的快速发展时期。

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核监测和化学监测将进一步向空间发展。遥测、遥控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将进一步完善对核、化学、生物武器袭击的智能化报警和侦察。新材料的应用，将进一步提高和改善防护器材的防毒性能、使用性能和生理性能。纳米材料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提升防护和洗消技术水平。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已在核、化学、生物武器袭击的侦察和洗消方面得到推广和运用。基因工程等新技术的应用，将为生物战剂的检验、免疫等开拓新的途径。

127．孟母三迁

《三字经》里说：“昔孟母，择邻处。”指孟轲的母亲为选择良好的学习环境以利于培养教育孩子，三次迁居的故事。典出西汉刘向《烈女传·母仪》:“孟子生有淑质，幼被慈母三迁之教。”

孟子幼年丧父，居处靠近墓地，在嬉游时多“为墓间之事”，孟母认为此地不利于孩子的培育，遂迁至街市附近；孟子又与小伙伴们玩闹着学商人做买卖，孟母担心此地也会影响到儿子的学习，于是在一学校旁寻觅居所，遂再迁于此。随着居住环境改变，孟子不仅学业见长，且“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东汉文学家赵岐《孟子题词》:“幼被慈母三迁之教。”

128．《净土三经》

有关阿弥陀佛及其极乐净土的三部佛经，为中国和日本净土宗的根本经典。即《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又分别简称为《大经》《观经》《小经》。

《无量寿经》为净土群经纲领，东来最早，译本也最多。自汉迄宋，共有12种译本，宋元以后仅存5种译本。除康僧铠译本外，现存的异译本有：东汉支娄迦谶译《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2卷；三国（吴）支谦译《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擅过度人道经》2卷；唐菩提流支译《大宝积经》第五会《无量寿如来会》2卷；北宋法贤译《大乘无量寿庄严经》3卷。另有7个译本，为安世高、白延、竺法护、觉贤等译，俱不存。民国时期，郓城“夏莲居”老居士发愿将现存的5种原译本和它们的3种汇集本进行重校、修订，历时3年，卒成《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即《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有两种译本，刘宋昙摩蜜多《观无量寿佛经》异译本1卷已佚，今存畺良耶舍译本。此经依据《无量寿经》的基本思想，借释迦牟尼佛应韦希提夫人请求说法为由，在频婆娑罗王宫说出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修行法。此法有3福16观。所谓3福即世福、戒福与行福。世福指修行世间善根，即孝敬亲长师友、戒杀并行十善；戒福指受持三戒、守诸威仪；行福指发菩提心、修行大乘。此经以修3种福为往生净土的基本条件。进一步则应修习16观，有日观、水观、地观、宝树观、宝池观、宝楼观、华座观、像观、真身观、观音观、势至观、普观、杂想观、上辈观、中辈观、下辈观。为达美好至妙的西方阿弥陀佛国，必须行观念佛的16次第，即16观法。经中还许诺九品往生的修行果报。

《阿弥陀经》曾有3种译本。第1种是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1年）译出的《佛说阿弥陀经》一卷。第2种是刘宋孝建年间（454—456年）求那跋陀罗所译《佛说小无量寿经》。在梵文中，阿弥陀的意思是“无量光”“无量寿”。此经与《无量寿经》相比较，内容虽一致，但篇幅较小，故称“小经”。该本今已不存。第3种是唐玄奘于永徽元年（650年）译出的《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唐译本比罗什译本晚出二百年，求那跋陀罗本久不存世，故广为流传的是鸠摩罗什译本。此经内容为两部，一说西方世界的庄严殊胜，一说劝众生一心往生极乐净土。据此经记载，佛在祇树孤独园（祇园精会），向长老舍利弗等宣说阿弥陀佛及西方极乐世界的诸种功德，其功德与《无量寿经》等同。它坚持说，众生只要一心念佛，死后就可以往生西方，并享受诸快乐。此经又说，释迦牟尼说此经时，六方诸佛各出广长舌相，以证明佛祖所说真实不虚，一心念佛者一定可以得到佛的护持，死后也一定可以往生净土。

净土法门中有“称名念佛”与“观想念佛”两种修持法。《无量寿经》及《阿弥陀经》主张称名念佛；《观无量寿经》则属于观想念佛法门。在净土佛教逐步流行与传播中，称名念佛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净土法门的主流。

129．《三个火枪手》

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历史小说，1844年出版。三个火枪手分别是阿托斯、波尔托斯和阿拉密斯。

主人公、平民出身的达达尼昂来到巴黎投军，加入国王路易十三的火枪手卫队，与火枪手阿托斯、波尔托斯和阿拉密斯结成莫逆之交。法国王后爱上了英国白金汉公爵，把国王所赠的一串金刚钻坠子送给了他。与王后为敌的首相（红衣大主教）黎赛留派心腹米莱狄去英国盗走了坠子上的两粒金刚钻，然后请王后佩戴金刚钻坠子出席舞会，企图使她出丑而名誉扫地。

达达尼昂自告奋勇，与三个朋友一起去英国，冲破重重阻拦，终于取回被白金汉公爵不惜重金修复的金刚钻坠子，在舞会开始前一小时，送到了王后的手中。米莱狄在英国利用别人刺死了白金汉公爵，最后她被达达尼昂抓住处死，黎塞留顺水推舟，让他当上了火枪队的副队长。

小说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甚至对黎塞留等人物做出了与历史相反的评价，但是情节生动、对话风趣，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成就。此书最早的中译本是伍光建的《侠隐记》（1907年），多有删节。后来李青崖从法文译出全书，取名《三个火枪手》。也有译本名为《三剑客》或《三铳士》。

130．唐三彩

是唐代盛行的一种瓷器，以黄、褐、绿为基本釉色，后来人们习惯地称这类陶瓷为“唐三彩”。当时主要充当随葬品，也用于日常生活。它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特点，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造型端庄丰满、富于变化，色彩鲜艳华丽，艺术价值很高。

唐三彩的渊源与汉代铅釉陶的制作技术有关。作为随葬冥器出现在唐高宗时期（650—683年），其产生和发展与唐代厚葬风气有密切关系。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是唐三彩的兴盛期，产量大，质量好，款式多样，色彩瑰丽。尤其是三彩俑形体结构准确，仪态逼真传神。天宝以后逐渐衰落，但三彩工艺并未消失，以后宋三彩和辽三彩便是唐三彩的延续。

唐三彩的胎体为白色黏土（高岭土），同陶范模制成型。成品经两次煅烧而成，先在1100℃左右的高温下素烧，施釉后再在900℃左右的低温中釉烧。釉色是利用各种氧化金属为呈色剂，煅烧后形成色釉。唐三彩釉质的主要成分是硅酸铝，利用氧化铜烧出绿色，氧化铁烧出黄褐色，氧化钴烧成蓝色，氧化锰烧成紫色。在这些基本色调的基础上，增减某些金属成分，可烧制出澄黄、赭黄、翠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色彩。唐三彩包括生活类器物、俑和模型三大类，以前两类为最多。从西安和洛阳出土的墓葬文物中可见一斑，其他地区则不多见。这表明以三彩器物随葬，主要盛行于这两地当时的皇室和权贵中。

唐三彩同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一样，在唐代已远销海外。丝绸之路和中外海上通道沿线的许多国家，如伊拉克、埃及、意大利、印度尼西亚、朝鲜半岛和日本等，都先后发现保存有中国的三彩器皿。朝鲜半岛因受唐三彩影响，烧制成精美的“新罗三彩”铅釉陶器，日本也烧制出“奈良三彩”。波斯三彩和埃及的多彩陶器，也是在唐三彩影响下产生的。唐三彩至宋代以后逐渐衰落。20世纪初以来，我国开始恢复生产唐三彩仿制品，它已成为人们喜爱的装饰陈列品或收藏品。

131．素三彩

瓷器釉彩名。在未上釉的素胎上，施以黄、绿、白素色为主，也有以紫色代白的三色烧制而成。因不用红色，故称素三彩。为我国明清彩绘瓷品种之一，主要产于景德镇窑。清末寂园叟《陶雅》:“西人以康熙黄、茄、绿三色之瓷品为素三彩。”

素三彩在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御器厂已经萌芽，到正德年间（1506—1521年）大量烧制。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官窑和民窑更是大规模发展。其加工方法是，在坯体上刻画图案，入窑，烧成无釉素瓷，再施以做地的色釉，然后于刻画图案的部位施以所需色彩，最后以低温二次烧成。有白地三彩、色地三彩、墨地三彩、虎皮三彩等多种品类。与明代相比，清代御厂素三彩制作更趋细腻和复杂。清初部分器物开始使用黑彩勾勒代替以往的雕刻画线，使画面更为精致，这种变化是制瓷者借鉴当时五彩瓷绘画进行改造的结果。因此，清代素三彩制品更加多姿多彩。官窑器皿主要有花果纹盘、碗、凤纹文具盒及镂空香熏等。民窑器皿主要为攒盘、笔筒、盒、炉、瓶、观音塑像、三足蟾等，其中攒盘式样较多。

132．三A革命

“三A”是三个英文词组的简称，缩写形式分别为FA、OA、HA。FA即工厂自动化；OA即办公室自动化；HA即住宅自动化，也称家庭劳务自动化。其中A是英文自动化（Auto）这个词的首字母，故合称“三A”。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给自动化技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使自动化控制的精度、规模和可靠性等均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微型计算机的出现，以及价格的不断下降，又使自动化技术的应用领域有了进一步扩展。

所谓工厂自动化，是指微电子技术应用于企业生产之中，对于工作机、传动装置、能量供给，以及原料输入、工艺制作、成品检验、包装输出等，均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自动控制，甚至还可以实现产品的自动设计。生产产品的直接任务全部用机器人、自动化装置操作，只需要少量员工在车间控制室或总厂控制室向直接生产的现场发送信息指令，并通过显示器监督全部生产过程的运转情况。

所谓办公室自动化，是指微电子技术应用于企业、事业或政府机关的管理部门，实现管理业务的自动化。可以实现各种信息数据自动检索，工作人员可根据需要及时提取任何数据。同时，计算机可对各种数据进行自动分析与综合，帮助人们对管理对象进行各种类型的定时、定量、定性考察。管理人员还可通过由电话、电视和电子计算机联网工作装置，一方面可以直接指挥大空间范围企业或事业的活动现场，另一方面可实现各级管理人员之间远程不直接见面的会议或交谈，进行管理协调，也可以将自己办公室自动化系统与外界的信息系统连接，获取并及时处理外界信息。

所谓住宅自动化或家庭劳务自动化，是指应用云计算、物联网等微电子技术于家庭生活之中，使人们从繁忙而琐碎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得到更多的自由活动或创造性工作的时间。首先是厨房自动化，其次是家庭保洁自动化，再次是家庭能源供给自动化，还有健康护理自动化等。家庭通信及双向影视系统的建立，还可以使家庭同社会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为个人及家庭成员跨越时空地参与社会活动创造有利条件。

从上述可以看出，“信息革命”对人类工作和生活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将产生一系列革命性变化。我国正在加倍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迅速地开拓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三A”革命的广阔道路。

133．三大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的完成，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迈向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52年，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同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用10～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次年9月，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主体；二是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总路线的两翼。到1956年，仅用了4年时间，新中国就完成了三大改造。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党中央颁发一系列决议，规定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引导广大农民走集体化和共同富裕的道路。到1956年年底，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阶段，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个体手工业是以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从事商品生产的一种个体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1952年手工业约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20%，农村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大部分来自手工业。从1953年起，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决定采取合作化形式和逐步过渡的步骤，从手工业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发展为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已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1.7%，基本上完成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在经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一系列从初级到高级的过渡措施后，到1956年年底，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手工业生产总值的99.6%。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采取定息方式，即按照公私合营的私人股额（共23亿元）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共发10年时间。这就使得私股与生产资料的使用相分离，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运用。定息停付后，企业完全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使剥削者逐步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初步建立；经济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基本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它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深刻变革，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134．三体石经

也称“正始石经”“魏石经”。建于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241年），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3种字体写刻，故名。三体石经刻有《尚书》《春秋》和《左传》（未刊全），是继东汉《熹平石经》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经，在中国书法史和汉字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三体石经所刻《尚书》系东汉马融、郑玄所传的29篇，《春秋》系《汉书·艺文志》中的12篇本，而非今文家的11篇本。其正式格式为每行20字，每字有3体，直下排列。另有品字式，古文居上，篆、隶分别平列于下。品字式只见于《尚书》开头的《尧典》和《皋陶谟》两篇（3体直下式也有此两篇）。另有古文1体残石，古文、篆书2体残石。三体石经的每一碑面，刻有纵横线条作为格界。1字3体直下书刻，每面约33行，每行60字，各碑行数各不相同。书写者有卫觊、邯郸淳、嵇康诸说，尚无定论。另外，《隶续》所录三体石经有《左传·桓公七年》中9字，《左传·桓公十七年》中26字。近人马衡（1881—1955年）《凡将斋金石丛稿》认为，此为试刻，并非正式刻文。还有《论语》《急就篇》，以及其他出处不明的残石，均为只言片语，疑为试刻。

刻立石经的主要目的，是“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以弘儒训、彰儒教。此外，石经文字有校正文献内容与文字、书体之功用。三体石经刻成后，与熹平石经并立于洛阳太学。碑刻笔法与结构都很规范隽秀，全国各地学人纷纷前往校拓。自西晋永嘉之乱（311年）始，王弥、刘聪陷洛阳，焚毁二学（《晋书·王弥传》），石经已有所损毁。《魏书·冯熙传》载：“洛阳虽经破乱，而旧三字石经宛然犹在，至熙与常伯相继为州，废毁分用，大至颓落。”东魏孝静帝四年（537年）八月，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邺。北周大象元年（579年）二月，又自邺还迁洛阳。隋开皇六年（586年），运往长安，置于秘书省内。至唐魏征收聚时，已十不存一。其石数究竟多少，诸书所记不一。据近人王国维（1877—1927年）推算，可能有35碑。而马衡依据1922年洛阳太学出土的一块残石行款排比，推定应为28碑。其中“古文”一体，同《说文》《汗简》所收古文大体相近。此碑原在今河南省偃师县，已毁。宋代以来先后有残石出土，约得字2500余，均为《尚书》《春秋》两经文字。

135．三国协约

英国、法国、俄国为对抗（1882年德、奥、意）“三国同盟”，通过1904—1907年签订一系列协议，结成一个帝国主义集团。

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实力对比发生了新变化。经济实力高速膨胀的德国，要同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分享“阳光下的地盘”，使英国非常戒备。英布战争后，英国放弃传统的“光辉独立”政策，逐步跟法国接近。法、德之间的矛盾也促使法国向英国靠拢。

1903年春，英王爱德华七世访法。7月，法国总统埃米勒·弗朗萦向·卢贝回访。1904年4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第五）H.C.K．佩蒂-菲茨莫里斯和法国驻英大使P. -P．康邦，在伦敦签订一项瓜分殖民地的协约。主要内容是：①法国不干涉英国在埃及的行动，英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有维护安宁和协助改革的权力。②划定两国在暹罗（今泰国）的势力范围：以湄公河为界，西半部为英国势力范围，东半部为法国势力范围。③法国放弃在纽芬兰独占的捕鱼权，英国将西非的一些殖民地让给法国。秘密条款规定，双方政府之一如果因“情势所迫”，也可变更埃及或摩洛哥的现状；但自由贸易、自由通行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南岸，禁止设防等原则仍继续维持。还规定一旦摩洛哥苏丹政权终止，其一部分领土，即直布罗陀海峡南岸让给西班牙。由此，英、法之间所谓的“衷心协约”（协约国由此得名）即告建立。

英、法协约签订后，英、俄开始接近。英、俄在近东、中亚和远东地区都有利益冲突，但这时英、德的矛盾发展已超过英、俄矛盾；俄国与德、奥在近东和巴尔干地区的矛盾也超过俄、英的矛盾。1907年8月31日，俄国外交大臣A.P．伊兹沃利斯基和英国驻俄大使H．尼科尔森，在彼得堡签订了分割殖民地的协定。主要内容是：①划定波斯（今伊朗）东南部为英国势力范围，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两者之间的地区为中立地带，对英、俄两国平等开放。②俄国承认阿富汗在自己势力范围之外，并承允英国代管阿富汗的外交；英国则声明不变更这个国家的政治地位。③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不得干涉它的内政，只可经过中国政府中介与它进行交涉。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该协定关于西藏的条款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

英、法协约与英、俄协定，加上法、俄同盟，组成了“三国协约”或“协约国”。它与三国同盟不同，三个协约国没有签订共同条约，只有俄、法两国是负有军事义务的同盟国，而英国却拒绝承担军事义务。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双方疯狂地进行扩军备战，终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大战中，协约国就成了反对德国及其同盟者国家的共同名称。1918年德国投降后，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以协约国名义，三次向苏俄发动武装干涉。后协约国之间，因相互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步瓦解。

136．三峡考古

长江三峡地区是我国古史传说中巴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因文献记载较少，这一地区的历史存有许多未解之谜。20世纪20～30代，西方探险家在三峡发现了一批古遗址，但这些考据有一定的局限性。

1992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三峡库区大规模的文物考古抢救工作也因此拉开序幕。到2000年6月，经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审批，共有1087个文物点被列入保护规划，其中地下文物点723处（湖北省217处，重庆市506处），地面文物点364处（湖北省118处，重庆市246处）。湖北省和重庆市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启动库区文物保护工作。

三峡库区已发掘旧石器时代遗址，有重庆市巫山县龙骨坡遗址。1985年、1986年从这里发掘的人下颌骨和右上侧门齿，被命名为“巫山直立人”，年代距今201—204万年，这一发现改变了人类起源“单中心论”的观点。近年发掘的重庆丰都高家镇遗址，将库区遗址旧石器文化推至距今14万年以前。

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在巫峡以东的湖北地区，主要有巴东楠木园文化和秭归柳林溪文化；巫峡以西除以前已确定的大溪文化外，还存在玉溪坪-哨棚嘴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的确立是三峡库区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商周时期，三峡与中原王朝的交流逐步增多。三峡东段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与中原交流相对较少，西周中晚期后相互交流日益频繁。如中原西周时期的陶鬲及祭祀的卜骨、卜甲等，在三峡一些遗址里多有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受楚文化影响极大，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三峡西段在商周时期，仍是巴人活动范围，巫山双堰塘遗址发现的商代青铜尊、陶鬲等与巴文化遗物基本相似，反映了这一时期巴文化与中原文化存在着密切联系。

作为区域文化的巴文化，在秦国消灭巴国后逐渐消失。随着汉武帝加速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使三峡地区很快融人中原文化体系。已发现的大量具有汉晋及唐宋时期文化特征的城址、墓地、手工作坊等，就是有力的证据。其中，较重要的有重庆云阳旧县坪汉代遗址、云阳李家坝汉代手工作坊遗址、云阳明月坝唐代集镇遗址、奉节宋代白帝城遗址和巴东宋代旧县坪遗址等。

伴随三峡工程建设而开展的三峡库区考古发掘，证明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另一发源地，已占有丰富、翔实的资料。三峡考古见证了旧、新石器时代自然和人类的变迁，也揭开了巴人和巴文化的神秘面纱。众多汉代至唐宋时期的遗址、墓地及明清时期的祠庙、古镇、民居建筑等，展示了三峡地区深厚的历史积淀和脉络清晰的发展轨迹。随着三峡文物抢救发掘工作不断深入，这一带古文明在长江乃至华夏史上的重要地位，会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137．古地三荆

南北朝时，对今河南南阳与湖北接壤的荆州、南荆州和北荆州的合称。三荆有多种说法。《魏书·地形志》载，北魏荆州治穰城，东魏武定二年（544年）置北荆州，治伊阳郡。《隋书·地理志》载，北魏置东荆于淮安郡，治比阳，西魏改为淮州；北魏置荆州于南阳郡，隋开皇初改曰邓州；北魏于舂陵郡置南荆州，西魏改曰昌州。东魏置北荆州于襄城郡，后周改曰和州。《周书·独孤信传》:“时荆州虽陷东魏，民心犹恋本朝。……乃以信为卫大将军、都督三荆州诸军事……于是三荆遂定。”《通典》云：三荆，“将独孤信略定，北荆州，今即伊阳县，东荆州后改曰淮州，今淮安郡，荆州今南阳郡。”《魏书·尔朱荣传》:“仍出鲁阳，历三荆，悉拥生蛮，北填六镇。”

南北朝时南阳盆地为南北军事要地，州、郡置废无常，“三荆”所指并非既定，就大意而言，指今河南南阳盆地和湖北襄樊市一带。（唐）孟浩然《岘山送萧员外之荆州》:“伫立三荆使，看君驷马旋。”岘山，在今湖北襄樊市南面。

138．三百篇

《诗经》的别称。《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11世纪至前6世纪）五百年间的诗歌作品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现存305篇。按风、雅、颂三类编排：风（15国）160篇；雅105篇（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40篇（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如此称谓，举其成数，则言三百。《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大意为，三百篇诗的本意，都是真情流露之作。

139．三宝殿

佛教名词。也称三宝地，指佛教3个活动场所。佛教尊奉佛、法、僧为三宝。佛，指佛教创立者释迦牟尼，以及一切修行圆满者；法，指佛的一切教法，包括佛教的理论学说；僧，指佛教的出家沙门，或按照佛教教法未出家修行的人。

三宝殿，明代学者归有光（1506—1571年）解释为佛、法、僧所处的场所。是指佛家行佛事之处，佛经珍藏之所，僧人饮食起居之地。这些地方非佛门弟子是不能随便出入的，故称“三宝殿”。因而也泛称佛寺中的佛殿。民间有句俗语，叫“无事不登三宝殿”。意思是“没有重要的事情，不敢贸然登门。”（清）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六回：“所以你一进门，我就知道你是有为而来的。这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呵。”

140．清“三通”

为“续三通”的续作，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的《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文献通考》的统称。

《皇朝通典》又名《清通典》,100卷；《皇朝通志》又名《清通志》,126卷；《皇朝文献通考》又名《清文献通考》,300卷。均为乾隆时官修，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1786—1787年）间定稿。叙事起于清初，断限于乾隆五十年，少有延至次年者。

“清三通”的体例、分目大体沿袭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和郑樵《通志》。为适应不同情况，其间或革或沿，也颇多变动。如《清通考》，除仍存《通考》24门分类外，又增群庙、群祀两考，共26门。子目中删去均输、和买、和籴、童子科、车战等，增八旗田制、银色、银直和回部普儿、外藩、八旗官学、安奉圣容、蒙古王公等。《清通典》原分九门仍旧，删去《通典》中所有榷酤、算缗、封禅等目。《清通志》删去本纪、列传、年谱，除氏族、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诸略，大致与《清通典》同。

“清三通”虽体例不同，详略不等，但因取材大致雷同，不少篇目又相近似，抵牾之处在所难免。尽管如此，它们仍各有独立的参考价值。

141．三江平原

也称三江低地。位于东北平原的东北部，为我国最大的沼泽分布区。“三江”即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三江平原西起小兴安岭东南端，东至乌苏里江，北自黑龙江畔，南抵兴凯湖。

完达山脉将三江平原分为南北两部分：

山北是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流冲积而成的沼泽化低平原，即狭义的三江平原。它是黑龙江中游山间盆地的一部分，三面环山，西为小兴安岭支脉青黑山，南为完达山支脉分水岗，东为完达山主脉那丹哈达岭，属中、新生代内陆断陷。在复合的褶皱基底上堆积有千米以上的中、新生代沉积盖层，第四系的厚度一般为120～200米，最厚可达280米。除东部地表有3～17米厚的黏性土层外，主要为冲积石砂和砂砾石，成为富含地下水的孔隙含水层。海拔45～60米，抚远三角洲最低仅34米，自西南向东北缓缓倾斜，总坡降0.10‰左右，河流蜿蜒于宽广的河漫滩上。主要地貌类型为阶地和河漫滩，沿西部和南部边缘为裙状冲积、洪积倾斜平原，不同类型间多缓慢过渡，同一类型地面起伏一般仅0.5～2米。平原上仅见少数孤山残丘，广布碟型和线型浅洼地，切割微弱。除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外，中小河流皆为平原沼泽性河流，且多为沼泽植被所覆盖。

山南是乌苏里江及其支流兴凯湖共同形成的冲积、湖积沼泽化低平原，又称穆棱——兴凯平原。北与完达山南麓接壤，西为肯特阿岭。区内第四纪沉积物以冲积、湖积砂和砂砾石为主，厚10～150米，地表有1～4米厚的黏性土盖层。海拔55～95米，北部和西部有10～20米高差的波状起伏，总地势自西向东倾斜，坡降0.6‰～0.1‰，穆棱河滩地和湖滨滩地宽广。沿江地区海拔在50米以下，富锦以东，形成大片湿地、沼泽。

新中国成立前，这里为“北大荒”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解放军转业官兵14万和知识青年45万来此“屯垦戍边”，进行大规模垦殖，现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农垦区和商品粮生产基地，“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行政区域包括佳木斯市、鹤岗山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和鸡西市等所属的21个县（市），以及哈尔滨市所属的依兰县，境内有52个国有农场和8个森工局。总面积10.89万平方千米，总人口862.5万（2012年）。三江平原已被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中国十大“新天府”之一。农业生产规模大，机械化程度居全国之首，年产粮食1500万吨以上，人均耕地面积、人均粮食产量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多。区域内环境优美，污染少，湿地面积缩小的趋势得到明显遏制，受到国际生态、环保组织的关注和支持。

142．三资企业

外国商人在中国直接投资经营企业的三种形式。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统称。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指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按照平等互利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而从事某种经营活动的企业。它的组织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是指为了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的，按合同规定各方投资条件，收益分配、风险责任和经营方式等进行经营的非股权式的经济组织。合作方式可以是法人企业，也可以是为实施某一项目或共同进行某一经济活动而形成的非法人组织。

外商独资企业，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投资的企业（不包括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

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利用外资、兴办三资企业。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是第一部关于中外合资的国家法律。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法》。此后，随着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1990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的决定》，对1979年7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有关条款进行修改，使三资企业在法律框架下正常发展。不断吸引外商直接来华投资，促进三资企业发展，是我国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方面。

143．北窗三友

我国古代文人墨客常以诗、琴、酒为“北窗三友”。（唐）白居易（772—846年）《北窗三友》是《白氏长庆集》中的一首五言古诗，借以嗜诗的陶渊明、嗜琴的荣启期、嗜酒的伯伦（刘伶）为三师，来表达作者孤独寂寞、自寻其乐的复杂心境。诗云：

“今日北窗下，自问何所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为谁？琴罢辄举酒，酒罢辄吟诗；三友递遽相引，循环无已时。一弹惬中心，一咏畅四肢。犹恐中有间，以酒弥缝之。岂独吾拙好，古人多若斯。嗜诗有渊明，嗜琴有启期。嗜酒有伯伦，三人皆吾师。或乏儋石储，或穿带索衣。弦歌复觞咏，乐道知所归。三师去已远，高风不可追。三友游甚熟，无日不相随。左掷白玉卮，右拂黄金徽。兴酣不叠纸，走笔操狂词。谁能持此词，为我谢亲知。纵未以为是，岂以我为非。”

144．言有三表

战国初期墨子提出检验言论是否正确的三条标准。亦称“三法”。《墨子·非命》上篇说：“立言必仪。”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即为了检验人们对言论是非真假的认知，必须设立三条共同的标准。①“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要有历史根据，追溯、借鉴前人的经验；②“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要以民众的直接经验为认知的来源；③“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所有刑法政令要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以直接或间接的经验及社会应用的效果为检验认知真理的标准，强调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与人民的利益，在检验认知中的决定作用，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真理论的重要贡献，具有深远影响。是荀子重“符验”、韩非重“参验”、王充重“效验”思想的先驱。不足之处，是有所忽视思维、理性和理论的重要作用。不过，作为战国时期的墨子，能有如此远见卓识的理论观点实属不易。

145．三眼铳

我国古代火铳的一种，使用铁或粗钢浇注而成。火铳以火药引燃发射石弹、铅弹或铁弹，是在南宋使用各种火枪的基础上，随着火药性能的提高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为元、明时期军队主战火器。依其性能和形状通常分为：单兵用的手铳；城防和水战用的大碗口铳、盏口铳与多管铳等。

三眼铳，是一种常用的多管铳，由三个铳管平行铸合成“品”字形铳身，大多有加强箍，端部为一尾銎，安装木柄。每个铳管各有一个药室和火门，点火后可连射或齐射，通常装备于骑兵。在缺乏弹药或不便射击的条件下，还可使用铳头锤击敌人。

明嘉靖以后，军队装备的轻型手铳和重型火铳，逐步被鸟铳和火炮所取代。

146．《三都赋》

赋篇名。西晋左思（约250—305年）作，即《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合称。三都赋实际上不只是写三个都城，而是写魏、蜀、吴三国的概况。前二赋分别由假想人物西蜀公子和东吴王孙，称颂三国时蜀都（今四川成都市）、吴都（建业，今南京市）的形势、物产、宫室等。末篇则由魏国先生述说魏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北）的建设和魏国的政治措施，对曹操在汉末统一北方过程中的功业多所歌颂。

三都赋的主旨，是论述立国的根本在于政治制度建设而不仅仅是自然条件的改善，强调“剑阁虽嶛，凭之者蹶”“洞庭虽浚，负之者北”。在艺术形式上，颇受《两都赋》《两京赋》的影响，但主张“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故对大赋中任意夸张、“虚而无征”的写作手法，多弃而不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相传左氏构思十年始成，“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就是形容当时人们竞相传抄三都赋而造成纸张供不应求的情形。

清史学家王鸣盛说：“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文选·三都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云：“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

147．三光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消灭抗日力量，对我根据地疯狂地进行大“扫荡”，残酷地实施“烬灭作战”，即通常所说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彻底摧毁中国军民抗日的战斗意志与物质基础。从1938年到1942年年底，仅华北解放区，日军发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达109次，使用兵力50万人以上，大肆烧杀抢掠，死伤群众数十万，无数的城市和农村变为废墟，无数的财富宝藏被洗劫一空。在晋、冀、鲁、豫边区，日军的扫荡同样十分酷烈，制造了无数起“烬灭”惨案。1940年10月2日至11月30日间，日军在“扫荡”太行、太岳根据地时，曾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里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除不能搬动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并要一律埋死和下毒。”大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各革命根据地的扫荡愈演愈烈。为了巩固其南侵基地，消灭东江、琼崖根据地军民，日军对华南敌后根据地也进行了频繁扫荡，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

根据地军民在中共领导下，实行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恢复、扩大抗日根据地，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对中共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也同样实施了这种参无人道的政策。

148．三江并流

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比肩奔流于崇山峻岭之中。位于滇西北青藏高原南延的横断山脉纵谷地区，包括云南省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9个自然保护区和10个风景名胜区，涵盖范围达170万公顷。怒江（萨尔温江上游）、澜沧江（湄公河上游）、金沙江（长江上游）3条大江在此并行奔流，由北向南，途经3000多米深的峡谷和海拔6000多米高的冰山雪峰，全长170多千米，形成世界上唯一的“江水并流而不交汇”奇特景观，故称三江并流。

其中怒江与澜沧江最短直线距离为18.6千米，澜沧江与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为66.3千米。从海拔760米的怒江河谷到6740米的卡瓦格博峰，高差近6000米。三条大江从横断山脉中的担当力卡山、高黎贡山、怒山和云岭等崇山峻岭中流过，形成了雪山、峡谷、草甸、冰川、湖白、森林、丹霞地貌及典型的高山峡谷等自然景观。

三江并流区除包括虎跳峡、怒江大峡谷、梅里雪山、泸沽湖、碧塔海、玉龙雪山等海内外闻名的自然景观外，还孕育着丰富的人文景观。这里居住有汉、藏、纳西、傈僳、白、独龙、普米、怒等16个民族，80余万原住民，是世界上罕见的多民族、多文字、多语言、多宗教信仰、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多种风俗习惯并存的汇聚区，受到国内外人文学界的高度重视。美丽的香格里拉就在三江并流地区，20世纪初奥籍美国人洛克在这一地区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摄影、收集物种，长达20多年。英国人创作的《消失的地平线》将香格里拉影响到整个世界。这一地区还是中国著名的国际古商道——茶马古道的发祥地之一。抗日战争时期“驼峰航线”和中国远征军赴缅抗日也由此经过。

1988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我国最大的重点风景名胜区——三江并流国家公园。2003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49．三朝元老

本指经历三代王朝的重臣。后泛称封建王朝中年长且有声望的资深老臣，如春秋时齐国宰相晏子、吕不韦、司马懿；汉代霍光、萧望之；魏晋的王祥；唐代程咬金、颜真卿、李泌、郭子仪、狄仁杰、长孙无忌；南唐韩熙载、司徒周宗；宋代文彦博、李纲、郑樵等，苏东坡甚至历经四朝；明代叶向高、许国；清代张廷玉、李鸿章等。南朝刘宋政治家、史学家范晔（398—445年）《后汉书·章帝纪》:“行太尉事节乡侯熹三世在位，为国元老。”南宋赵师侠《水调歌头》词：“共仰三朝元老，要识一时英杰，人物自堂堂。”现在一般用来形容在某单位或部门工作时间久、资格很老的人。

（清）蒲松龄（1640—1715年）《聊斋志异》中有篇《三朝元老》的文章，却是一则影射明末兵部尚书洪承畴战败降清政治讽刺故事：“某中堂，故明相也。曾降流寇，世论非之。老归林下，享堂（祠堂）落成，数人直宿其中。天明，见堂上一匾云：‘三朝元老。’一联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礼义廉。’不知何时所悬。怪之，不解其义。或测之云：‘首句隐亡（谐音：王）八，次句隐无耻也。'”“洪经略南征（指洪承畴，1593—1665年，明末为兵部尚书，崇祯十四年，率八总兵、步骑十三万驰援锦州，与清军会战于松山，兵败被俘，降清），凯旋，至金陵（今南京），醮荐（祭悼）阵亡将士。有旧门人（洪氏僚属）谒见，拜已，即呈文艺。洪久厌文事，辞以昏眊（音：冒，指老眼昏花），其人云：‘但烦坐听，容某颂达上闻。’遂探袖出文，抗（高）声朗读，乃故明思宗（崇祯帝朱由检）御制祭洪辽阳死难文也。读毕，大哭而去。”

150．东南三贤

南宋中期代表当时理学发展水平的朱熹（1130—1200年）、张栻（1133—1180年）、吕祖谦（1137—1181年）三位思想家的合称。他们有着共同的师承渊源与密切交往，又因三人的学术活动均在我国的东南地区，世称“东南三贤”。

理学兴盛于我国北方，因北宋政权覆灭而趋弱。当时著名学者杨时、胡安国等，随南宋政权南移集中于东南一带，源于北方的理学转而在东南地区发展起来，如杨时、游酢等道南学派。后来闽学派代表朱熹、胡宏去世，继起的湖湘学派代表张栻，金华（婺）学派代表吕祖谦等人，成为东南地区最有影响的学者。

“东南三贤”这一称谓，直接肯定了他们三人对南宋学术发展的贡献。永康学派思想家陈亮，多次提到当时的这一情形。他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三贤”作为一代“宗师”，为南宋理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51．岁寒三友

指松、竹、梅三种耐寒植物。松、竹经冬不凋，梅花凌寒绽放，古人谓其均有骨气，值得引以为友。元白朴（1226—1306年）《朝中措》:“苍松隐映竹交加。千树玉梨花。好个岁寒三友，更堪红白山茶。一时折得，铜瓶插看，相映乌纱。明日扁舟东去，梦魂江上人家。”因而人们借以对松、竹、梅的颂扬，赞誉那些忠诚正直、品德高尚的人，也以此比喻忠贞的友谊。（明）无名氏《渔樵闲话》第四折：“那松柏翠竹，皆比岁寒君子，到深秋之后，百花凋谢，唯有松竹梅花，岁寒三友。”陈香梅《我所认识的李可染大师》:“我有一张何香凝和廖承志母子合作的‘岁寒三友’图，是由廖氏生前赠送、特别从北京带回美国来的。”

松、竹、梅被世人合称为“岁寒三友”，一方面取其玉洁冰清、傲立霜雪、铁骨铮铮的高尚品格，另一方面也被视为常青不老、生命力旺盛的象征。旧时举办婚礼，多在大门两边贴上“缘竹生笋（谐音‘孙’），梅结红实”之类的对联，以松竹梅组构洞门。“岁寒三友”逐渐演变成为雅俗共赏的吉祥图案，至今仍广为流传。

152．第三产业

在再生产过程中，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提供基本服务的部门。包括第一、第二产业以外各种类型的服务性行业及其他非物质产品生产性部门。又称第三次产业、第三部门、三级产业。第三产业的命题，是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费希尔，于1935年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

随着新行业的不断涌现，第三产业所包含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因第三产业包括行业多、范围广，根据我国的情况，国家统计局将第三产业分为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两大部分。具体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第二层次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地质勘探业，水利管理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农、林、牧、渔服务业，交通运输辅助业，综合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层次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科学研究等事业。第四个层次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但不纳入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统计范围。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加快，第三产业在西方国家经济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就业人数和产值比重越来越高，引起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确定了发展战略目标和重点，采取13个方面的政策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第三产业健康发展。21世纪初，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保持较快增长速度，200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4%。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第三产业增加值在三个产业中的比重占46.1%，已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2.1个百分点。

153．第三种人

1931年至1932年，胡秋源、苏汶（杜衡）自称是居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左翼文学阵营之间的所谓“自由人”“第三种人”。客观地说，他们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重心是艺术真实论，提倡文学的自由品格，主张艺术的多样性，关注文学的高品位。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一些主张对革命文艺是有害的。他们在《现代》《读书杂志》等期刊上，发表《阿狗文艺记》等，鼓吹虚伪的“文艺自由”论，反对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声称“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毁谤和攻击左翼文学革命运动，实际上配合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文艺的文化“围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鲁迅和左翼作家联盟冯雪峰、瞿秋白、周扬等人曾予以揭露和批判。如鲁迅先后发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论“第三种人”》等一系列文章，对其进行抨击。当时除上海外，北平“左联”的刊物也发表了许多批判文章。同“自由人”“第三种人”开展的斗争，是整个“左联”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文艺论战。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根本分歧，端正了革命文学运动发展方向。

154．3D打印技术

也称三维打印技术、原型制造技术，又称快速成型技术。英文名RAPID PROTOTYPING（简称RT技术），或RAPID PROTOTYPING MANUFACTUREING（简称RPM）。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项先进制造技术，为制造企业新产品开发服务的一项关键性技术。它对促进企业产品创新、缩短新产品开发周期、提高新产品竞争能力，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自该项技术问世以来，已经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广泛应用，我国的应用和推广也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3D打印技术的发展，在全球已开拓了一个新的技术领域，必将由此而掀起一场制造业的革命。

3D打印技术，是在现代CAD/CAM技术、激光技术、计算机数控技术、精密伺服驱动技术，以及新材料技术基础上，集成发展起来的。它是以一种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采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黏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成物体的技术。通俗地说，就是在普通二维打印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维。像普通打印机一样，它先是在一个平面上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材料打印出一层，然后再以这种材料逐层打印黏合，通过每层不同“图形”的累积，最终形成一个三维物体。就像盖房子，人们用砖块一层一层地累砌，最终盖起一栋立体的房子。因此，又称它为“立体打印机”。

3D打印技术之所以能够得以迅速发展，有人将现已获取的信息归纳为十大优势：①制造复杂物品不增加成本。就传统制造而言，物体形状越复杂，制造成本就越高。而使用3D打印机打印，可以极大地节省前者所耗费的时间、技能付出和基础成本，将打破传统的定价模式，并改变现行计算制造成本的方式。②产品多样化不增加成本。传统的制造设备功能较少，做出的形状种类有限。3D打印机省去了培训机械师或购置新设备的开支，一台3D打印机只需要不同的数字设计蓝图和一批新的材料。③无须组装。缩短了供应链，节省劳动力和运输方面的费用，且减少污染。④零时间交换。企业可以根据客户订单就近按需生产特定的产品，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实物库存和长途运输的成本。⑤设计空间无限。突破了传统制造技术受工匠能力水平和设备的限制，开辟了巨大设计空间，甚至可以制作目前可能只存在于自然界的任何形状的物体。⑥零技能制造。3D打印机从设计文件里获得各种指示，非熟练专业人员同样可以制作复杂的产品，并能在远程环境或极端条件下为人们提供新的生产方式。⑦所占空间小，便携式制造。3D打印机可以制作和其打印台一样大的物品，设备可以自由移动，有较高的单位空间生产能力，使得3D打印适合家用或办公室使用。⑧减少废弃副产品。传统金属加工的浪费惊人，切削加工后的大量金属材料被丢弃，而3D打印制造金属产品的浪费量大为减少，随着打印材料的进步，“净成形”制造可能成为更环保的加工方式。⑨材料无限组合。传统的制造机器在切割或模具成型过程中，不能轻易地将多种原材料融合在一起。随着多种材料3D打印技术的发展，能够很快地将色调种类繁多、各具独特属性的原材料融合在一起使用。⑩精确的实体复制。数字音乐文件可以被无休止地复制，音频质量并不会下降。未来，3D打印技术将数字精度扩展到实体世界。扫描技术和3D打印技术，将共同提高实体世界与数字世界之间形态转换的分辨率，人们可以扫描、编辑和复制实体对象，创建精确的副本或优化原件。

3D打印技术突破了人们原来熟悉的历史悠久的传统制造模式，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崭新平台。它不再是设计师和科学家的专属机器，已经从实验室和工厂逐渐走出来，在涉及人们工作、生活等方方面面得到广泛广应用，有人称它为“只要你能想到，就能设计和打印”。尤其是在影视娱乐、医疗卫生、武器装备、航空航天等领域所取得的进展，令人瞩目。以航天航空为例，在2013年年初我国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航工业副总工程师、中国航母舰载歼—15总设计师孙聪透露：歼—15项目率先采用了数字化协同设计理念；三维数字化改变了设计流程，提高了试制效率；五级成熟管理模式，冲破设计和制造组织壁垒，这些都与3D打印技术联系紧密。他还透露，钛合金和M100钢的3D打印技术，已应用于新机制造过程，主要是主承力部分。据英国广播公司2013年7月15日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已成功检验了有史以来第一个3D打印的火箭发动机部件，而且制作时间缩短，成本降低。2014年9月9日《人民日报》第15版载文，上海市青浦区民惠三期动迁基地项目指挥中心盖了十栋水泥房，最小的24平方米，最大的60平方米，其形状与简易活动板房相似，它们可不是用砖瓦砌起来的，而是用3D技术从工厂里打印出来的。据说，打印这些房子，仅花了24小时。

3D打印技术尽管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但它正遵循“三步走”的发展路线，逐渐从打印物体外形过渡到打印物体内部构成，最终发展到可以打印物体的高级功能和行为的阶段。可参阅[美]胡迪·利普森、梅尔芭·库曼《3D打印·从想象到现实》，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155．三菩提

佛教名词。有两种说法。

一指《优婆塞戒经》《出生菩提心经》《大毗婆沙论》中所指三乘之人所得的菩提。又名三乘菩提。即：声闻菩提、缘觉菩提、无上正等菩提。佛教认为人有三种“根器”（人性如木曰根，根能支撑物曰器）。因此有三种不同的修炼途径，并把它们比作乘用的三种车：①声闻乘。“小根器”人，从佛闻法，悟“四谛”道理，以求“阿罗汉果”。②缘觉乘。“中根器”人，自己借“十二因缘法”得到觉悟，以证“辟支佛（缘觉）果”。③无上菩提乘。“大根器”人，着重“利他”，修“六度万行”，以求“佛果”。

二指《法华经论》《法华经玄义》中所说的应化佛菩提（方便菩提）、报佛菩提（实智菩提）、法佛菩提（实相菩提）。

156．三锦蛇

爬行纲，游蛇科。一种无毒蛇，一般长为1.5～1.8米。背面黄褐色，有两条较宽的黑色纵带；两侧各有两条狭小的黑色纵带，其中下面一条色彩间断不连，至身体中部消失。眼的后侧有放射状黑色狭带三条，其中两条达上唇边缘，另一条与枕部黑色横道相接，故名。生活于平原和山地，以蛙、蜥蜴、鼠、鸟类为食。分布于我国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东南亚一带也多产。肉可食，也可浸制三蛇酒供药用。

157．堕三都

“堕都”，指平毁城墙。是春秋时期鲁国策划平毁“三桓”私邑城墙的事件。发生在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是孔子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周朝时，为防止贵族诸侯未来造反，做出一条规定，他们的城墙不得超过18尺。但是，当时鲁国的政权实际上已掌握在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手中。因他们是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裔，故称为“三桓”。而“三桓”掌握的权力，又不同程度地被他们的家臣控制着。“三都”是指“三桓”的采邑（古代卿大夫的封地）内的都城，即费邑、后邑、成邑，因此他们根本不理会这条规定。为巩固鲁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削弱“三桓”势力，时为大司寇的孔子在得到国君鲁定公的同意后，采取堕三都措施，欲拆毁“三桓”都城多出部分的城墙。“三桓”中，季孙氏和叔孙氏开始也想借此机会削弱家臣的势力，支持孔子“堕都”之策。但一经实施，就遭到孟孙氏家臣们坚决反对，并得到孟孙氏暗中支持。当时，齐国的军队已驻扎在鲁国境外不远处，如果强行推进堕都，齐国就会趁鲁国内乱之机大举进攻。于是，堕三都半途而废，孔子也明显地成了“三桓”敌人，不得不中断仕途，放弃救国理想，于次年春天带着弟子们离开鲁国，踏上了周游列国的道路。

158．三线建设

我国国防建设战略布局特有名词。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在我国东南沿海频频发动攻势。为加强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中共中央根据各地区战略位置不同，将它们分为一线、二线、三线。一线是地处沿海和边疆的省市区；二线是介于一线、三线地区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4省的东半部；三线包括京广线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南、贵州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具体为四川、云南、贵州、青海和陕西省的全部，山西、甘肃、宁夏的大部和豫西、鄂西、湘西、冀西北、桂西北、粤北等地区。

三线建设又分为大三线和小三线。其中西南的川、贵、云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大三线”；一线、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小三线”。前者为国家的后方战略基地，也是主体部分，主要是国防建设和基础工业，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以及主要部分燃料动力、农业、轻工业等。小三线建设是指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战略后方地区，建立以生产迫击炮、火箭筒、无坐力炮、步枪、机枪、冲锋枪，以及弹药和地雷、手榴弹等轻武器为主，包括为武器装备配套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等在内的后方基地。建设的重点是西南、西北。

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进行部署，提出实行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简称山、散、洞）的布局。自此，三线建设拉开序幕。为了加强对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3月29日，中共中央发文批准李井泉为该建委主任，程子华、严秀峰为副主任。后来彭德怀、钱敏为副主任。从1964年开始到1980年为止，在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建设地区的13个省（市）和自治区，共投入2052.68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多。400多万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干部、解放军官兵和数千万人次的农民工，爬山跋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和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艰苦奋战，先后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一大批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

1980年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按照“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原则，对三线地区国防工业逐步进行调整。1983年12月，在成都设立了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90年后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000年后改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指导三线企业改造。

159．三千大千世界

佛教名词，简称“大千世界”。原为古印度传说中一个广大范围世界的名称，即以须弥山为中心，同一日月所照的四天下。覆六欲天、初禅天，为一“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覆一、二禅天，为一“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覆一、三禅天，为一“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覆一、四禅天，为一“大千世界”。一大千世界中有小、中、大三种“千世界”，故称三千大千世界。佛教沿用其说，以三千大千世界为释迦牟尼所教化的范围。

160．三大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于1923年年底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会议，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把民主主义解释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求得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是建立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是耕者有其田和以节制资本主义为中心。

这三大政策，后来被称为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精神基本相同，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161．三角贸易

一种使用多边贸易方法、双边结算的贸易方式。指3个或3个以上国家或地区为谋求相互间对外贸易收支在整体上获得平衡，在多边结算基础上进行的贸易行为。又称转手贸易。

例如，在甲、乙、丙3国之间，甲对乙出超1千万美元、乙对丙出超1千万美元、丙又对甲出超1千万美元。从双边贸易的角度分析，任何一国与另一国间均不能保持贸易平衡，但从3个国家总体来看，任何一国均有贸易收入余额1千万美元，贸易支付余额1千万美元，故能保持整体的贸易平衡，这3国间的贸易就是三角贸易，又称三边贸易，是多边贸易的一种。

进行三边贸易的国家，为便于相互间清算和确保贸易平衡，通常都签订贸易协定或支付协定，具体规定贸易额、清算范围和办法等。17～18世纪，英属北美殖民地商人，为平衡本地区对外贸易差额，开展了三角贸易。如北美殖民地向欧洲南部输出粮食、肉类和木材，换取酒类和水果，再运到英国换成制成品，最后运回北美殖民地，完成了三角贸易的全过程。这种三角循环贸易，成为美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之一。

当前世界各国为了平衡本国贸易差额，经常使用三角贸易，在3个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循环。补偿贸易中产品返销时，也采用三角贸易法，将产品输往第3国，再换成其他商品，达到相互间的贸易平衡。

162．三皇会战

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军队同俄国和奥地利联军，于1805年12月在奥斯特利茨（今捷克斯拉夫科夫）附近的会战。又称奥斯特利茨之战，是世界战争中的一场著名战役。

1805年10月乌尔姆之战后，法国乘胜占领维也纳，并紧追退却的俄、奥联军。11月下旬，联军在奥尔米茨（今奥洛穆茨）地区占领阵地，并得到俄军的增援，兵力达8.7万人。拿破仑一世率军4万人孤军深入，抵达布吕恩（今布尔诺）地区后停止追击。法军一面示弱、诱敌进攻，一面调援兵33000多人秘密赶往前线。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不顾M.I．库图佐夫劝阻，决定进攻法军。12月2日，联军以左翼为主力发起进攻。拿破仑以1万余人阻击联军主力，而将3万多人集结在中央和左翼阵地，形成局部兵力优势。法军在顶住联军进攻后，占领位于战线中央的普拉岑高地，并从高地集中兵力向左翼联军侧后实施反击，将其压至刚结冰的湖白沼泽地带，而后以炮火猛烈轰击。致使左翼联军大部或葬身湖底，或缴械投降，俄皇、奥皇侥幸逃脱。此役，联军损失27000多人，法军损失不足万人。

同年12月26日，奥地利与法国签订《普雷斯堡和约》，第三次反法联盟瓦解。此战役突出体现了拿破仑的统帅才能，是欧洲军事史上以少胜多和以谋克敌的典型范例。

163．三家分晋

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在历史上，“三家分晋”被视为春秋之终、战国之始的分水岭。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北宋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就是从记载这一事件开篇的。

经过春秋长期的争霸战争，许多小诸侯国被大国吞并。有的国家内部发生了变革，大权逐渐落入少数大夫手中。素称中原霸主的晋国，到春秋末期国君的权力也渐趋衰落。从晋献公时起，不许立公子、公孙为贵族。于是他们便远离晋而仕他国，此所谓“晋无公族”。由于排斥公族，导致原被疏远的异姓或国姓中的卿大夫逐渐得势，以致政权最终为他们所操纵。自春秋中期后，十余个卿大夫家族控制了晋国的政局。他们互相攻打，不断吞并，到春秋晚期，实权由韩、赵、魏、知、范、中行氏把持，史称六卿。

代表新兴势力的六卿，在与晋国旧贵族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中使其逐渐败落。六卿各自采取革新措施，不断增强实力。韩、赵、魏的改革较为彻底，发展相对较快。后来，韩、赵、魏、知四家联合消灭了范氏、中行氏。公元前453年，韩、赵、魏又联合消灭了知氏，晋国的政权落入韩、赵、魏三家手中，绝大部分土地也被他们瓜分。前403年，周威烈王不得不册封三家为诸侯。到前376年，韩、赵、魏废除了晋国最后一个国君晋静公，彻底走完了三家分晋的历程，史称“三家分晋”，也谓“三晋”。它是以新旧势力斗争为表现形式的晋国社会变革的结果，也是奴隶制度瓦解，封建社会确立的重要标志。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与韩、赵、魏三国的诞生，正式形成七雄，我国由春秋时代开启了战国时期。

三晋疆域屡有变迁，战国晚期约相当于今山西全省，河南省的中部、北部和河北省的南部、中部。近代将“晋”作为山西省的代称。

164．三联书店

我国一家具有悠久历史的出版社，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简称。三联书店的前身，是邹韬奋、徐伯昕、李公朴、钱俊瑞等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3家出版发行机构。从1928年6月《生活》周刊出版图书开始，至1948年10月3店正式合并为止，共出版图书2000余种，编辑出版期刊约50种。3店先后在上海、汉口、广州、重庆、西安、香港等地开办过百余家分店。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的生活、读书、新知3店合并。1948年10月，在香港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3月，三联书店大部分人员离开香港，总部迁往北平，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其香港的分支机构名为“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香港联合发行所”，以发行中国内地出版物为主。1951年8月，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仍保留“三联”名义出书，按需要出版“非马列”或“力图运用马列但还不成熟”的书籍。1954年4月，三联获国家批准有了自己的编辑室，下辖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地理等6个编辑组。1986年1月1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仍定名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同年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1月，香港三联书店成立，为有限公司，称“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在中国出版界，具有标志性出版风格的出版社不多，三联书店就属于其中的凤毛麟角。今人季羡林在《我心中的三联“店格”》一文中写道：“我，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经历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心目中三联书店的‘店格’归纳为八个字：清新、庄重、认真、求实。”“这个‘格’绝不是一早一夕一蹴而就地形成的，而是要经过长时期的培育和酝酿才逐渐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的。”

165．“三不知”由来

从职业角度或日常生活来说，一个人对经常接触、本应熟悉了解的人或事，因无暇顾及或漠不关心等原因而概不知晓，人们将这种现象戏称为“一问三不知”。当然，它不包括假装不知道、明哲保身等情形。那么，“三不知”究竟指什么、源于何处呢？

“三不知”一词最早出自《左传》鲁哀公二十七年，晋大夫荀瑶（?—前453年）率军攻打郑国，荀文子认为他不了解敌情，不可铤而走险：“君子之为谋也，始、衷（中）、终皆举之，而后入焉。谋一事，则当虑此三变，然后入而行之，所谓君子三思。”“今我三不知而入，不亦难乎？”荀瑶终因不听劝阻而致失败。由此可以明了，所谓“三不知”，是指在对一件事情的开始、经过、结局毫无所知情况下，是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和激情而随意“拍板”、一意孤行的。明代江宁人姚福在《清溪暇笔》中对“三不知”的“始、中、终三者不能知也”作了明确的解释，也指明了“其言盖本《左传》。”

当代著名史学家邓拓（1912—1966年）在《变三不知为三知》一文中，对“始、中、终”做了较详细的阐述：“‘始’，就是事物的起源、开端或创始阶段，包括了事物发展的历史背景和萌芽状态的种种情况在内。‘中’，就是事物在发展中间全部过程的情形，它包括了事物在不断上升或逐步下降的期间各种复杂的变化过程在内。‘终’，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结果，是一个过程的终了，当然它同时也可以说是另一个新过程的开始。”

166．江左三大家

明末清初诗人钱谦一（1582—1664年，常熟人）、吴伟业（1609—1672年，太仓人）、龚鼎孳（1615—1673年，合肥人）的合称。三人先为明臣，后顺而仕清，籍贯都属旧江左地区，诗名并齐，时称“江左三大家”。顾有孝、赵沄选辑其诗，题名《江左三大家诗抄》共9卷，有康熙刊本。

他们作为一个降臣诗群，所表现的时代气息和遗民诗人的情感，形成了清初的诗歌特色。其中以钱谦益诗格为高，吴伟业影响为大，带动了文坛风气的转变，是明清诗派此消彼长、诗风嬗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清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67．“三讲”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针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的一次党性党风教育活动。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合称。

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市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全国都要这样做，北京市要起带头作用。”同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讲学习，主要是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做斗争。

1996年，中共第十四届六中全会做出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199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对“三讲”教育进行动员部署。并先在国土资源部、山东省等七个省区和单位进行试点，然后在全国全面铺开。从1999年3月至2000年12月，全国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过思想发动、学习提高、自我剖析、听取意见、交流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整改、巩固成果等阶段，历时两年，结束了“三讲”教育活动。为全党迎接21世纪的挑战，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68．《三国演义》

元末明初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通俗三国志》《三国志传》《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三国志英雄传》《三国全传》等。

该书为罗贯中（约1330—1400年）撰。元末明初，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群雄割据，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朱元璋剿灭群雄，推翻元王朝，建立明王朝。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罗贯中迫切希望尽早结束社会大动荡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因此借东汉末年的史料，创作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

该书主要描写三国时期魏、蜀、吴统治集团之间极其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历程。大致分为5大部分：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根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及范晔《后汉书》、元代《三国志平话》和某些相关传说，经过综合熔裁，再创作而成。今所见刊本以明嘉靖本为最早，分24卷，240则。清康熙时，毛纶、毛宗岗父子据此进一步修改，成为现在通行的120回本。

故事起于刘、关、张桃园结义，终于王濬平吴，描写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及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历史巨变。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上演了一幅幅波澜起伏、气势磅礴的斗争场面。如“汉室倾颓，讨伐董卓”“奉立天子，擒杀吕布”“内阁密诏，千里独行”“官渡之战，大破袁绍”“三顾茅庐，荆襄之变”“赤壁之战，火烧曹营”“夺取四川，合肥之战”“巧取汉中，痛失荆州”“汉室末路，夷陵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司马专政，九伐中原”“偷渡阴平，三分归一”等，成功地刻画了近500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形象，其中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关习、张飞、司马懿等更是脍炙人口，特别是“贤相”诸葛亮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该书对当时动乱的社会状况有所反映，暴露了董卓等反动统治者某些罪恶，提供了关于封建社会中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在对3个统治集团的具体描述中，把曹操集团和与刘备集团作为主要对立面，并把刘备放在中心地位。孙权集团虽然也是刘备的重要敌手，但更多的是作为对抗曹操的联合力量。作品紧紧抓住曹、刘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主线，着力刻画曹操和刘备两个对立的艺术形象，展开了一系列人物、事件的铺陈。但书中通过尊刘抑曹等描写，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封建的正统观念，对黄巾农民起义也有所诋毁。

该书结构宏大，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近百年间统治集团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历史，事件纷繁，矛盾错综复杂，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叙述严密完整，语言浅近明快，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各种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刻本有20多种，清代刻本有70多种，在我国民间流传甚广。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湖南文山（日僧）编译出版《通俗三国志》日文本后，朝鲜、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英国、法国、俄国等许多国家都先后翻译出版该书，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这部小说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169．三原色学说

一种关于颜色视觉的学说。由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1773—1829年）于1801年提出光波的频率和波长的概念，并解释了牛顿环现象。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兹（1812—1894年）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认为一切颜色视觉都可以由红、绿、蓝三原色光混合而得。

原色，是指不通过其他颜色混合调配而得出的“基本色”。以不同比例将原色混合，可以产生出其他新的颜色。如红、绿光相混合，可得橙色或黄色视觉；黄、蓝光相混合，可得绿色视觉；红、蓝光相混合，可得紫色视觉。以数学的向量空间来解释色彩系统，则原色在空间内可作为一组基底向量，并且能组合出一个“色彩空间”。三原色说根据这种现象，假设视网膜圆锥细胞具有三种感光物质，感受光谱中不同波长的光波强度不一样（一种感受红光最强，一种感受绿光最强，一种感受蓝光最强）。这种假设，在近代光化学和电生理学上得到了证明。此说虽以光混合为根据，但也能解释色盲现象。三原色按材料可分为色光三原色、颜料三原色、彩电三原色、印刷三原色；按色感可分为兴奋色和沉静色；按属性可分为色相、明度、纯度。

人的眼睛是根据所见光的波长来识别颜色的。可见光谱中的大部分颜色可以由基本色光按不同的比例混合而成，这三种颜色就是红、绿、蓝三原色光。这三种光以相同的比例混合且达到一定的强度，就呈现白色（白光）；若三种光的强度均为零，就是黑色（黑暗）。这就是加色法原理，它被广泛运用于电视机、监视器等主动发光的产品中。

近年来，有专家研究人视网膜中央凹附近的锥状细胞吸收光谱的特性，发现有三种不同的锥状细胞：一种对一定波长的红光吸收最大，称为感红锥状细胞；另一种对一定波长的绿光吸收最大，称为感绿锥状细胞；第三种对一定波长的蓝光吸收最大，称为感蓝锥状细胞。这些事实给三原色学说以很大的支持，但三原色学说对于色的对比和负后像等现象还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

170．三茅真君

汉代修道成仙的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是道教茅山派的祖师，也是我国道教所尊的三位神仙。《梁书·陶弘景传》:“句容之句曲山（今江苏省句容县茅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名曰金坛华阳之天，周围一百五十里。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此掌山，固谓之茅山。”

相传，“三茅”系汉景帝时（约前157—前141年）咸阳（今属陕西）人。大茅君名盈，字申叔，18岁时弃家赴北岳恒山修道，读《老子》及《易》经，服饵内修，积6年。后晋见西王母，授其玉佩金铛之道、太极玄真之经，49岁学成，得道而归。中茅君名固，字季伟，汉景帝时举孝廉，累迁至武威太守。三茅君名衷，字思和，汉宣帝时迁洛阳令，后拜为五更大夫、西河太守。茅盈飞升后，其两弟均弃官还家，求茅盈于东山，茅盈乃授以延年不死之法。两弟隐修3年，佩服九转还丹后，也飞升成仙。

茅氏三真得道后，来句曲山掌管。齐梁间陶弘景（456—536年）编定《真灵位业图》，称大茅君盈为“司命东岳上真卿太元真人茅君”，列上清左位；称中茅君固为“句曲山真人定禄右禁师茅君”“右禁郎定禄真君中茅君”，列太清左位和第六中位；称三茅君衷为“三官保命小茅君”，列第六左位。汉魏以来，吴中盛传“三茅”故事，更名句容山为三茅山。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宋理宗屡有加封。茅盈被封为“上茅九天上卿司命太元妙道冲虚圣佑真应真君”，茅固被封为“中茅地仙上真定禄右禁至道冲静德佑妙应真君”，茅衷被封为“下茅地仙至真三官保命微妙冲慧神佑神应真君”，世称三茅真君。今茅山道观有“三茅”塑像，供奉为神，江浙一带民众甚为信仰。进香之期为农历正月至三月，大茅得道飞升之日是进香的高潮时段。

171．三顾茅庐

刘备三请诸葛亮出山辅佐的故事。东汉末年，天下纷争。曹操（155—220年）坐据朝廷，孙权（182—252年）拥兵东吴。刘备（161—223年）欲成大业，打着汉室宗亲的旗号，曾同关羽、张飞三次前往隐居隆中的诸葛亮草屋拜访，想请他出山帮助自己打天下，前两次均扑空，第三次才见到诸葛亮，史有著名的《隆中对》。后来就以“三顾茅庐”比喻对所尊崇的人，真心诚意地一再邀请或拜访、讨教。

诸葛亮（181—234年）《前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自谦卑微贱下），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诸葛亮出山后，与刘备等精辟地分析了当时三足鼎立的局势，提出先夺荆、益二州为根据地，对内改革政治，对外联合孙权，南抚夷越，西和诸戎，尔后等待时机，两路出兵北伐。从而，帮助刘备构建了统一全国的战略宏图。今人姚雪垠《李自成》一卷第二十八章：“咱们目今正是惨败之余，人家牛先生肯屈驾前来，不用咱们三顾茅庐，难道我还不中途相迎，以表诚意？! ”

172．约法三章

指两方或两方以上协商议定、具有约束力的条款。语出《史记·高祖本纪》:“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公元前206年，刘邦（前256—前195年）的军队率先到达霸上。为安抚人心，稳定社会，他招来各县父老和有才德名望的人，宣称：你们苦于秦朝的苛虐法令许久，凡批评朝政得失者要被灭族，相聚谈话的也要被处以死刑。现在我和你们约定三条：杀人者处死刑，伤人者和抢劫者以法治罪。其余凡是秦朝的法律全部废除。所有官吏和百姓都跟往常一样，安居乐业。我到这里来，是为你们除害的，而不会对你们有任何侵扰。随即派人和秦朝的官吏一起到各县镇乡村巡视，向民众说明情况。秦地百姓非常喜悦，争相送去牛羊酒食慰劳汉军，刘邦一一谢绝。《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

现也泛指共同订立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这里也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口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

173．《梅花三弄》

我国著名古曲。又名《梅花引》《玉妃引》。琴曲《梅花三弄》以泛音形式演奏主调，并以同样曲调在不同徽位上重复三次，故称“三弄”。《乐府诗集》卷三十平调曲，与卷三十三清调曲中各有一解题，提到在相和三调乐曲演出中，以笛作“下声弄、高弄、游弄”的技法，今通行的琴曲“三弄”体裁结构，可能就是古代这种表演方式的遗存。

《梅花三弄》原是一首笛曲，名为《梅花三调》，相传为东晋桓伊所奏，后经唐代著名琴师颜师古移为琴曲。曲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编辑的《神奇秘谱》，后改名为《梅花三弄》。该曲谱解题称桓伊为王徽之在笛上“为梅花三弄之调。后人以琴为三弄之焉”。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四、南朝宋鲍照《梅花落》解题也称“《梅花落》本笛中曲也”“今其声犹有存者”。今存唐诗中，仍可见吟咏笛曲《梅花落》的名句。说明南朝至唐之间，《梅花落》已较为流行。南宋词人洪皓所作《江梅引·忆红梅》中，有“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句，说明此曲在宋代尚流传。（明）杨抡《伯牙心法》:“三弄之意，则取泛音三段，同弦异徽云尔。”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中，有三处将它称为“三弄梅花”。

琴曲《梅花三弄》由引子、静态梅花、动态梅花和尾声组成，歌颂了梅花清幽高雅、不畏严寒的高贵品质。全曲共十段，每段都有小标题。其旋律前半部分悠扬飘逸，集中体现梅花傲雪凌霜的风骨，后半部分则形成鲜明对比，节奏急促，着重描写在凛冽的寒风中梅花坚贞不屈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士子那种超脱尘世、孤芳自赏的思想感情。乐曲演奏时，表现出梅花时静时动、忽高忽低的生动形象，令听者无不为之倾倒，是古琴中咏物的佳作。其演奏形式，现除古琴独奏、琴箫合奏外，还被改编为钢琴独奏、民乐合奏、琵琶独奏、琴与编钟合奏等，广为流传。

174．法国“三仲马”

法国有三位垂名青史的仲马。他们祖孙三代都是黑人后裔，其传奇生涯，从法国大革命前夜到19世末，在欧洲整整一个世纪里充满了异彩。

第一代仲马全名托马·亚历山大·仲马（1762—1806年），绰号“最伟大的仲马”。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位著名将军，战功显赫。他当主帅时，拿破仑曾是他的下级军官。他主张共和，反对帝制，为法国大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

第二代通称“大仲马”，全名亚历山大·仲马（1802—1870年），著名剧作家和小说家，是《基度山伯爵》《玛尔戈皇后》《黑郁金香》等书的作者。晚年和他逝世后整理出版的《大仲马全集》共有277册。他的作品被译成几十种文字，风靡全球。他在世时，欧洲就流传着这样一段名言：“任何人都读不完大仲马所有的小说，但所有人都在读大仲马的小说。如果此刻在某个荒岛上有个鲁滨逊，他也在读《三个火枪手》。”他本人则被誉为“外国人心目中的法国幻想的伟大创造者。”《三仲马传》作者（法国）莫洛亚说：“在全世界，声望超过大仲马的人，恐怕并不多见，地球上各民族都读过他的作品，并将世世代代读下去。”

第三代通称“小仲马”，全名亚历山大·小仲马（1824—1895年），法国著名剧作家和小说家。1848年初发表小说《茶花女》，轰动法国文坛；后来改编为剧本，又获得空前盛誉，从此他专心于剧作。一生写了20多个剧本，除《茶花女》外，还有《金钱问题》《半社会》《荒唐的父亲》等，都有很大影响。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第一部译成汉语的西方文学作品，就是出自林纾（林琴南，1852—1924年）之手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离小仲马去世仅四年时间。

175．三代图腾

我国夏、商、周三代图腾的合称。即夏龙、商凤、周麟。夏代图腾尚有龙城龙庭，商代图腾有凤城；至于周代，则没有留下可供参考的神话和传说。

夏至战国，对龙的图腾充满着神迷色彩。“时乘六龙以御天”（《易·乾·象传》），北至昆夷，南到吴越，千百年来“龙”在华夏文化意识中都占有统治地位。传说炎帝、黄帝、尧、舜和汉高祖刘邦的诞生及形貌都与龙有关，是龙种、龙子。《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据传，他们每年祭龙三次，名曰“龙祠”。地点在龙城或龙庭，并有龙忌。成汤灭夏后，夏人大部分迁往北方，小部分迁往吴越，多以龙为图腾。

关于“凤”，今人孙海波（1910—1972年）等《甲骨文编》（1965年由中华书局石印出版）有对“凤”字的解释，如“于帝史（使）凤，二犬”（卜三九八）。此即商代图腾，也是商代卜辞象形繁体字——“凰”。嗣后神话逐渐演变为“玄鸟”，再蜕变为“燕子”，而且都是黑色。殷商后裔春秋宋国正考父曾作长篇史诗《玄鸟》。对于玄鸟的传闻，郭沫若和闻一多认为，是指神话中的“凤”。《山海经》称为“王彩之鸟”（即古印度传入的孔雀），玄鸟即凤凰。相传高辛之妻在吃了“玄鸟”的卵而生下契（殷商始祖），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代对“凤”图腾的缘由。

“麟”为周的图腾。周南《麟之趾》的“趾”与“姬”同韵，单取“趾”似与“姜履大人迹”有关，趾、迹一声之转，为古同音字。《左传》记有获“麟”，孔子以为不祥。唐明皇《经鲁祭孔子而叹之》:“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所述即是。“麟”究竟为何物，无从考证，大都流于民间传闻。

176．三级跳远

简称三级跳。田径运动中跳跃（田赛）项目之一。运动员在快速助跑后经单腿跳、跨步跳、跳跃所组成的连续三次向前腾越尽可能远的距离。第一跳为单脚跳，用起跳腿落地；第二跳为跨步跳，用摆动腿落地；第三跳跳跃，用双脚落入沙坑。

三级跳远从多级跳演变而来。1456年在苏黎世举行的一次游艺会上，第一次出现“三级跳远”活动。1896年第一次被列入第一届奥林匹克（雅典）运动会男子比赛项目，1990年国际田联决定将三级跳远列入女子正式比赛项目。

三级跳远比赛场地，为田赛场地设施之一。由助跑道、起跳板、起跳显示板、橡皮泥显示板和落地区组成。起跳板至落地区近端的距离，男子不小于13米，女子不小于11米。

177．阳关三叠

唐代歌曲名。根据唐代诗人王维七言绝句《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早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谱写的著名艺术歌曲。作者不详。因诗中有“渭城”和“阳关”之词，故亦称《渭城曲》或《阳关曲》。《阳光三叠》在唐代十分流行，还被选入《伊州》大曲中使用。此曲在唐时有三叠唱法，即把歌曲反复叠唱三遍，如唐末诗人陈陶有“歌是《伊州》第三遍，唱着右丞征戍词”的诗句，这大概是“三叠”之名的由来。

大约到宋代，《阳关三叠》曲谱已失传，宋人不知三叠的唱法。苏东坡曾在《东坡志林》里说：“旧传《阳关》三叠，然今世之歌者，每句再叠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皆非是。”可见《阳关三叠》自宋在唱法上已有争论，苏轼在本书中提到数种观点。现存最早载有《阳关三叠》的琴歌，是明弘治四年（1491年）刊印的《浙音释字琴谱》。全曲残存8段，只在第1段采用了王维全诗。而流行的曲谱原载于明《发明琴谱》（1530年），后经改编载于清张鹤所编《琴学入门》（1876年）。宋至今，该曲的唱法有多种，现存的传谱就有30余种。

目前所传唱的乐谱，是根据清末张鹤所编的《琴学入门》整理而成的，歌曲共分3大部分，并有尾声。歌词形式有较大变化，只在每段的段首用王维的原词，后面加入3段不同的歌词，后加入的歌词是在原诗意义上的发展延续，形式由长短句组成。音乐缓慢优美，凄婉缠绵，运用八度大跳、转调等手法，将乐曲推向高潮，听后令人荡气回肠、韵味无穷。当代作曲家王震亚据夏一峰演奏谱改编为合唱曲，并录有唱片。

178．古代三盛世

在我国历史上，被认为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明显繁荣发展，生存环境较为稳定，人民相对富足的三个时期。最为后人称道的“盛世”，是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清代“康乾之治”。这种历史的偶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统治者能吸取“官逼民反”的教训而产生的民本思想。其共同特点是，重视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妥善处理君、臣、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清明，倡廉肃贪；广开言路，体恤民情；尊重人才，任人唯贤；轻徭薄赋，藏富于民。

“文景之治”（前180—前140年）。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励精图治，革故鼎新，尤其重视了解民情，解决百姓疾苦。大力推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曾两次下令将汉初以来的田亩税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甚至十多年不征收田租，给鳏寡孤独及穷困户提供资助。大力倡导节约，扼制奢靡之风。他曾筹划盖一所露台，臣下计算折合花费需一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全部家产，他认为过于浪费，坚决取消。文帝倡导教化，废除原来连坐亲属的法律和一些残损肢体的酷刑。文帝崩，景帝继位，继往开来。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虽有黄金珠玉，但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丝麻，劝民农桑。他采取诸多措施，推动各行业有序发展，促进经济空前繁荣，社会生活秩序也比较安定。

“贞观之治”。“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他执政期间（627—649年），以古为镜，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选贤任能，唯才是举。他重用的高官中，魏徵、张亮等一批人都出身寒门，杜淹、李靖、秦叔宝等人甚至来自于敌对的政治集团；倡导谏诤，广开言路，经常采纳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建议；“夙夜孜孜，惟欲清净”, “俭以息人”；大规模精兵简政，裁汰冗员，将中央官吏由2000多人减至600人；刑罚宽简，徭赋从轻，留心人民的疾苦；鼓励流散农民回乡生产，继续推行均田制等。使社会经济迅速得以恢复，阶级矛盾逐渐缓和，生产发展，物价下行，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也慢慢增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国家的财力、物力也随之强盛起来。

“康乾盛世”。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执政共133年（1662—1795年）。在这期间，除朝政的一系列改革之外，就民生而言，先实行了“更名田”（将明代宗室藩王所遗田地改归农户所有，并将其编入所在州县纳入赋税）制度；后又推行“摊丁入亩”之法，将丁银并入田粮税统一征收。摊丁入亩后，地丁合一，简化了税种，无地的农民也可以免纳丁税。因此，逃避徭役丁税而隐蔽人口的现象逐渐减少，耕地面积渐次增加了40%，人口也迅速增至3.6亿，手工业生产较明代大幅增长，经济平稳有序发展，综合国力日趋增强。

179．长江三角洲

简称长三角。长江中下游的一部分，长江入海之前的冲积平原。三角洲顶点在江苏省仪征附近，由此向东，大致沿扬州、泰州、海安、椪茶一线，是三角洲北界；由顶点向东南，沿大茅山、大目山东麓的洪积——冲积扇至杭州湾北，为其西南界和南界。面积约5万平方千米。大致沿江阴、沙洲、常熟、松江、金山一线，分为新三角洲和老三角洲两部分。后者位于西部，系以太湖为中心的冲积平原、湖积平原，距今7500—6000年前即已成陆。前者系指镇江以东，位于大江两侧的冲积平原和江中沙岛。地形可分为3部分：即里下河平原南缘、河口沙洲地区、太湖平原。

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最大的河口三角洲，北起通扬运河，南抵杭州湾，西至镇江，东到海边，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南部、浙江省北部地区。该地区气候温和、自然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文化积淀深厚，历史上是我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近代以后上海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为率先发展的重点，1982年年底成立了上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获得迅速发展。1992年，由上海、无锡、宁波等14个市的协委（办）发起，成立了长江三角洲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1997年，增加了新成立的泰州市，改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到2010年3月，协调会成员增至22个。20世纪90年代初，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被列为我国7大经济区之一，是整个国家区域经济布局和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促使上海尽快发展成为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岸的经济振兴。至2012年，长江三角洲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圈，综合实力第一，其经济总量相当于全国GDP的20%以上，年增长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人口稠密地区之一，每平方千米人口在500～600人，其中“两省一市”范围的长三角按2010年统计口径已达到15600多人。该地区不仅经济发达，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也闻名全国乃至世界。上海、苏州、杭州、扬州等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太湖沿岸、江南运河沿线及钱塘江两岸多为旅游胜地。

180．诉讼第三人

对于已经开始的诉讼，案外人以该诉讼的原告、被告为被告提出一个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该诉讼中的原告或被告引进后主张独立的利益，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辅助该诉讼一方当事人进行辩论的人，称为民事诉讼第三人。

设立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简化诉讼程序，维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减少诉讼成本。我国民事诉讼法将诉讼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两类。前者在诉讼中具有相当于原告的诉讼地位。他既反对原告的主张，又反对被告的主张，认为他们的主张均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他把原来的双方当事人都当作被告，提出自己独立的诉讼请求。后者虽然没有就原告和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主张独立的请求权，但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申请参加诉讼或由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他不是完全的诉讼当事人，常常辅助该诉的一方对抗另一方，但在诉讼中仍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9]19号）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了合同案件中特别适用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三种情形。

1948年，由著名法学家陈谨昆草拟的《中国新民事诉讼法草案》稿，第一次提出建立诉讼第三人的构想，这是诉讼第三人提法在我国的萌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前，在诉讼第三人的审判实践中普遍采用“诉讼关系人”的称谓。1979年全国人大组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专家学者们摒弃了“诉讼关系人”的提法，选择使用“第三人”称谓。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对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若干问题发布了一系列司法实践解释。至此，民事诉讼第三人在我国正式确立。

181．三国同盟

在世界史上，西方国家曾多次出现过三国同盟关系。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勾结利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随着阶段性利益的实现而最终瓦解。下面简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发生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三次三国同盟。

（1）德、奥、意三国同盟

1882年，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在维也纳结成一个针对法国和俄国的秘密军事同盟。1879年德奥结盟后，O.von俾斯麦为继续罗织其欧洲联盟体系，进一步孤立法国，又利用法、意两国争夺突尼斯的矛盾，拉拢意大利加盟。1881年法国从阿尔及利亚侵入突尼斯，并把它变成自己的保护国。意大利早已觊觎突尼斯，但苦于实力不足，不能单独对抗法国，便投靠德、奥。

经过谈判，1882年5月20日，德、奥、意三国在维也纳签订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①缔约国相互维护和平、友好，不参与敌方同盟。如意大利遭到法国进攻，德、奥两国应全力援助；如德国遭受法国侵略，意大利也担负同样的义务。②缔约国的一国或两国遭受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实际指法、俄）进攻，则缔约三国应协同作战。意大利对此附有一个保留条件：如英国进攻德国或奥匈，意大利将不负援助自己盟国的义务。③当某大国（实际指俄国）攻击缔约国一方时，其他两缔约国应取善意的中立，即一旦发生俄、奥战争，意大利将保守中立。条约有效期5年，1887年、1891年、1902年、1912年4次续订，并增补了一些义务条款。

三国同盟的缔结，标志着欧洲列强两大对峙军事集团的一方初告形成。这个同盟条约与德奥同盟、三皇同盟同时存在，成为俾斯麦同盟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国同盟的矛头本是指向俄国和法国，随着德国的不断扩张及英、德矛盾日趋尖锐，意大利感到担心，英国协调了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在1904年和1907年分别与法国和俄国签订协议，最后形成了三国协约。意大利改善了同法国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意大利为自身利益，望风使舵，与协约国达成秘密协定，1915年5月意大利参加协约国，三国同盟瓦解。

（2）德、意、日三国同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日3个法西斯国家组成了政治和军事侵略性同盟。1938年初至1939年夏，德、意、日在柏林、罗马和东京分别进行多次谈判，酝酿在日、德、意《反共产国际协定》基础上建立三国同盟。1939年5月22日，德国和意大利于柏林订立同盟条约，这是法西斯轴心国建立军事同盟之始。日本和德国因各自的侵略目标与步骤有异，谈判停止不前。同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后，日本一度中断与德国缔结同盟的谈判。9月德国进攻波兰，日本曾表示不介入欧洲的战争。到1940年夏，德国席卷西欧、北欧后，日本为加紧侵华战争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于建立三国同盟又趋积极。同年9月27日德国外长J.von里宾特罗甫、意大利外长G．齐亚诺及日本外相来栖三郎，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又称柏林条约）。主要内容为：德、意、日彼此承认在欧洲和亚洲的“领导地位”；三国中一国受到未参加中日战争和欧洲战争国家的攻击时，相互给予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同盟国条约的矛头首先指向苏联，其次指向美国和英国。条约诡称其条款不影响三个缔约国与苏联现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希特勒德国企图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苏联，激化日美争夺太平洋的矛盾，把美国吸引到太平洋上，以便同英国争夺大西洋。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表明以德、意、日三国为轴心的军事同盟正式形成，它促成德国武装进攻苏联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随着“二战”结束，三国同盟解体。

（3）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三国同盟

1810—1825年，拉丁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迫使西班牙放弃了对大部分拉美国家的殖民统治。巴拉圭这个西班牙的殖民地，也于1811年独立。随着巴西和阿根廷中央政府逐步巩固，他们便把目光投向邻国巴拉圭和乌拉圭。1864年在阿根廷和巴西的支持下，乌拉圭国内发生政变，红党领袖弗洛雷斯颠覆了弗朗西斯克·洛佩斯支持的乌拉圭白党总统佩罗。紧接，巴西介入了乌拉圭内战，并与阿根廷联盟。洛佩斯担心重蹈乌拉圭覆辙，决定先发制人，同年11月对巴西宣战。阿根廷也有意与巴拉圭军队发生摩擦，6个月后巴拉圭又向阿根廷宣战。

1865年5月1日，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秘密签订了共同反对巴拉圭的三国同盟条约，并组成三国同盟联军。洛佩斯没想到这场由乌拉圭政变引起的战争，会演变为一场南美洲大陆最大的武装冲突，他准备速胜。当时巴拉圭只有8000多名正规军，面对数倍于己的三国同盟军，结果可想而知。他和他的军队虽然英勇顽强，一直坚持战斗到1870年，因寡不敌众，以惨败告终。巴拉圭战争导致了阿根廷和巴西对巴拉圭的长期占领，吞并其5.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巴拉圭的人口由133万减少到22万，其中男子不到3万。巴拉圭还向巴西和阿根廷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自战争结束双方签署停战条约，一直拖延到1876年三国同盟军才撤离巴拉圭领土。

182．三大悬空寺

据相关史料记载，在我国诸多寺庙中，悬空寺称得上是一种奇妙的建筑。它集美学、力学、宗教内涵于一身，是人文景观的荟萃，被誉为世界一绝。我国现存较著名的悬空寺有13处，其中规模宏大、最具特色的有3座。

山西恒山悬空寺。位于浑源县城南，距大同市65千米处，悬立于金龙峡西侧翠屏峰的峭壁间。据《恒山志》载，该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为我国最古老的悬空寺之一。原名“玄空阁”，取道家之“玄”、佛家之“空”含义。建寺初期，位于最高处的三教殿，距地面约90米，因历年来河床积淤，现仅剩下约60米高。其建筑自南而北，背西向东，建在宽20米、进深不足10米、仅约152.5平方米的崖面上，利用力学原理，在陡崖上开凿洞穴插悬梁为基，共建楼阁40间，楼阁之间有栈道相通。登楼俯视，如临深渊；谷底仰望，悬崖若虹。寺内存有各种铜铸、铁铸、泥塑、石雕等80余种，古人大量题咏镌刻于壁间。是国内现存唯一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北苍岩山悬空寺。位于井陉县东北苍岩山下，距离石家庄市80千米。桥楼殿为该山福庆寺主体建筑之一，据考证石桥为隋代建筑，略早于赵州安济桥，楼殿为唐代建筑。它坐西向东，桥长15米、宽8米。楼殿自重及游客满载时约35吨，从力学角度考虑，可见古人杰出的智慧。石桥飞跨对峙的两崖之间，势若长虹，凌云欲飞。桥下石蹬300余级，拾级而上可达桥楼殿。殿面宽5间，殿内有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药师琉璃光王等佛塑。四面出廊，造型庄严肃穆。相传隋炀帝之女南阳公主在此削发为尼，山上建有公主真容堂，俗称公主庙，因而名传天下。登上桥楼殿，但见四围峰峦叠翠，云雾苍茫，如临仙境，“万景临诸壑，千峰拱上方”，令人心旷神怡。

云南西山悬空寺，又名三清阁。位于昆明市西南郊15千米处的西山罗汉崖上，为一组9层、11阁、1石坊的道观建筑群。它建在悬崖峭壁之上，俯视脚下滇池百里烟波，极为壮观。始建于元代，后经明清两代扩建，形成现今规模。此地最早为梁王筑“千步崖”石磴，通往罗汉山南崖避暑宫。此后于罗汉山建“妙定寺”，亦称“海崖寺”。明弘治九年（1496年）重修，改称“罗汉寺”。至明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年），形成三清阁南北庵建筑群。沿“千步崖”石级而上，有灵官庙、吕祖殿、凌霄阁、石室平台等诸胜，均紧贴石壁而建，构成浑然一体的空中楼阁群。三清阁内有一副佚名长联，可概括此地景观。上联是：“半壁起危楼，岭如屏，海如镜，舟如叶，城郭村落如画，况四时风月，朝暮晴阴，试问古今游人，谁领略万千气象”；下联为：“九秋临绝顶，洞有云，崖有泉，松有涛，花鸟林壑有情，忆八载星霜，关河奔走，难得栖迟故里，来啸傲金碧湖山”。

183．日本女子“三道”

据《中国妇女》杂志1980年第10期介绍，日本女子的“三道”是：

（1）茶道。即传习烹茶、品茶的方法和礼仪。日本人认为茶道可通过品茶艺术接待贵宾、亲朋，交流感情，增进友谊。茶道有“四规七则”。“四规”为：和、敬、清、寂。和、敬，表示主客关系和谐相处，相互尊敬；清、寂，表示茶室环境优雅清静，陈设古色古香。“七则”是指泡茶的复杂形式：烹茶有浓、淡之分，按季节不同，泡茶的水温也不同；添炭、煮茶，须掌握一定的火候；茶具颇讲究，以历史珍品为佳，且小巧玲珑；品茶不仅品茶味，还要欣赏茶具；饮茶方式有两种，一是全体客人轮饮一碗茶，每人各饮一口，二是每人各饮一杯。

（2）花道。又称插花。传习插花艺术，选用花枝和插花工具。花型基本上由三枝主要花条组成，取天、地、人之意，象征宇宙。式样通常有直立体、倾斜体、横体、下垂体、水平体5种。插花时，花朵大小、花枝长短、斜度，以及插花的器皿款式和陈列室的风格，都要搭配得当，使人产生自然和谐的美感。

（3）琴道。指擅长民间乐器——三弦（又称“三昧线”）演奏。它不仅是日本民族声乐的一种重要伴奏乐器，而且是民间一般音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乐器。现今，日本传统的歌谣、舞蹈、戏剧，无一不是用三弦伴奏的。同时，三弦还是日本艺妓们最忠实的终身伙伴。

184．三体问题

在天文学中，根据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研究天体（看成质点）在相互引力作用下的运动问题，叫作“三体问题”。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太阳系中太阳、地球和月球的运动。据此研究地球运动时，如果除太阳外还考虑到其他一个行星对它的引力，便形成一个三体问题。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自它被确认到目前已有三百多年时间，还未完全解决。

在物理学中，研究三个质点在相互作用力影响下的运动问题，也叫三体问题。这三个天体的质量、初始位置和初始速度都是任意的。在一般三体问题中，每一天体在其他两个天体万有引力作用下的运动方程，都可以表示为3个2阶的常微分方程，或6个1阶的常微分方程。因此，一般三体问题的运动方程为18阶方程，必须得到18个积分才能完全解决。然而，现在只得到16个积分，尚不能解决三体问题。

185．《三国遗事》

朝鲜史书，佛籍。记述新罗、百济、高句丽历史和奇闻异事的集成。由高丽时代僧侣一然（俗名金见明）以汉文撰成，采编年体，晚于《三国史记》，二者合称朝鲜古代史书之双璧。全书共5卷，分为王历（即年表，始自前汉迄止五代中朝两国王历对照表）、纪异、兴法、塔像、义解、神咒、感通、避隐、孝善9个部分。除王历外，其余部分共含138个小节。记述自檀君开国至新罗王朝灭亡三千多年的历史，以新罗国和新罗王朝为主干，以佛教传说为重点，侧重反映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历史，包含了大量的史料和奇闻异事。此书除使用朝鲜古籍、金石、口碑资料外，还采用许多中国文献史料。高句丽时代曾有古印本，但已失传，刊刻年代及地点已无法查考。李朝中宗七年（1512年）的庆州府刊本即正德本是现存唯一的善本。近代以后，韩国、朝鲜、日本分别出版了多种版本。中文版《三国遗事》由（韩）权锡焕、（中）陈蒲清译，于2009年2月由岳麓书社出版。

该书名曰“遗事”，而它的编纂体例既不是传统的纪传体，也非传统的编年体。从它的资料运用、编纂体系和叙述方法看，具有明显的野史特征。它虽不是正规通史，却侧重反映了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历史概况和高丽王朝中期的某些内容，剔除其“神怪力乱”部分，从中可以了解到朝鲜半岛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侧面，特别是语言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以及雕刻、建筑、美术等方面的资料很珍贵。尤为难得的是该书还保存了新罗乡歌14首，它对研究朝鲜文学史和古代语言学极具价值。因此，可以说它是一部断代史。该书问世以后，贬斥非议之词颇多，但多数史学者对它在总体上持肯定态度。

186．三皇同盟

1799年，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取得了法国领导权，此后率军横扫欧洲大陆，控制了西班牙、德意志、意大利、荷兰，击败了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引起欧洲大陆一片恐慌。德意志统一后，O.von俾斯麦为了孤立和打击法国，策划德皇与俄、奥两皇结成同盟。1872年9月，奥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及首相安德拉希·居拉伯爵、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及首相A.M．戈尔恰科夫访问柏林，与德皇威廉一世和俾斯麦会晤。三国首相最后议定：维持欧洲现状，协同解决东南欧的纠纷。1873年5月6日，德皇威廉一世和俾斯麦、H.von毛奇访问彼得堡，德国与俄国签订一项军事协约。约定：缔约一方被欧洲任何一国进攻时，另一方应出兵20万相救。同年6月6日，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与戈尔恰科夫访问维也纳，俄、奥两皇签订了《兴勃隆协定》，约定：遇有第三国侵略危及欧洲和平时，两国应立即商讨共同行动方案。同年10月22日，德皇也加入这一协定。协定至1875年有效，史称第一次三皇同盟。

柏林会议（1878年）后，德国与俄国关系恶化，1879年缔结的德奥同盟以俄国为假想敌。但俾斯麦为了防止俄、法联合，使自己两面受敌，而俄国也想联合德国在近东和两海峡与英国抗衡，因而在1881年6月18日，俾斯麦与俄、奥两国大使在柏林又签订了三国协定。这个协定为期三年，1884年续订，1887年废除，史称第二次三国同盟。

该协定规定：缔约国之一与第4国作战时，其他两国应守善意的中立，并尽力使冲突局部化；对土耳其欧洲领土的任何改变，须经3国共同协议；3国承认封闭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原则，是涉及整个欧洲和具有相互约束性质的，3国将共同注意，务使土耳其不得将海峡所构成的它所属这部分土领土，可例外地供给任何交战国作为军事活动之用。另外，3国签订了一项附加的维那两省保留随时合并之权，3国不反对保加利亚和普鲁米利亚的合并。协定和协议书是秘密的，1920年才被披露。1887年协定期满，因俄、奥两国在巴尔干冲突加剧而未再续订。同年，俾斯麦另与俄国订立《再保险条约》。此约维持到1890年。

187．三套集成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合称。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始于1984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同国家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持在全国搜集、整理、编纂、出版。总编委会主任由周扬担任，《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主编为钟敬文，《中国歌谣集成》主编为贾芝，《中国谚语集成》主编为马学良。

三套集成的规模为：每省每套集成各3卷，共100余卷。每卷100万至150万余字；各省卷（或国家卷）从各地市县资料卷中遴选。初步统计，先后有数十万人参与普查工作，共搜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笑话和寓言187万篇，民歌民谣、史诗、叙事诗302万首，谚语748万余条，编印资料3000多种（本），总字数超过4亿。其间，还发现并登记民间歌手、故事家万余人。

三套集成的编纂出版历时20余年，不仅收集保存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在民间故事（含神话、传说等）、歌谣、谚语的分类方面，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分类体系，同时在调查、整理、选编过程中建立了一套严格、科学的工作规范。该集成所辑作品，基本上都是在民间口头创作、口耳相传的艺术素材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规模宏大，题材广泛，内容极为丰富，语言朴实生动。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体现了鲜活的时代风貌，以及多元化的审美情趣。因此，它被誉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

188．三藩之乱

清康熙年间，以吴三桂为首的汉族三个藩王叛乱的事件。顺治初清兵南下，先后攻占广东、福建、四川、贵州和云南。东南、西南既定，清廷分封三位降清明将分别镇守。吴三桂降清后因镇压农民军和消灭南明政权“有功”，被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兼辖贵州；尚可喜被封为平南王，镇守广东；原封为靖南王的耿仲明卒后其子耿继茂袭封，镇守福建。时称“三藩”。后来他们逐渐成为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势力最大，严重威胁着朝廷统治和国家的统一。

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政府下令撤藩，吴三桂叛乱，自号“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次年，称周王；攻陷四川、湖南。康熙十年（1671年）耿继茂卒，其子耿精忠袭封，也随吴反叛，攻入浙江、江西；康熙十二年，尚可喜告老归隐辽东，其子尚之信袭封，也响应吴三桂起兵。同时，广西、陕西等地方督抚都相继反叛。面对危难，康熙多次派兵进剿，曾御驾亲征。历时几年，叛军陆续被清兵击败，耿精忠、尚之信相继降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同年秋病死。叛军无首，众心瓦解。其孙吴世璠在贵阳继承帝位，两年后败走云南。康熙二十年（1681年）吴世璠兵败自杀，余众出降，“三藩”之乱平定。此后，清廷于福州、广州、荆州等地驻防八旗，派绿营兵镇守广西、云南，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彻底消除了藩镇制。

189．河北三镇

唐代末年藩镇割据时，位于黄河以北的魏博（后改称天雄，渤海湾至黄河以北，今河北省南部、山东省北部）、成德（幽州以南和山西接壤的地区，今河北中部）、卢龙（又称范阳或幽州，今北京、河北保定及长城附近一带）三个藩镇的合称。此三镇皆属河北道，故称河北三镇，又称河朔三镇。

安史之乱后期，史朝义部将张忠志、田承嗣、李怀仙等，于宝应元年（762年）、广德元年（763年）相继投降。史朝义见众叛亲离，又屡战屡败，被迫自杀，安史之乱平定。朝廷为笼络河北降将，任命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赐名李宝臣，先统恒、赵、深、定、易五州，后增冀州，治恒州（今河北正定）；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统魏、博、贝、卫、澶、相六州为常，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统幽、蓟、琢、营、妫、平、檀、瀛、莫九州为常，治幽州（今北京市城区西南部）。

三镇节度使各握强兵数万，名义上归顺朝廷，实际上并不服从中央管辖，“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将史”“版图税入，皆私有之”，租赋自主，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朝廷无力过问，只能姑息迁就。袭替也不由朝命，或传之子孙，如田承嗣死，侄田悦承袭，代宗即予以承认；或牙将杀主自代，如李怀仙为其部下朱希彩、朱泚、朱滔等所杀，三朱相继为节度使（《新唐书·藩镇传》）。仅元和七年至十五年（812—820年）一度听命朝廷，长庆（821—824年）初复拒命，迄于唐之亡的百余年间，名为唐代藩镇，实为独立王国。安史之乱前，河朔本为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此时由于长期在武人统治之下，“暴刑暴赋，唯恤军戎”（《通典·职官》杜佑建中时所上《省用议》）, “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杜牧《樊川集·范阳卢秀才墓志》），经济、文化遭受严重破坏，至“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新唐书·史孝章传》）。直至五代后梁、后唐时，才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该地割据问题。

我国当代历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年）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唐代自安史之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 “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190．《三国志平话》

元代讲史话本，元刊《全相平话》五种之一。全书有上、中、下3卷，作者不详。它是元代较为经典的文学作品之一，对明罗贯中创作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有一定影响。

宋代汴梁（今河南开封）瓦舍众艺中有“说三分”的，所讲内容是魏、蜀、吴三国军事和政治斗争。元代史学家王沂《虎牢关》:“君不见三分书里说虎牢，曾使战骨如山高。”这里说的“三分书”是指“说三分”的话本，今存《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其中有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等情节，应属这一类书。元至治（英宗年号，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与《三分事略》，当是一书的不同版本。

《三国志平话》三卷，共69节（《三分事略》省去6节，只剩63节），有图70幅。开卷叙述书生司马仲相阴间断狱的故事，也见于《五代平话》中的《梁史平话》卷上，可见《三国志平话》有所师承。全书基本故事，不完全符合史书记载，但与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大致相同。如张飞见黄巾，史书不载，而与元杂剧《张翼德大破杏林庄》情节相同；又如刘玄德黄鹤楼私遁与朱士凯《刘玄德醉走黄鹤楼》情节较一致；至于貂蝉其人其事更是史书中没有的，也同于元杂剧。《三国志平话》所述事迹多采自民间传说，如庞统变狗，诸葛亮为庄户出身，刘备在太行山落草等，虽非事实，作为通俗文学形式和娱乐表演方式，却为百姓所乐道。该书最后以一首诗作结：“汉君懦弱曹吴霸，昭烈英雄蜀帝都。司马仲达平三国，刘渊兴汉巩皇图”。天下最后还是归刘姓所有，表现了作者鲜明的封建正统思想。

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建安虞氏刊本影印此书，收入《古本小说集成》，华夏出版社出版该书校点本，收入《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

191．方志三学派

清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为纂修方志的繁荣时期。方志种类繁多，范围甚广。当时参加编纂方志的人员，大致可分为三派：辑佚、考据派；官吏、士绅派；史学派。

辑佚、考据派。清代文字狱案所造成的白色恐怖，使不少学者对政治心有余悸，唯恐涉嫌而去专门从事古代方志的辑佚工作。如王漠（1732—1818年）的《汉唐地理遗抄》、马国翰（1794—1857年）的《玉函山房辑佚书》（附外编）、孙诒让（1848—1908年）辑录刘宋时期的《永嘉郡记》和陈运溶（1858—1918年）的《麓山精舍丛书》，都是该派的代表作。张澍（1776—1847年）辑录的《二酉堂丛书》，收录了我国西北地区《凉城异物志》《西河记》和《沙洲记》中的许多资料，并做了考释。此书原稿已流传到法国巴黎图书馆，国内现存的刻本多有缺漏（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被称为考据大家的戴震（1723—1777年）编撰的《汾州府志》，以考据精审见长。这些辑佚本、考据本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于方志编纂学的创立作用甚微。

官吏、士绅派。以地方官吏、士绅地主为主体组成的集团。由他们主持编纂的方志，数量最大。他们吸收当地秀才、举人、进士等参与方志采编工作，成员结构比较复杂。其出身、文化水平、思想意识等都有一定差异，加之无一定“章法”可依，所编纂的方志良莠不齐。当然，其中也有相当数量地方志内容比较真实，反映社会生活面较宽，仍有一定实用价值。从县志到统一志，内容方面没有实质性差别。但统一志是在皇族地主的直接监督下编撰的，因此观点比较片面，选材更趋形式化。现存较好的地方志，为史籍编写与方志编纂学创立，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料。

史学派。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著名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他亲自编纂过《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和《湖北通志》，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认真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方志编纂学这一门新的学科。他在《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及“为毕制府拟进湖北三书序”等文章中，集中地表达了选编方志的见解。并确立了方志学的基本概念，明确提出方志编纂的体例和内容，倡议州县设立志科并成立编纂方志的专门机构。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中，充分肯定了章学诚在创立方志编纂学方面的历史地位：“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1924年《东方杂志》第18期第21卷）。

192．江南三奇石

在江南平原上，奇石多多。素享盛名的有3块，一名冠云峰、一名云骨、一名玉玲珑。

冠云峰，立于苏州市留园鸳鸯厅北院。鸳鸯厅的屏风上刻有清末著名学者俞樾所书的《冠云峰赞》。石高6.5米，清秀挺拔，兼具“皱、透、漏、瘦”的特点。皱者，指外表具不规则皱纹状的自然美；透者，玲珑剔透之意；漏者，漏空；瘦者，整块石峰形似瘦弱袅娜，像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女，故有江南园林峰石之冠的美誉。相传冠云峰是宋代“花石纲”遗物，运输途中不慎跌入太湖，至明代嘉靖年间建造东园（留园的前身）才得到这块奇石。

“云骨”，在浙江绍兴市柯桥镇。此石兀立平地之上，直指云天，高10余丈，上宽下窄，犹如一座颠倒过来的宝塔。岩石正面有清光绪初年镌刻的隶书“云骨”二字，顶端古柏苍翠，老枝横斜，愈发增添了巨石的古韵。“云骨”底部如一小圆柱，顶部则如一个巨大的猿人头盖骨，它们的直径比约为1∶6。这种“倒宝塔”给人巍然独立之感，又因巨石线条刚柔互济，并不使人觉得摇摇欲坠。围绕“云骨”组成的“柯岩石景”，有石佛一尊，利用一块高十余丈的岩石雕凿而成。石佛高约4丈，端坐于石壁之中，法相慈祥，雕工精美。

玉玲珑，立于上海市豫园玉华堂前。相传石上原镌有“玉华”二字，意为石中精华。玉玲珑高约4米，俏丽精致，远瞧形似美女，近观石呈青黛，上下有72孔穴密布，玲珑剔透。若在石的下端孔洞里置一点燃的香炉，石上各小孔便会冒出缕缕青烟，萦绕四周。如果从石头顶部倒下一盆水，石身的各小孔便会涌出涓涓细流。玉玲珑相传为北宋“花石纲”的流散之物，当时未能运至皇宫即丢失。到明代，它被权臣严嵩的亲信赵文华所得，赵将它奉送予严嵩。后又被礼部尚书朱恩得到，因朱是上海人，故将它运回浦东。朱恩死后，因其无子，他的女婿便将玉玲珑运往自家花园，即现在的豫园。

193．开府仪同三司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高级官位，隋唐至元为文散官的最高官阶，从一品。“开府”意为设置府第形制，辟官选僚。“仪同三司”意为非三公之位而得享受三公待遇。三公（司徒、司寇、司空）官名都有“司”字，故称三司。东汉永初元年（107年），车骑将军邓骘加“仪同三司”，官名“仪同三司”始于此。曹魏景初三年（239年），黄权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西晋惠帝时，裴楷以侍中“加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自西晋开始定制：诸大将军及光禄三大夫开府者“位从公”，秩一品。三司不必实职，诸大将军位从公者为“武官公”，同于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光禄三大夫位从公者为“文官公”，同于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开府置官属者称开府仪同三司。南北朝时，渐成官号，不必有开府置官属之实。北齐时有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分为两个官号。隋朝用为散官之名，有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官品自从三品至正五品。唐、宋文散官以开府仪同三司为第一阶、从一品。金、元以开府仪同三司为第一阶，仪同三司为第二阶。金时武散官之第一、二阶与文官同。金均从一品，元正一品。明、清废。清虽称出任外省督抚者为“开府”，但与魏晋南北朝“开府”辟召僚佐已非同义。

194．《三朝要典》

书名，24卷。初名《从信鸿编》，又称《三大政纪》。明内阁大学士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等编撰。天启六年（1626年）四月初十，给事中霍维华上疏数千言，抨击刘一燝、孙慎行、王之宷、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人，企图全盘推翻发生在万历、泰昌、天启年间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结论，意在平反。当时朝廷中对“三案”尤其对“移宫案”争论颇多。霍维华此举正中时任司礼秉笔太监、专断国政的魏忠贤下怀，他看后称赞说：“这本条议一字不差！”时人论说：“此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由于阉党弄权作恶，受到东林党人的坚决抵制。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魏大忠、黄素等冒死上奏，弹劾魏忠贤。魏忠贤遂图报复，加速陷害东林党人，于天启五年兴大狱，授意作者将“三案”相关谕示奏疏档册，加上按语，编成《三朝要典》。借以颠倒是非、诬陷东林党人杨涟等，遂将其一网打尽。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朱由检（崇祯皇帝）继位。他非常痛恨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以短短三个月时间扫清了阉党政治集团（魏忠贤畏罪自杀），并以《钦定逆案》将其罪行公布于天下，下诏毁《三朝要典》，三案所涉受冤人士也悉数平反。《三朝要典》作为一份典型的颠倒黑白的反面教材，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5．宝石三姐妹

蓝宝石、绿宝石和红宝石，是宝石中的佼佼者，被人们妮称为宝石三姐妹。

其中蓝宝石和红宝石，是一种叫刚玉的矿物质的变种，化学成分为三氧化二铝，光泽美丽悦目，硬度达9级。绿宝石属于绿柱石一类矿物，是氧化铍、氧化铝、氧化硅的结合体。蓝宝石呈蓝色，是由于其含有钛离子的缘故。晶莹碧透的绿宝石和鲜红艳丽的红宝石，都是因含铬离子而呈现出来的色泽。

蓝宝石的质量除了透明度以外，颜色最为关键。颜色过深过浅都不是佳品，只有那些呈现出万里晴空般蔚蓝色的才是珍品。质地优良、完美无瑕的蓝宝石经过加工切割后，会在弧面上露出6条星状的放射闪光体，在阳光或灯光照射下，闪烁出耀眼的光芒。自古以来，蓝宝石为历代帝王嫔妃、贵妇人所喜爱的装饰品。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过“宝石热”，蓝宝石更是身价百倍。一颗重42克拉的蓝宝石，价值可达21万美元，一只镶有14克拉蓝宝石的戒指，也要卖10多万美元。

蓝宝石主要产地在澳大利亚，那里有300多座蓝宝石矿山，约占全世界产量的80%。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美国等也有出产。斯里兰卡有一块世界上最大的蓝宝石，重19公斤。我国广东、福建、安徽等地也有蓝宝石矿藏。

绿宝石主要产地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附近有好几处绿宝石矿，最著名的是穆索绿宝石矿。这里出产的绿宝石，色彩美丽，晶莹剔透，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誉。一颗纯绿又无瑕疵的绿宝石价格，要比钻石高出10多倍。印第安人把这种宝石的翠绿色看作是永生不朽的象征，当地许多神话和传说中都有绿宝石的故事。现在，由于绿宝石蕴藏量日趋减少，产量下降，其价格越来越昂贵。

红宝石常见的有粉红、玫瑰红、紫红、血红、暗红等。红宝石含铬量越高，色泽越深。其中，以血红色为最佳，俗称“鸽血红”。艳红如鲜血，在白炽光下，光彩灿烂夺目，如晨曦，又似晚霞。大颗粒者更是稀世珍品，甚至无价之宝。通常，优质红宝石1.2克拉即为珍品。每克拉价值3万多美元，比钻石还昂贵。有一种名叫石榴籽的红宝石，淡红晶莹仿佛天然的石榴籽，也很名贵。红宝石是东方文明的珍宝，著名产地有缅甸、泰国、斯里兰卡。英国皇冠上重167克拉的红宝石，伊朗皇冠上84颗红宝石扣子，都是缅甸的产品。华盛顿史密斯学会保存着一颗星彩红宝石，重138.7克拉，弧面顶端有6道放射状星光。产生星彩的原因是晶体中有平行分布的管状气孔或针状矿物包裹体，对光集中反射造成的。红宝石一般用来做戒指、项链等高级首饰镶嵌品。有些国家将浓红色的红宝石称为“男性红宝石”，淡红色的称作“女性红宝石”。戴红宝石戒指象征“火红的爱情”“幸福的爱人”。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为宝石领域开拓了新的用途。红宝石可用于钟表和精密仪表的轴承。手表中的红宝石被习惯地称作“钻”，如今已改用人造红宝石了。天然红、蓝宝石的碎粉，可以用作磨料，小部分颗粒较大的可做电唱机和录音装置的针头。20世纪60年代初，科学家利用红宝石晶体，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激光仪，用它测量月亮和地球之间的距离（384000千米），误差仅几厘米。

196．世界三大历法

历法，是以年、月、日为时间单位计算时间，协调历年、历月、历日和回归年、朔望月及太阳日的法则。历法还包含其他时间元素（单位），主要有节气、世纪和年代。古今中外有多少种历法？没有人做过完整的统计。总之，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法，每个时代都有相应的历法。一般来说，时代愈近，科学愈发达，测试手段愈先进，历法就愈符合实际。我国从古到今，使用过的历法概算有一百多种。不管世界上有多少种历法，都可以将它们归纳为三大类：即阳历、阴历和阴阳历。这是因为计算时间，要么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基础，要么以月亮绕地球公转的周期为基础，要么把这两种周期加以调和。

阳历，亦称太阳历、西历。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公历（又称格里高利历或格里历），是太阳历的一种。阳历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计算基础的，要求历法年与回归年（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基本相符。原始的阳历是由古埃及创立的，最初以一年为365日。为了协调历法年与回归年的长度，公元前46年罗马统治者儒略·恺撒对它进行了修改，制定儒略历。该历分一年为12个月，平年365日；年份能被4整除的为闰年、366日。这样，历法年平均长度为365.25日，同回归年长度365日5小时48分46秒余（365.24199）相差0.7078日，400年约差3日。从儒略历实施到16世纪末，累差约为10日。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召集学者，研究改革历法。将1582年10月4日的下一天定为10月15日，消除了这个差数，同时修改了置闰法则。其要点是规定一阳历年为365日，机械地分为12个月，每月30日或31日（近代公历还有29或28日为一月的，如每年2月），这种“月”与月亮运转周期毫不相干。但回归年的长度并不是365个整日，而是365.242199日。为补足差数，该历规定每4年中有一年需另加1日，为366日，叫闰年，实际上是闰1日。即使这样，同实际还是有差距。因为0.24199日不等于1/4日，每4年闰1日又比回归年多出约0.0078日。如果以100年计，就会比回归年多出约19小时；以400年计，将多出约76小时，相当于三个整日多一点。所以该历法又补充规定，每400年从100个闰日中减去3个。这样，400个阳历年闰97日，共得146097日，只比400个回归年总长度146096.8796日多出2小时53分22.5秒，这就基本上符合了。如果从现在算起，至未来五千年前，误差也不会超过两天。

阴历，又称太阴历、回历、回回历、西吉来历。伊斯兰历是阴历的一种。传说为伊斯兰教至圣穆罕默德所创，因此规定公元622年7月16日，即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往麦地的次日，作为伊斯兰历元年元旦。阴历是以月亮绕地球公转的周期为计算基础的，要求历法月同朔望月（月亮绕地球公转一周）基本相符。朔望月的长度为29日12小时44分2.8秒，即29.530587日。太阴圆缺12周为一年，历时354日8小时48分33.6秒。两个朔望月大约相当于地球自转59周，所以阴历规定一个大月为30日，小月为29日，12个月为一年，共354日。由于两个朔望月比一大一小两个阴历月约长0.061日（大约88分钟），一年要多出8个多小时，三年就多出26小时，即一昼夜多一点。为了弥补这个差距，该历规定每三年中需有一年安排7个大月，5个小月。这样，阴历每三年有19个大月和17个小月，共1063日，同36个朔望月的1063.1008日，只相差约2小时25分9.1秒。阴历年同地球绕太阳公转毫无关系。由于它一年只有354日或355日，比回归年少11日或10日多，所以阴历的新年，有时气候差异较大。现在一些阿拉伯国家使用的回历，就是这种纯阴历。西吉来历规定每年12个月中，6个单数月（即1、3、5、7、9、11月）为“大建”，每月30日；6个双数月（即2、4、6、8、10、12月）为“小建”，每月29日；逢闰之年，将12月改大月为30日。该历以30年为一周期，每个周期里的第2、5、7、10、13、16、18、21、24、26、29年，共11年为闰年，不设置闰月，而在12月末置一闰日，闰年为355日。另19年为平年，每年为354日。故平均每年为354日8小时48分。按该历全年实际天数计算，比回归年约少10日21小时1分。积2.7个回归年相差一月，积32.6个回归年相差一年。该历对昼夜的计算，以日落为一天之始，至次日日落为一日。通常称“夜行前”，即黑夜在前，白昼在后，构成一天。西吉来历以每年9月（菜麦丹）为伊斯兰教斋戒之月，对这个月的起讫除计算外，还要由观察新月是否出现来决定。即在8月29日这天进行观察，如见新月，第二日即为9月1日，黎明前开始斋戒，8月仍为为“小建”；如不见新月，则第三日为9月1日，8月即变为“大建”。到了9月29日傍晚，也需要观月，如见新月，第二天就是10月1日，即为开斋节日，将9月变为“小建”；如未见新月，斋戒必须再延后一天，9月即为“大建”。12月（祖勒·希哲）上旬为朝觐期，12月10日为宰牲节日。该历的星期，采用七曜（日、月、火、水、木、金、土）纪日的周日法。每逢金曜为“主麻日”，穆斯林在这天举行“聚礼”。伊斯兰教自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传入中国，对元明清三代的历法有一定影响，至今我国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进行斋戒、朝觐、过节等宗教活动，仍使用回历。由于回历误差较大，实用价值不大，现仅作为历史记录和祭祀之用，回民已普遍采用太阳历。

阴阳历，又称阴阳合历。是调和太阳、地球、月亮运转周期的一种历法。它既要求历法月同朔望月基本相符，又要求历法年同回归年基本相符，是一种综合阴、阳历优点，调和阴、阳历矛盾的历法。我国的农历（又名夏历、汉历、旧历，民间也有称阴历的），就是一种典型的传统阴阳历。纵观我国古代历法，大致包括推算朔望、二十四节气、设置闰月、日月食和行星位置等，内容十分丰富，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从形式上讲，大致可分为4个时期：汉武帝元年以前为古历法时期；汉太初元年至清初为改历时期（期间制定历法者70余家，均有成文载于二十四史的《历志》或《律历志》中，诸家历法多有改革之举，但其原则没有大的改变）；清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上呈《新法历书》到辛亥革命为中西合历时期；辛亥革命后到1912年孙中山宣布采用格里高利历进入公历时期（当时仍用“中华民国”纪年）。新中国成立后，在采用公历的同时，考虑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兼用中国传统的农历。农历以严格的朔望周期来定月，又用设置闰月的办法，使历年的平均长度与回归年相近，具有阴历月和阳历年的性质。朔望月的平均长度约为29.5306日。如果以12个月构成农历年，长度为29.5306×12=354.3672日，那么要比回归年少10.88日，将近11日，每月少0.91日，将近1日；如果以13个朔望月构成农历年，长度为29.5306×13=383.8978日，这样比回归年又多出18日。因此，单以上述某种计算方法来确定历法，都会出现天时与历法不合、时序错乱颠倒的现象，从而影响农事活动安排。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的祖先在天文观测的基础上，找到了置“闰月”的办法，从而保证农历年的正月到3月为春季，4月到6月为夏季，7月到9月为秋季，10月到12月为冬季，也保证了岁首在冬末或春初。以日月合朔（太阳与月亮的黄经相等）的日期作为月首，即初一。对大月、小月和闰月，不作机械地安排，而是通过由太阳和月亮的位置精确推算来决定，每年的安排都不相同。一般而言，大月为30日，小月为29日，闰月可能是大月，也可能是小月；平年12个月为354～355日，闰年13个月为383～384日。通过设置闰月（周期约为19个回归年7闰），使平均历年与回归年基本接近。闰月的安排由24个节气来决定。农历月份按12个“中气”而定名。其缺点是平年与闰年的天数相差太大。除中国外，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及中东以色列的传统历法，也采用阴阳历。

此外，顺便说一下佛历。现部分信仰佛教的国家采用佛历纪元，应视为是对阳历的一种具体运用。它以释迦牟尼去世的当年为计算标准。公元1950年，首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简称世佛会，W·F·B）在锡兰举行，会议讨论了关于佛陀降生、出道、成道及涅槃年代史实。认为佛陀诞生于公元前623年，成道于前588年，去世于前543年。因南传与北传佛教的记载有差异，故一时难以统一。1954年，该年会在缅甸举行，作出决议：佛教国家以佛历纪元，并以释迦牟尼涅槃日推算，公元1954年为佛历2497年。佛历的计算方法：将佛降生的前623年减去佛寿80岁，即得佛涅槃年数543，再加公元1972年，得年数2515。但从1972年佛诞起，应增加一年，故1972年佛诞后的佛历是2516年，以此类推。1978年11月8日《人民日报》载文称：“佛历以释迦牟尼死后一年为纪元元年，比世界通用的公历早五百四十三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信奉佛教，因此被人们称作‘黄袍佛国’的泰国一般使用的历法就用佛历。”

197．同中书门下三品

官名，唐代宰相品级。唐初定制，以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从唐太宗起，不轻以授人，以其他官员参与政务的，给予“参与朝政”“参知政事”等名义（中书令、侍中为三品官）。贞观十七年（643年），诏以萧瑀为太子太保、李靖为詹事，二人并同中书门下三品，意谓与侍中、中书令同。高宗以后，除原官为三公、三师、中书令外，非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为宰相。武则天时改称“同凤阁鸾台三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永淳元年（682年）起，原官四品以下而知政事者，用加“平章事”衔的名义。有其他官员任宰相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就是在政事堂内按三品的身份任职，与中书令、待中处于同等地位。肃宗乾元（758年）后，通用“中书门下平章事”为衔，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名遂废。

198．狡兔三窟

成语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四》，冯谖对孟尝君说：“狡兔三窟，仅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意思是机灵的兔子都知道只有刨三个藏身之洞才能免遭死亡的危险，你现在只有一处安身之所，不能高枕无忧啊！以后他为孟尝君出谋划策，办了3件大事，帮助其巩固了在齐国的地位。《史记·孟尝君列传》中也记述了这个故事。

孟尝君名叫田文，是春秋战国时齐国老将并被封为薛公的田婴之子。田婴死后，田文袭封，仍居薛地，号孟尝君。时称“四公子”（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之一的田文，礼贤下士，广收“门客”，远近闻名。一次，一个名叫冯谖的人去投奔他。见冯谖一身破衣裳，腰上系一把没有鞘的剑，自述什么本事也没有，孟知其为穷苦人，吩咐门人将其收留。门人将冯谖安排在条件稍差的房间吃住，没两天，他边弹剑边唱：“剑啊，咱们回去吧，这里吃饭没有鱼虾！”孟尝君得知后，让门人将他调换到较好的地方食宿。过了几天，冯谖又弹剑唱道：“剑啊，咱们回去吧，这里没有车马！”门人禀报，孟尝君吩咐给他配备了车马。又过了几天，冯谖再次弹剑唱起来：“剑啊，咱们回去吧，这里没钱养活不了家！”孟尝君感到冯谖得寸进尺、太不知足，萌生逐客之念。但为了笼络更多的人，他还是抑制住心中不快，派人定期给冯谖的老母亲送钱。从此，冯谖不再发牢骚弹唱了。

过了一年多，孟尝君当了齐国宰相。此时，门客已达3千，经济负担日重。他想起过去在薛城放有一笔高利贷久未收取利息，打算派人去办，以缓解眼前急用。但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没人愿去。有人推荐冯谖，他爽快答应。临行，他问主人要买点啥东西带回，孟说：“咱家缺啥就买啥，你看着办吧。”冯到薛城后，先找较为富裕的人家收取利息，有了置办酒席的钱，便把所有债户请去边吃边谈。凡手头有钱的现场交清，一时交不了的约限了日期。对那些十贫困、完全没有付息能力的人，将他们的债券收齐，当众付之一炬。并给大家敬酒说：“这是孟相国的恩典，大家可别忘了啊！”大伙欢呼起来，都称赞孟尝君仁德宽厚。回去后，他把向贫苦人“购买仁义”的事说了，孟尝君大为恼火。冯谖对他说：“如果不拿出点收到的利息钱置办酒席，欠债的人就不会都来，也就无法知道哪些人有钱不还，哪些人确实没钱还不了。富裕的，可约期归还。贫穷的，就是十年后也还不起债，逼急了，他们携家带口逃亡，最终什么也得不到，反倒落个不好的名声。烧掉那些虚债之券，薛地的百姓都赞扬您亲民助贫，您还有什么好疑虑的呢？”孟尝君慢慢平静下来，觉得有一定道理。

后来，孟尝君因受诬陷被国君罢黜相位，只得退居薛地生活。当地百姓听说后，扶老携幼地打老远去看他，感谢他过去的恩典。孟尝君高兴之余，深感冯谖为他“购买仁义”的价值所在。冯谖说：“现在还不能高枕无忧，请让我再为您挖两个洞吧。”冯谖去秦国游说，宣传孟尝君贤能，秦王正求之不得，马上空出相位，准备派人以重金聘请孟尝君。说服了秦王后，冯谖即回见齐湣王，假托听人说秦王要以重金聘请孟尝君为相，齐湣王知道孟尝君去秦国对齐国未来将意味着什么，十分焦急，决定马上恢复孟尝君相位。当秦国使臣迎请孟尝君的车队进入齐国边境，即被齐人阻止。齐湣即遣太傅携重金及佩剑等迎请孟尝君回京，并御笔致歉，以表情真意切。孟尝君依照冯谖的建议，待皇上下旨为他在薛地修好宗庙后，才赴京就任。此后，冯谖又说服孟尝君不计前嫌，胸怀大器，把在他被罢相期间散去的门客逐一请回。这时冯谖才笑着对孟尝君说：“现在第三个洞已营造好了。”他们团结在孟尝君周围，继续为他进谏献策，使他得以稳居相位。

199．第三等级

通常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有纳税义务的人所构成的等级。与不纳税、享有封建特权的第一等级（僧侣、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相对立，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和资产阶级等，占法国人口总数的95%以上。均属被统治阶级，负担着国家各种赋税和封建义务，没有任何权利。

早在11世纪，法国一些思想家就提出封建社会等级制理论。他们将社会分为3个等级：第1等级是僧侣，职责是为拯救人类而祈祷；第2等级是贵族，职责是用刀剑保护其他社会成员；第3等级是普通民众，职责是劳动，从事物质生产并养活前两个等级的人。只有第1、第2等级的人可以参加政治活动。

随着第三等级中市民阶层经济力量的发展壮大，国王和国家越来越依赖于市民阶层。1302年，为解决征收新税问题，腓力四世召开第一次3级会议。第三等级出席会议的代表多数是富有者，即城市工商业者的上层分子、后来的资产阶级。从此，3级会议逐渐制度化。

18世纪末，第三等级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和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等。资产阶级在第三等级中经济上最富有，政治上最成熟，已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前夕领导第三等级进行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军。法国大革命之后，旧制度被废除，“第三等级”一词的含义也发生了改变。1789年8月11日，制宪议会投票决定“彻底废除封建制度”。从此，第三等级在法律上不复存在。但是作为一个名词，它成了“人民”“群众”甚至“劳苦大众”的同义词，一直沿用下来。

200．盛京三陵

清代早期皇家陵寝，即永陵、福陵、昭陵的合称。盛京，即今沈阳，满语称“谋克敦”，汉译为“兴盛之城”。盛京三陵又称关外三陵、东北三陵，是开创清朝皇室基业的祖先陵墓。2004年7月，此三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扩展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永陵。清太祖努尔哈赤先祖的陵墓。位于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西北的启运山南麓，在盛京三陵中规模最小，占地仅0.11万平方千米，但位列三陵之首。陵内葬有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曾祖福满、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伯父礼敦、叔父塔察篇古及他们的福晋。陵宫由下马碑、前宫院、方城、宝城、省牲所、冰窖、果楼等组成。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原名兴京陵，顺治十六年（1659年）改称永陵。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永陵文物保管所负责陵园的管理。

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和皇后叶赫那拉·孟古的陵墓，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东郊，又称东陵。始建于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清顺治八年（1651年）基本建成。经康熙、乾隆两帝增建，规模宏大，豪华别致。陵园平面为长方形，四周有砖缭墙从正红门到碑楼，铺设108级石阶。建筑物随坡势而立，蜿蜒起伏，错落有致。方城雄踞山上，四方设角楼，正中为隆恩殿，四周有回廊，东西有配殿，北面有明楼。方城后有月牙宝城，宝城宝顶下为地宫。陵墓面临浑河，背倚天柱山，水绕山环，草深林密，环境清幽。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沈阳著名旅游景区。

昭陵。清太宗皇太极和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墓，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城北，又称北陵。始建于清崇德八年（1643年），竣工于顺治八年（1651年）。经康熙、嘉庆两帝增建，是清关外三陵中结构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座，陵区占地面积约450万平方米，现存古建筑38座（组）。陵园由南至北依次为神桥、牌楼、正红门、碑亭、隆恩门、明楼。方城中心的隆恩殿，以精雕的花岗岩石阶为底座，琉璃瓦盖顶，前有隆恩门，后有明楼，左右有配殿，四隅有角楼，如众星拱月，分外壮观。北端为月牙形宝城，其下为地宫墓室。登上宝顶远望，绿树环围，清新幽雅，宛若置身于城市山林中。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辟为北陵公园，由北陵园林管理所负责保护。

201．三打祝家庄

明代施耐庵在《水浒传》第四十七回、第四十八回、第五十回中描写宋江等领兵三次攻打祝家庄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耐人寻味。

第一次仓促发兵，无功而返。杨雄、石秀和时迁在同奔梁山水泊途中，一晚投宿祝家店，因偷杀该店一只报晓鸡吃，与店小二闹翻。石秀一气之下，放火烧了小店。他们哪知这里原是祝家的地盘，霎时间，一二百个大汉追来。三人见势不妙，边打边逃，时迁不幸被挠钩搭住，束手就擒，押往祝家庄。宋江等为救出时迁，派石秀、杨林乔装进入祝家庄侦察地形。不想杨林意外被俘，石秀在摸清进出路径及相关情况后伺机而返。宋江见杨、石未如期归营，情急之下，率李逵、杨雄分两路杀向祝家庄。因对地形道路不熟，误入敌伏击圈，号炮四起，杀声震天，宋江目瞪口呆。幸好石秀赶到，在前引路，且战且退，逃过了全军覆没的劫难，而头领之一的黄信在战乱中被俘。

第二次贸然行事，损失惨重。首攻祝家庄失利，宋江等复仇心切，加之两个兄弟正身陷囹圄，十分焦急。在基本弄清祝家庄前寨与后寨的虚实强弱后，宋江决定亲为先锋，再攻祝家庄。当他看到庄上飘扬的旗帜上写着“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的大字时，怒火中烧，立即下令攻寨。始料未及的是，在扈家庄女将一丈青的增援下，祝家“三杰”及教头栾廷玉轮番出战，利用地形地物及工事等有利条件，将宋江及众头领们打得狼狈不堪。宋江险些被一丈青活捉，欧鹏侥幸躲过栾廷玉的飞锤而未丢性命，黄矮虎、秦明、邓飞等先后被活捉。后在林冲、李逵、花荣等奋力突围下，宋江才得以收兵回营。

第三次里应外合，大获全胜。宋江采纳前来援助的军师吴用献出的“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计谋，派遣曾与栾廷玉习武时同师之友、前来投奔梁山的登州兵马提辖孙立，以其前往郓州赴任为名，带一干人等，借道祝家庄拜访故交，暗地与关押在祝家庄的梁山泊七名头领沟通，作好接应准备。当宋江等再度发兵从四个方向夹攻祝家庄前后门时，孙立及放出的梁山泊头领里应外合，从里往外杀出，满门斩抄，洗荡一空，大破祝家庄。

抗日战争末期，李纶、魏晨旭等以此为题材编成京剧作品，由延安平剧院首演。当时抗日战争即将转入全面反攻阶段，解放区军民面临夺取敌占城市的重要任务，作品配合革命形势，具有很好的现实教育意义。在延安干部中曾连续演出两个月，引起轰动。毛泽东在写给作者的信中说：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评剧的发展道路。1951年由罗志雄执导，香港大观声片有限公司摄制，远洋影视公司出品电影片《三打祝家庄》。1959年，《三打祝家庄》京剧本经作者修订，情节更为严谨集中。

202．岭南三大家

又称“岭南三君”。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番禺人）、陈恭尹（顺德人）、梁佩兰（南海人）的合称。三人居住地邻近，时相过从，往来较多。都是由明入清的遗民，创作上互相推崇，在当时岭南地区享有盛名。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同为岭南人的王隼选编三家之诗，名《岭南三大家诗选》，隐然有抗衡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之意，自此始有“岭南三家”之称。

不过，屈、陈、梁三人的生活道路与思想情趣有较大区别。屈大均（1630—1696年）曾削发为僧，还俗后改现名，他与陈恭尹（1631—1700年）持久参加反清斗争，终生不仕清廷；梁佩兰（1629—1705年）则热衷功名，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得授翰林之职。在诗歌的内容和思想倾向方面，屈、陈有较强的民族意识，怀有一腔郁愤不平之气；而梁则多为酬赠与吟咏景物之作，较为平淡。在艺术风格上，三家也各不相同，唯在反映岭南山川风貌、人情世态方面，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有共同之处。王煐《岭南三大家诗选序》说：梁佩兰之诗“温厚和平，置之清庙明堂，自是瑚琏圭璧”；屈大均诗“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藏蛟龙神怪，非若平湖浅水，止有鱼虾蟹鳖”；陈恭尹“诗如哲匠当前，众材就正，运斤成风，既无枉挠，也无废弃，梁栋榱题，各适其用，准程规矩，不得不推为工师”。此论比较符合三家诗的不同特点。

“岭南三大家”在清初文坛上有很高的地位。当时他们不但各自享有较高的声望，而且受传统文化影响，他们的行藏出处、交朋结友风格也很具典型性。

203．三掌教制

我国伊斯兰教清真寺教职组织形式，西北地区称为“三道制”。原系承袭境外清真寺管理制度，掌教名目因时因地而不同。一般采用由伊玛目、赫蒂布、穆安津三种宗教人员构成的清真寺组织制度。其职掌分别是：伊玛目率领教民礼拜，主持公共性的宗教仪式与活动，管理寺庙资产和公共墓地；赫蒂布主管讲经宣教，司掌劝谏；穆安津为宣礼员，礼拜时辰一到，负责召唤教众行礼施拜。

元明时期，泉州清净寺在益绵（住持）、哈梯十（协教）、谟阿津（赞礼）之上，设摄思廉（主持）。青海地区于此之上设总掌教，称哈最。清废教长专名，依玛目实际上被尊为教长。在甘肃狄道、河州地区，称依玛目为老师傅，称赫蒂布为二师傅，称穆安津为三师傅，形成三道掌管教务的管理制度。历史上这三种教职为世袭，随着社会的演变和经堂教育的兴起，开学阿訇逐渐成为清真寺的教长，由教坊穆斯林聘任。近代以来，“三掌教制”除少数教坊在形式上保留外，许多地方已不复存在。

204．道教三官

亦称三元，道教尊奉的三位天神。即天官、地官、水官。传说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中元节必须祭祀地官，以求“赦罪”。东汉时，张陵创立五斗米道，就以祭祀天、地、水三官，上三官手书作为道教徒请祷治病的方法，“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见《后汉书·刘焉传》）

道教又以三官与三元相配，以三元为三官生日。说上元天官正月十五日生，中元地官七月十五日生，下元水官十月十五日生。南北朝时，天、地、水三官神和上、中、下三元神合二为一。三官大帝，是指道教所尊掌管天堂、地府、海洋三界之神。旧时各地建有祭祀三官神的三官庙、三官殿或三官堂。《道藏》中有《元始天尊说三官宝号经》等。

205．雁荡三绝

雁荡山位于浙江省温州乐清市境内，总面积186平方千米。山上有一仰天湖泊，为大雁栖息之地，因湖中芦苇成片，随风飘荡，故名雁荡山。此山因有灵峰、灵岩、大龙湫美景，被称为“雁荡三绝”。

灵峰，是雁荡山的东大门。危峰重叠，山外有山，谷中有谷，无峰不奇，无石不怪。若从右侧看，雄伟的灵峰分左右两峰，形如合掌，也称合掌峰。夜色朦胧时，它又像亲密相偎的情侣，又称夫妻峰。两峰之间有一洞窟，高约百米，是雁荡第一大洞，洞内倚岩建有殿堂楼阁十层，顶层塑有观音佛像，称观音洞。灵峰附近有三折瀑，一流飞泄，流经悬崖三处，倾泻为上、中、下三个飞瀑，景色绮丽，尤以中折瀑最为壮观，号称“雁荡第一胜景”。

从中折瀑往西行几里地，就是灵岩。灵岩寺是灵岩景区的中心点，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寺的正前方高耸着两座赤褐色大山，左名天柱峰，右名展旗峰，顶天立地，形似一道巍峨巨门，俗称南天门。元朝诗人陈刚云：“峨峨千仞余，直上柱霄堮，苍苍海东隅，势欲压磅礴。”寺的左边有仙境般的观音洞，寺的后面有小龙湫飞瀑，周围诸峰，皆鬼斧神工，秀丽挺拔。

从灵岩再往西行约五千米，即大龙湫。它以瀑布著称，号称全国“第一高”。暴雨之后，犹如受惊的银龙，从197米高的峭壁上飞扑而下，“轰然下捣潭中”（徐霞客语）。下冲时，其势猛烈，山风呼啸，飞沫扬空，震天撼地，无不令人惊叹，流连忘返。清代诗人袁枚（1716—1797年）曾这样描述：“五丈以上尚是水，十丈以下全为烟。况复百丈至千丈，水云烟雾难分焉。”为观赏美景，此地建有“观不足亭”“忘了归亭”等。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年）于1937年游此地留诗：“天台之瀑一大胜，雁荡之瀑长者优；天下之瀑十有九，最好唯有大龙湫。”清代诗人江弢叔（1818—1866年）身临其境，击掌而叹：“欲写龙湫难下笔，不游雁荡是虚生！”

206．三叉神经痛

又名法沙吉尔氏神经痛、痛性抽搐、面风痛。面部三叉神经感觉支出现的疼痛现象。多发病于中年以上人群，70岁以后逐渐减少。患者女性多于男性，约3∶2。多为一侧性，双侧疼痛者在5%以下。以三叉神经第二支（上颌支）受侵犯者最常见。双侧三叉神经痛多为两侧交替疼痛，两侧同时发作属罕见。

三叉神经痛可分为原发性（症状）三叉神经痛与继发性三叉神经痛两大类。前者是指具有临床症状，但运用各种检查未发现与发病有关的器质性病变；后者除有临床症状，同时临床及影像学检查可发现器质性疾病，如肿瘤、炎症、血管畸形等。现知邻近血管压迫三叉神经根为主要病因，约占80%以上，包括小动脉、小静脉或小动脉瘤压迫。此外，局部硬脑膜增生可以刺激三叉神经的半月神经节，动脉硬化使三叉神经供血减少，局部蛛网膜粘连可刺激三叉神经，三叉神经出颅的骨孔变窄也可压迫神经，这些均为可能的病因。来自鼻窦、牙龈的感染也可能使三叉神经产生反应而致痛。

临床表现，发作性短暂而剧烈疼痛。沿该分布区放射，呈烧灼性，针刺或撕裂样疼痛，每次持续仅数秒或1～2分钟，可频繁发作。面部肌肉因疼痛而呈痉挛状，因此该病曾被称为痛性抽搐。同时有自主神经刺激症状：局部皮肤潮红，流泪，鼻涕及唾液分泌增加。

第一支（眼神经）受侵部位在眼周围、眼球深部及前额。压痛点在眶上切迹。第二支（上颌神经）疼痛的范围，包括上颌、颊部、上唇、上牙列和硬腭。压痛点在眶下孔。第三支的范围包括下颌、下牙列、下唇、舌及口腔黏膜。压痛点在颏孔。三叉神经痛于数周或数月后缓解，持续数月或数年。随年龄增大缓解期有变短的倾向。

三叉神经痛约半数患者有异常敏感点，称“扳机点”。多位于面部某一小范围内，如鼻翼旁、上唇、牙龈、眉弓等，说话、洗脸、吃饭、漱口、刷牙或轻触扳机点可诱发疼痛。这使病人难以进食，不能洗脸，拒绝刷牙，以致蓬头垢面，精神委顿，面容消瘦。疼痛虽严重，但神经系统检查无异常。应与偏头痛、舌咽神经痛、牙齿或鼻窦病变的疼痛加以鉴别。

症状性三叉神经痛病例均可找到明确的病因。如三叉神经附近的肿瘤、三叉神经局部炎症等。体检可发现三叉神经分布区有感觉障碍。若第三支的运动纤维受侵犯，即出现咀嚼肌力弱萎缩。可合并其他颅脑神经症状体征。

对此种病的治疗，一般止痛药无效。酰胺咪嗪（卡马西平、痛痉宁）有显著疗效，70%～80%的病人，用药后可在24小时内缓解疼痛。此外，服用苯妥英钠、氯硝安定片（氯硝西泮片）等也有效果。针灸有一定疗效。服药无效者可用神经阻滞疗法，将纯酒精或蒸馏水注射到三叉神经根、半月神经节或周缘支，可使疼痛缓解，一般可维持3个月至两年。缺点是易复发，以及造成三叉神经分布区麻木或感觉丧失。也可用经皮射频热凝术改变三叉神经周缘支，或用绝缘穿刺针经卵圆孔热凝半月神经节，近期止痛效果可达90%～100%，但复发率高达20%，而且若穿刺位置不当，也会损伤到附近颅脑神经或血管。对较年轻的病人可行手术治疗，包括三叉神经感觉根部分切断术、三叉神经脊髓束切断术。多提倡显微外科手术做血管减压术，长期随访有效率可达80%～90%。

207．珠江三角洲

我国第二大三角洲，又称珠江平原，简称珠三角。由西江、北江、东江、潭江、绥江、流溪河、增江等冲积，在珠江河口湾内堆集而成的复合三角洲。位于我国南海北岸，广东省中部珠江河口。北回归线恰经其北境。狭义的珠江三角洲，北起西、北二江汇合点的旧三水（今河口），东抵东江下游的石龙镇，南达崖门口外。广义的范围，西起高要羚羊峡东口及潭江司；北起北江黄塘、宝月、流溪河、广州、石碣、绥江黄冈；东迄东江园洲、增江沙塘。包括高要以东、石角以南的三水盆地。园洲的东江下游平原，兼有西江、北江下游平原及潭江下游平原。面积8600多平方千米，仅次于长江三角洲，其中西江、北江三角洲占8000平方千米，东江三角洲只有568平方千米。

珠江三角洲是在海侵、海退的多次旋回中发育起来的。在距今四万年左右的历史阶段中，先后经历陆地成海洋、海洋成陆地或陆地面积大幅增减等5次大的变迁。距今2500年来，在珠江三角洲受第3次海侵后，海面上升速率减缓。由于河流激荡作用强烈，溺谷及海湾范围不断缩小，故滨线逐渐向深海推移。至清初，西江下游的滨线大致在今沙堆、六乡、坦洲一带。蕉门至横门，大致在张家边、民众、万顷沙北。万顷沙、灯笼沙的出现，仅有近百年历史。

珠江三角洲河流众多。西、北两江三角洲主要水道近百条，总长1600多千米；东江三角洲主要水道5条，总长138千米。主要出口有8处，“三江汇合，八口分流”，成为三角洲水系的重要特色，航运和渔业比较发达。该地区属南亚热带的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20℃左右，雨量充沛，阳光充足，适宜于各种农作物及蔬菜瓜果的生长，物产十分丰富。

珠江三角洲在历史上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之一。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充分利用彼邻香港、澳门的区位优势，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央政府对广东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年在深圳、珠海两市设立经济特区，1984年广州市被批准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1985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之一，经济获得迅速发展。1994年11月，广东省成立珠江三角洲经济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编制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现代化建设规划纲要（1996—2010）》，对整个珠江三角洲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协调。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已形成以广州为中心，包括深圳、珠海、东莞、佛山、江门、惠州、中山、肇庆等在内，具有较大规模和经济实力的城市群。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已成为我国经济总量规模较大的一个板块，开放型经济尤为突出，加工贸易快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较快崛起并相对集中。是广东省乃至中国最具经济活力、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区域之一。2012年生产总值达47897.25亿元，比2008年（下同）增长了45.8%，占全省总量的70.1%；人均GDP84563元，增长29.6%。按照国家部署，现正在打造“大珠三角”粤港澳都市圈，迎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208．三人行，必有我师

典故。指在多人相处的环境里，别人身上一定有值得自己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应虚心学习，取长补短。语出《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指多人；行，走路，指多人在一起；师，指值得学习或效法的地方。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表现出孔子自觉修养，虚心好学的精神。它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择其善而从之，见人之善就学，提倡人长我取、见贤思齐；另一方面，其不善而改之，见人缺点毛病则引以为戒，反省自己，培养自我完善的内敛功力。这样，无论同行或相处的人善与不善，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有用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都可以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老师。《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次卫国公孙朝问子贡，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回答他：古代圣人讲的道，就留在人们心间，贤人认识它的大处，不贤的人认识它的小处，他们身上都有古代圣人之道。“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意为他随时随地向一切人学习，谁都可以成为他的老师，所以说“何常师之有”，即不一定是固定哪一位老师。《论语》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述有许多，不一一列举。

对孔子这句话，几乎人皆尽知，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悟透并经常做到、做好。其主要原因在于，不能摆正自己与他人的位置，常常处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朦胧状态之中。往往看自己的优点多、缺点少；看他人的缺点多、优点少；或者根本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或他人的优点。与人相处，对某些方面表现强于自己者，便心中不服气；而对那些有明显缺点或错误的人，则又看成一无是处，甚至鄙视、嫌弃他们。这样，既堵塞了自己向别人学习的大道（其善者而从之），又排斥了借鉴反面教训、加强自我修养（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小路，以致孤芳自赏，怨天尤人，难以融入群体，长期生活和工作在苦闷之中。这种“冷战”的思维方式和“霸主”的处世态度，必须坚决改正。

209．三打白骨精

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吴承恩著）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的故事。唐僧师徒四人前往西天取经，行至白骨岭，遇上住在白骨洞内凶残、狡猾、极善伪装的妖怪白骨精。她为了能吃到唐僧肉而长生不老，先后变幻成进山送斋饭的村姑、朝山进香的老妪，均被孙悟空识破，将其打死。唐僧却人妖不辨，反而责怪孙悟空恣意行凶，连丧母女两命，违反戒律，惩罚于他。白骨精于心不甘，第三次变成老丈诱骗唐僧，又被孙悟空识破，将其打死。唐僧盛怒之下一纸贬书，将孙悟空赶回花果山。唐僧失去了孙悟空的保护，白骨精轻而易举将其擒获，只有猪八戒逃出，直奔花果山求救。孙悟空不计前嫌，立即赶往波月洞除妖。经过此番磨难，师徒四人又踏上西去取经的征途。

取材于《西游记》的绍剧彩色故事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浙江省文化局《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整理小组改编，杨小仲、俞仲英担任导演，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于1960年摄制。该片的主要演员，有著名绍剧表演艺术家六龄童饰演孙悟空、筱顺昌饰演唐僧、七龄童饰演猪八戒、傅马潮饰演沙僧、筱艳秋饰演白骨精、六小龄童饰演小猴，阵容强大。无论是剧情编排，还是表演艺术、舞美设计等，都十分精湛。影片在全国上映后，引起强烈反响，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观看了绍兴剧团演出后，兴致勃勃地写下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毛泽东观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又看了郭沫若写的七律后，诗兴大发，于1961年11月17日挥毫写下《七律·三打白骨精·和郭》一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郭沫若读后很受鼓舞，当即用毛诗原韵又和了一首七律。

河北省唐山市皮影剧团根据传统《西游》剧目改编创作的《三打白骨精》,1981年获第四届全国木偶戏、皮影戏观摩演出大会专家好评。在表演中充分发挥唐山皮影操桿艺术的传统技巧，并有许多创新。其中，操纵表演白骨精的齐永恒被誉为“箭桿王”。在2014年5月第六十七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我国新摄制的魔幻电影《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推介文章、图片在会场及主场刊《银幕》和《好莱坞报道》相继亮相，向外界公布了进军戛纳预售的信息，标志着该片全球发行计划正式启动。

210．江南三织造

清代在江宁、苏州、杭州三处设立专办宫廷皇室和官用各类纺织品的织造局，合称“江南三织造”。管理三地织造衙门政务的内务府官员，也通称织造。

明代原在此三处所设的织造局，久已停废。清顺治二年（1645年）恢复江宁织造局；杭州局和苏州局于顺治四年重建。八年，确立了“买丝招匠”的经营体制，并成为有清一代江南三织造局的定制。

江南三局重建之初，督办织造事务的官员，曾一度袭用明制，派遣织造太监督管。顺治三年改由工部侍郎一员总理织事，旋即选内务府郎官管理三处织造局，名曰织造，实为皇帝的亲信和耳目。清江南织造通常分为两部分：织造衙门是织造官吏驻扎及管理织造行政事务的官署；织造局是经营管理生产的工场，生产组织各有一定的编制限额。苏州织造局分设织染局（一名北局）和总织局（一名南局），局内织造又分若干堂或号。每局设头目三人，名为所官。所官之下设总高手、高手、管工等技术和事务管理人员，负责督促工匠，组织具体业务开展。江宁织造局下设三个机房，即供应机房、倭缎机房和诰帛机房，技术分工较细，按工序由染色和刷纱经匠、摇纺匠、牵经匠、打线匠和织挽匠等分类操作，具有工场手工生产组织形式的特点。江南三局，从17世纪40年代重建时起，到18世纪40年代为止的一百年间，各局的设备规模不断缩减，其主要生产工具——织机，清初有2100余台，乾隆十年（1745年）降到不足900台。各局拥有招募的工匠役人则比较稳定，一般保持在2000以上。

太平军兴起，江南三织造局先后受到战争破坏。咸丰三年后，一向由江宁局办理的彩绸各色制帛库存告急。因南京为太平军占领，故暂交由杭州局负责。光绪四年（1878年），奏准杭州局添置织机，继续织造神帛诰敕各件，而江宁局原从事织造的神帛诰命堂则从此停办。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织造三局逐步恢复生产，凡上用和官用的各项丝经、练染、织材工料价银，由户部重新厘定，并陆续添置织机，但仅及乾隆十年织机数的1/3左右，招募的工匠也不足数额，三局总共不过千人。江宁和苏州两局织造经费每年额定，正常为银18万两左右，有闰月时增为181100两。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因财力、物力艰难，裁撤了江宁织造局，标志着清代官营手工业的衰落。苏州、杭州两织造局也随清亡而终止。

211．《唐诗三百首》

我国流传较广、影响久远的一部唐诗选集。唐朝290年（618—907年）间，是我国诗歌发展黄金时期，云蒸霞蔚，名家辈出，唐诗数量多达5万余首。当时流传的唐诗选本已有多种，宋元明清各代都出现过不少不同版本唐诗选集。清康熙年间编订的《全唐诗》，共收入唐诗48900多首，过于繁杂，常人难以全读。此后，沈德潜（1673—1769年）以《全唐诗》为蓝本，编选《唐诗别裁》，收诗1928首，普通人也嫌偏多。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自号“蘅塘退士”的孙洙（1711—1778年）又以《唐诗别裁》为蓝本，选编《唐诗三百首》，选入77人诗310首（“四藤吟社”本增补杜甫《咏怀古迹》3首），分体编排，其中五言古诗33首，七言古诗28首，七言乐府24首，五言乐府15首，七言律诗50首，五言律诗80首，五言绝句29首，七言绝句51首，各诗均有注释和评点。取其大数，故名。自序称此书是为儿童学诗，“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而编的“家塾课本”。广收名篇，所以取得了老幼咸宜、雅俗共赏的效果，成为一部流传广泛、很受人们喜爱的唐诗读本。当代学者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自序》:“唐诗选本经大量散失，至今尚存三百余种。当中最流行而家喻户晓的，要算《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所选诗歌总数虽然只占唐代诗歌的很少一部分，但大多数著名作家的代表作都已收入，重点突出了杜甫，入选38首；其次是王维，入选29首；李白又次之，入选27首；李商隐再次之，入选22首。此外，也照顾到存诗不多的作家，以及不同风格的流派，如王昌龄、贺知章、韦应物、杜牧、刘禹锡等，大体上反映了唐代诗歌的总体风貌和艺术成就。但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作品入选较少，也误选了个别非唐人之诗，如题张旭《桃花溪》实为北宋蔡襄所作。

唐朝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唐诗题材广泛，众体兼备，格调高雅，成为我国传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文人都视唐诗为圭臬，以唐人为典范。从“开元十八学士”之一的孙季良编纂唐诗选本《正声集》开始，到辛亥革命前1200多年间，每两年就有一本唐诗选本问世。在众多唐诗选本中，以《唐诗三百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此书编成后，刻本、注释本和续作很多。可参阅近代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当代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许渊冲等《唐诗三百首新译》。

212．三国干涉还辽

19世纪末，俄、德、法三国为了各自的侵略利益，联合干涉日本，要求将其侵占的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当时，沙俄为争霸远东，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我国东北地区成为其重要侵略目标。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侵占了辽东半岛，并于同年4月17与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沙俄闻讯立即联合德、法，以提供“友善劝告”为借口，对日本施压。同年4月23日，三国驻日公使分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内容相同的声明，要求日本政府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在强大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只好同清政府签订了《中日辽南条约》，为此向中国增索赔款白银三千万两。

三国干涉还辽取得的外交胜利，激发了各大强国在华实现帝国主义的野心。1896年，三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乘机敲诈清政府，索取大量政治、经济、军事权益，扩大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沙俄还诱逼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1898年租下旅顺与大连两港口，德国强占胶东湾，逐步使中国东北地区沦为以沙俄为首的列强控制之下。

213．铁人三项运动

体育运动项目之一。指连续一次在室外完成长距离的游泳、自行车骑行和跑步的综合性体育运动。由于该项活动连续进行，运动强度高，体能消耗大，故名。

该项目源于美国。1974年2月17日，在夏威夷一间酒吧里，一群体育爱好者争论当地举办的渡海游泳赛、环岛自行车赛及檀香山马拉松赛，哪个项目更有刺激性、挑战性，最能考验人的意志与体能。海军中校J．科林斯提出，能在一天内游海泳3.8千米，而后环岛骑自行车180千米，最后再跑完一个马拉松全程（42.195千米），中间不休息，即为真正的铁人。这一想法得到众人的支持，遂于第二日，有15人参加比赛，14人赛完全程。第一名成绩为11小时46分钟。这次比赛，后来被追认为首届世界铁人三项锦标赛。此后，这项运动逐渐在欧洲、大洋洲各国推开。1994年9月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批准为2000年第二十七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悉尼）正式比赛项目，同时世界或国际的其他赛事也将这项运动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其标准距离与顺序为游泳1.5千米，自行车骑行40千米，跑步10千米。这项运动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和挑战性，要求参与人员具备超人的耐力与毅力，比赛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铁人三项于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中国，1989年被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列为全国正式开展的运动比赛项目之一。1990年1月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成立，11月加入国际铁人三项联合会，至2010年中国已举办50余次大型国内与国际赛事，成为亚洲铁人三项运动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214．“三步走”战略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目标，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小康”一词，是邓小平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概念。“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为了规划我国现代化发展蓝图，邓小平设想了著名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并逐步形成全党的共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第一步发展目标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发展目标于1995年提前完成；实现第三个发展目标，需要团结奋斗渡过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关键的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第三步如何走，必须进一步具体化，做出新的战略规划。江泽民在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21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重申：“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21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快速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学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按照这个部署，我国从上世纪末进入小康社会后，将分2010年、2020年、2050年三个阶段，逐步达到现代化的目标。2010年前的第一步发展目标已经实现。第二步发展目标正在实施中。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做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下，承前启后，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开创各项工作发展新局面。举国上下对未来充满信心，2050年以前我国第二、第三步发展目标一定能如期甚至超前达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圆满实现。

215．三次共产国际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先后三次成立的世界无产阶级群众性和社会主义政党联合的国际组织。

（1）第一国际（1864—1876年）。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二国际成立后，始称第一国际。它是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重新高涨形势下产生的国际性组织，K．马克思是创始人之一和实际上的领袖。当时，欧洲各国无产阶级从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中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去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这种国际主义意识，促进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产生。

催生第一国际成立的直接动因是波兰1863年起义。为了抗议沙皇俄国镇压波兰起义，声援波兰人民正义斗争，在参加工人联合会伦敦理事会召开的群众大会后，法国工人代表团与英国工联领袖，就联合行动问题交换了意见。随后，英国工人大会发出《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号召两国工人加强团结，共同战斗。1864年9月，由英国工联牵头召开，有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的工人代表，以及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出席的群众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工人协会，并选出了由21个成员组成的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从1864年10月18日起称中央委员会，1866年夏改名总委员会），国际工人协会宣告成立。1864年10月5日，协会举行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代表各国的委员，连同已选出的委员，共50人；会议还选出了一个由9人组成的起草章程的专门委员会（小委员会）。马克思出席协会成立大会，并选入临时委员会和小委员会。马克思为协会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于1864年11月1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获得通过。1866年9月，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称为《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71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修改后，称《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规章》。

协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协会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期间，由大会选出总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决议。总委员会设主席（1867年，经马克思提议取消）、总书记和通讯书记。总委员会有一个核心组织——常设委员会，由主席、总书记和各国通讯书记组成。各国的中央委员会称为联合委员会，下设分部、支部或小组。协会在每个国家，都依靠现有的工人组织：政党、工会、工人教育协会、互助会、合作社，以及新建立的支部。协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马克思在协会内的正式职务是总委员会委员、德国通讯书记，1871年当选荷兰临时通讯书记，10月当选俄国通讯书记。实际上，他领导着总委员会的全部工作，是协会的真正领袖。总委员会制发的所有文件，都出自马克思的手笔。F．恩格斯在1870年10月4日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1871年1月担任代理西班牙通讯书记（11月正式当选）,4月任比利时通讯书记，8月改任意大利通讯书记，他还具体筹备、参加并领导了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和1872年匈牙利代表大会。协助马克思工作过的还有协会总委员会主席G．奥哲尔，和担任过协会总书记的R．克里默、J.G．埃卡留斯、F.A．左尔格等人。

协会的目的是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反对压迫者而斗争。协会总委员会在马克思领导下，支持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声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保卫巴黎公社和救援巴黎公社成员等，突出地表明了协会无产阶级性质和国际主义本质。同时，在总委员会内部的两个时期，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鉴于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欧洲大陆反动势力猖獗，以及布朗基派极“左”分子企图利用国际工人协会进行冒险活动，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建议，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总委员会委员全部更新，核心由北美联合会的领导人左格尔等组成。国际工人协会在欧美各国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各国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形式已经过时，必须将协会过渡成为新的组织形式。因此，协会于1876年在美国费城召开代表大会，正式宣布解散。

（2）第二国际（1889—1914年）。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其名称起自20世纪初，相对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而言。

第一国际解散后，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在欧美的广泛传播，到19世纪80年代末，欧美已有16个国家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强国际联系。1889年7月14日，国际工人和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有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参加，由W．李卜克内西、A．倍倍尔、E.M．瓦扬、P．拉法格等2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卜克内西和瓦扬为大会主席。大会主要讨论了国际劳动立法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任务，通过了关于每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等决议。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二国际的建立。第二国际不是各国党的上级组织，各国党是独立自主的。它没有发表成立宣言或纲领性文献，而是通过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给各国党指出行动方向。

1900年的巴黎大会，决定成立常务委员会，定名为社会党国际局，由每个国家的党选派代表一名（后增为两名）组成。国际局设书记处处理日常事务，国际局和书记处设于布鲁塞尔。其所在地比利时工人党的E．王德威尔得，被选为国际局执委会主席，V．塞维和C．胡思曼先后担任书记处书记。比利时工人党的《人民报》，实际上成为第二国际的机关报。

第二国际存在25年，其间共召开过9次代表大会。大体上以1900年为界，主要活动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马克思主义派同无政府主义派进行坚决斗争，在前3次代表大会上，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否定议会斗争，争取社会改良和主张进行个人恐怖活动，以及用总罢工来反对战争等错误观点。通过了关于工资工时和劳动保护、关于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关于废除常备军和实行全民武装、关于反对殖民主义和实行民族自决及关于工会、土地和妇女等问题的决议。尤其是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决议，推动了欧美工人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欧美社会主义政党合法斗争和各国工会的国际团结。后期，第二国际召开了1900年9月巴黎代表大会、1904年8月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7年8月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10年8月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1912年11月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夺取政权、党的统一、党与工会的关系、党与合作社的关系、反对殖民政策、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等一系列决议。尤其是巴塞尔代表大会反战宣言，对欧美工人阶级的斗争深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国际政治形的变化和第二国际内部对时局及无产阶级革命形势认识上的分歧逐步加大，以K.J．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在第二国际几个主要政党领导机构中日益占据上风，导致第二国际大多数党，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关键时刻，倒向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蜕化变质，终于瓦解。

（3）第三国际（1919—1943年）。列宁（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多国共产党的相继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宣告第三国际成立。它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为执行委员会。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共57个支部。其机关刊物是《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

第三国际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而斗争。第三国际存在的24年中，召开过7次代表大会，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法西斯和帝国主义战争，促进国际共运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它在欧洲、美洲、亚洲帮助一些国家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协助他们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加速了各国共产党的成长。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第三国际给予了一定帮助和支持，同时也因某些策略和指示的严重偏差，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良后果。它在工作中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错误，特别是列宁逝世以后，长期受到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干扰，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许多消极影响。其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和相互间的平等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有效地组织反法西斯斗争，经各国共产党同意，第三国际于1943年6月宣告解散。

此外，在第三国际存在期间，流亡国外的苏共领袖托洛茨基创建了与斯大林第三国际相抗衡的第四国际。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遇刺身亡后，第四国际不断分裂，至今分布于西欧和美洲的诸多托派组织仍沿用这个称谓。继第四国际后，在欧美又出现了一个第五国际联盟。但它们只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存在，在国际上没有全局性的影响力。

216．红军三个方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这一时期，我国工农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先后组建了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和西北红军部队，均为红军主力作战部队。

红军第一方面军。曾称中央红军。由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以及湘南、闽西、赣西南、弋横、百色等地起义中诞生的武装力量所组成。1930年8月，正式组成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由于形势、任务、人员和战争环境的变化，其领导成员以后作过多次调整。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军事指挥小组，领导全面工作。经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继续北上，突破腊子口、翻越六盘山，于1936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今吴起县），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根据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与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

红一方面军成立最早，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直接创建和指挥下，战斗足迹遍及全国十八个省区，消灭国民党军近50万人，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红军第二方面军。于1936年7月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和红军第三十二军组成。此前，这几支军队一直在湘鄂赣川黔一带，同国民党军及其地方武装作战。1928年7月，贺龙领导桑植起义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30年2月，周逸群等领导的鄂西地方武装改编为红军第六军。1930年7月，两军在湖北省公安县会师，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前委书记、政治委员。红军第六军团是湘赣和湘鄂赣两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于1933年6月合编而成，由第十七师师长萧克、政治委员蔡会文统一指挥。1934年5月，军团领导机构正式成立，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两军团行动时，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红二、红六军团密切配合，在湘鄂川黔一带战斗十个月，歼灭国民党军两万余人，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935年11月，两军团由桑植出发，经贵州、云南、四川边界，进行艰苦卓绝地战斗与跋涉，1936年7月2日，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合。7月5日，两军团奉命与红军第三十二军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中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22日，二个方面军在甘肃、宁夏交界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二方面军与陕北红二十七、红二十八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零师。

红军第四方面军。1930年11月，以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组成。1927年11月至1929年11月，黄（安）麻（城）、商（城）南、六（安）霍（山）起义的工农武装，分别在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0年1月，上述武装编为红十一军，后改为红一军。1931年4月，转战到黄麻，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5月中旬，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张国焘任该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11月7日，红四军与皖西的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组成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1932年11月，由于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红四方面军在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中失利后，转战陕西关中地区，并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粉碎川军“六路围攻”，歼敌八万余人。1935年4月，又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胜利。长征途中，当部队艰难跋涉到达巴西和阿巴地区时，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电令部队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红四方面军南下后，遭国民党军重兵进逼，由十万人减员至四万人。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坚决斗争和影响下，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北上与党中央会合。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致电中央同意北上，并取消了第二“中央”。红四方面军于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了长征。1937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同陕北红军第二十九、第三十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军外，西北红军是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即陕西北部和陕西、甘肃边界地区的工农红军。1931年10月，以陕甘边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为骨干的陕北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次年2月，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同年12月，又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随后，在陕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1934年6月至8月，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1935年1月，以两个游击支队、三个团为基础，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2月，成立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西北地区红军。5月，红二十六军一部同红二十七军在陕北会师后，在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刘志丹指挥下，经过两个多月作战，连克六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8月，两军又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至此，西北红军已发展到50000余人。9月，红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与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抗战爆发后，分别与兄弟部队改编为八路军。

附带说一下，中国工农红军早期曾有建立四个方面军的总体考虑，因战争形势变化急速，兵力部署随时相应调整，组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未能如期实现，故在抗战爆发前一直沿用既成的编制称谓。

217．三焦辨证

中医学名词。对病证进行分析归纳的方法之一。为清代医家吴鞠通（1757—1841年）所倡导，根据《内经》关于温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及病证变化的特点，以上焦、中焦、下焦为纲，将外感温病的证候归纳为上、中、下三焦病证，以判定三焦所属脏腑在温病发展过程中的病变部位、深浅层次、病变性质、证候类型，以及变化规律，进而指导治疗、推测预后的辨证方法。（见清吴鞠通《温病条辨》）

上焦病在心肺，有发热、头痛微恶寒及咳嗽等肺经病变。它的传变有两种趋势，一是“顺传”，指病邪由上焦传入中焦而出现中焦足阳明胃经的证候；另一种为“逆传”，即从肺经传入手厥阴心包经，出现“逆传心包”的证候。中焦温病在脾胃，指温病自上焦开始，顺传至于中焦表现出阳明失润，身热恶寒、汗出口渴、脉洪大或发斑疹者，称为阳脉温病；若身热稽留、头胀身重、胸闷呕恶、苔黄腻者，称为太阴温病。下焦温病是指温邪久留不退，劫灼下焦阴精，肝肾受损、口干舌燥，甚则齿黑唇裂、手足心热；肝风内动则见手指蠕动、四肢抽搐、舌强耳聋等症。

三焦病变的各种证候，标志着温病病变发展过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其中上焦证候，多表现于温病的初期阶段；中焦证候，多表现于温病的极期阶段；下焦证候多表现于温病的末期阶段。其传变一般多从上焦手太阴经开始，由此而传入中焦，进而传入下焦为顺传；如感受病邪偏重，抵抗力较差的病人，病邪由肺卫传入手厥阴心包经者为逆传。三焦病的传变过程，虽然自上而下，这仅指一般而言，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病犯上焦，经治而癒，并无传变；有的可自上焦直传下焦，或由中焦传至肝的现象，这与六经病证的循经传、越经传相似，也有初起见中焦太阴病症状的，也有发病即见厥阴症状的，这与六经病证中的直中相类似。此外，还有两焦症状互见和病邪弥漫三焦的，这又与六经的合病、并病相类似。总之，三焦辨证的创立，使温病辨证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218．史籍“三通”

《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的合称。“三通”是我国古代有关典章制度汇编的重要著作。

《通典》的作者是唐代杜佑（735—812年），全书200卷，记载了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上起传说中的唐虞，下至唐肃宗、代宗。作者综合经史和历代文集、奏议等分类编纂，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内容丰富，对唐代制度记述尤为详尽，是我国第一部政书。

《通志》为南宋郑樵撰（1104—1162年），共200卷。是上古至隋唐的纪传体综合性通史，包括帝纪、后妃传、年谱、略、列传5部分。大都袭用前史旧文和《通典》，惟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略属郑氏所创。纪、传所据的旧史书已失传的，可据此校勘现在流行的本子。二十略是本书的精华部分。

《文献通考》，简称《通考》,348卷，为宋末元初马端临（1254—1323年）撰。记载自上古到宋宁宗时期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经籍、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帝系、封建、像纬、物异，共24门。除因袭《通典》外，采取经史、会要、传记、奏疏、时人议论和其他文献等，内容比《通典》丰富，所记宋朝制度更加详备。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以“通”字为书名，故后人合称为“三通”。它在我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行本为清乾隆年间的武英殿校刊合刻本，附有考证。其后复刻者多以此为底本，较好的为江西崇仁谢氏及浙江书局刻本。

219．三希堂法帖

清代官刻大型丛帖。乾隆十二年（1747年），大学士、吏部尚书梁诗正（1697—1763年）等人，奉敕启用内府所藏的魏晋至明朝多代书迹，择其精要选编摹勒，镌刻《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32卷，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完成。共收入书法家134人的书迹340件，刻石作品495件。原石今存北京北海公园“阅古楼”内。

乾隆帝酷爱书画，曾将最珍爱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珣《伯远帖》和王献之《中秋帖》墨迹合称“三希”，即三件稀有之物，辟专室收藏于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养心殿内，赐名“三希堂”。又命张照等将宫内收藏的书画作品整理著录，编成《石渠宝笈》3编，《三希堂法帖》由此得名。此帖收罗广泛，摹刻精致，规模之大，为其他朝代所未有。

此外，乾隆二十年（1755年），弘历命大学士、户部尚书蒋溥等人选出《三希堂法帖》未收的唐宋元人书迹38件摹勒上石，嵌于颐和园万寿山“墨妙轩”两壁，称《墨妙轩法帖》4卷，弘历亲自作序，作为《三希堂法帖》续帖。原石已毁，拓本流传较少。

220．工业三废治理

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名词。指对工业生产中所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进行科学处理和综合利用。

“工业三废”如未能达到规定排放标准而是随意排放在外，就会对环境产生污染。而污染物发生的物理和化学变化所产生新的有害物质，会通过不同的途径，如呼吸道、消化道、皮肤等进入人体，对健康危害较大。同时，对家庭养殖和生态保护等都会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因此，在工业布局和工厂选址上，一般应避免建设在城镇居民区附近或水源的上游。一些污染较大的如冶金、化工、印染、造纸等工业项目应远离城市中心，大型工业企业厂区和生活区应建有适当的隔离带，以减少污染对环境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要大力采用无污染或少污染的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开展“三废”综合治理。特别是要利用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原理，将工业“三废”进行深加工，提取其有用成分，变废为宝，变有害为有利，从而减少、消除有害物质排放量，防止污染，保护环境。有人曾形象地说：“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没有不可再利用的废物。”此话不无道理。“三废”的综合利用，既有利于生产经营的循环进行，又符合节能减排，实现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方向，应当大力提倡和推广（参见化工部人事教育司编写的《三废处理与环境保护》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221．佛教三大体系

全世界信奉佛教的教徒约3亿多人，占全球人口的6.2%左右，主要集中在亚洲。佛教同天主教等其他宗教一样，教内也有派系，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按其流传状况和书写经典使用的语文，分为3个不同语系的佛教。即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中国佛教主要有三论宗、瑜伽宗、天台宗、华严宗、律宗、密宗6个派别。

汉语系佛教，主要包括中国的汉族地区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佛教徒所诵经文都是汉文书写，属于汉语系列，过去一般称为大乘经是不准确的。

藏语系佛教，主要包括中国的西藏、内蒙古、甘肃、青海、四川藏族地区，俄罗斯的布利亚特，蒙古、不丹、锡金、印度、尼泊尔等国。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徒所诵经文，均用藏文书写，俗称“喇嘛教”是不科学的，称为“藏传佛教”比较准确。从11世纪开始到15世纪，藏传佛教形成了5个主要支派，即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

巴利语系佛教。主要包括中国的傣族地区，东南亚的缅甸、柬埔寨、泰国、老挝、斯里兰卡等国。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徒，所诵经文都用巴利语写成。巴利语是古印度的一种语言，公元前5～6世纪被改造成规范的语言。在其口头语消亡后，作为书面语的宗教用语仍沿用至今。今存的原本小乘经，多以巴利语写成，一般称小乘佛教。

222．苏黎世三人团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由赫希贝格、施拉姆、伯恩斯坦3人组成的右倾机会主义小宗派集团。由于K．马克思讥称E．伯恩斯坦等3人为“苏黎世的三人星座”而得名。

1878年10月，俾斯麦“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即“非常法”）颁布后，流亡在瑞士苏黎世负责编辑党刊《社会民主党人报》的K．赫希贝格、K.A．施拉姆、伯恩斯坦3人，屈服于敌人的压力，宣传投降主义路线，乞求统治阶级饶恕，主张把党改造成为一个资产阶的改良党。于1879年7月以“三颗星”署名，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指责社会民主党对“社会党人法”的“施行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主张应该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应“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这“就能够做许多年了”。文章抨击党“宁愿作为一个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动”，宣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应是由“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首先争取”那些“在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的许许多多拥护者”，还说“必须把全权委托书给予那些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问题的人”。主张党应当向政府忏悔，以求得俾斯麦取消这个法令等。

同年9月中旬，马克思、恩格斯在《给A．倍倍尔、W．李卜克内西、W．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中，尖锐地批评了伯恩斯坦等人的文章，指出它主张改变党的阶级性质，其社会主义信念是《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批判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并建议把他们开除出党，以保持党的纯洁，帮助党的领导人克服“社会党人法”实施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造成的理论上的混乱。1880年8月，在苏黎世州维登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秘密代表会议上，撤销了“苏黎世三人团”所担任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职务。

223．黄河三角洲

简称黄三洲。历史上黄河下游曾多次摆动于海河与淮河之间，每次改道，都在新河口处淤淀出三角洲。广义的黄河三角洲，指北至天津、南到苏北废黄河口、西起河南省巩义市以东的广大黄河冲积平原。狭义的黄河三角洲，是指1855年以后，黄河于兰考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道于利津入渤海后形成的扇形地带。它以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宁海为轴点，北起套尔河（徒骇河）口，南至淄脉河口，向东撒开的扇状形地带。其前缘突出于渤海湾与莱州湾之间，包括垦利县、河口区和东营区，以及利津县、广饶县、沾化县的部分地区。

近代黄河三角洲面积为6000多平方千米。黄河口仍继续向外延伸，三角洲以年平均150米的速度向渤海扩展，年造陆地面积23平方千米。三角洲形成过程，也是若干新老套叠河道发育的过程。黄河自改道的一百多年中，因人为或自然等因素，决口、分汊、摆动，都在三角洲上留下废弃河道。

黄河三角洲地域广阔，地势低平，地面高程2～10米，中间高、两侧低，西南高、东北低，坡降0.1～0.06米。三角洲自然资源丰富，土层深厚，部分地区适宜种植小麦、棉花、大豆、水稻；有滨海草地20多万公顷，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天然牧场；浅海区海底平坦，海水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和有机盐，餌料丰富，宜于鱼、虾、蟹、蛤蜊等生长繁殖，盛产鲚、鲈、梭、黄姑等多种优质鱼，素有“百鱼之乡”的美称。地下蕴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是胜利油田的主要产油区。截止1995年年底，已发现不同类型的油、气田67个，石油资源总量达75亿吨，天然气地质储量303亿立方米。

经过多年开发建设，黄河三角洲已拥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形成了一批竞争力较强的支柱产业。2009年，国务院正式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该地区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5年至2013年，该地区在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年增长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08年实现GDP4755.8亿元，占全省总量的15.3%。根据规划，到2015年，该地区生产总值将突破9300亿元，2020年将达到15000亿元。

224．三个托尔斯泰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有3位著名作家都叫托尔斯泰。他们都生活在19世纪，都是贵族家庭出身，都姓托尔斯泰，但彼此的名字、文风却截然不同。

第一个是著有历史剧三部曲《伊凡雷帝之死》《沙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沙皇鲍里斯》的托尔斯泰，全称为：阿历克塞·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1817—1875年）。他是19世纪俄国杰出的诗人和剧作家，一生中写了许多很有影响的诗歌和剧作。

第二个是著有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和《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小说的托尔斯泰，全称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年）。他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其主要作品描写了俄国革命时期人民的顽强抗争，列宁曾先后写过7篇文章论述他的思想和创作。

第三个是十月革命时代的作家，也叫托尔斯泰，他的全称是：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83—1945年）。他的主要著作有《苦难的历程》（即《两姐妹》《阴暗的早晨》），也写有剧本《伊凡雷帝》。

这三个托尔斯泰，在世界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列夫·托尔斯泰。人们为了便于区别，把他称为“老托尔斯泰”，而将阿列克赛称为“小托尔斯泰”或“十月革命时代的托尔斯泰”。

225．世界三大宗教

是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之所以被列为前三，是因为基督教在欧美一些国家、伊斯兰教在中东一些国家、佛教在不丹和柬埔寨等一些国家分别被列为国教。三大宗教提倡和平共处，可以互相交流文化。

佛教相传形成于公元前6～5世纪的印度，为北天竺迦毗罗卫国的释迦牟尼所创立。主要教派有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佛教的经典著作主要有《佛经》（包括“三藏”，即经藏、律藏、论藏）、《金刚经》《六祖经坛》等，典型教义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佛教主要分布于东亚、南亚地区，信教的人数约有3亿多。

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教种，约于公元1世纪发源于巴勒斯坦，主要教派有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主要经典有《圣经》《新、旧约全书》，经典教义是上帝创造世界。该教主要分布于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信教人数达12亿多。主要节日有圣诞节、复活节。

伊斯兰教形成于公元7世纪，发源于阿拉伯半岛，创始人为穆罕默德。教派主要为逊尼派、什叶派。主要经典有《古兰经》《可兰经》。经典教义是真主安拉创造世界，安拉是独一无二的神。该教主要分布于亚洲和非洲，信教的人数有8亿多。主要节日有开斋节、宰牲节、圣纪节。

在我国，佛教、基督教主要流传于汉族地区，伊斯兰教主要流传于少数民族地区。

关于宗教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需要社会各方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做出科学评价。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它不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化现象存在，而且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它还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226．“三家村”冤案

我国“文化大革命”前夕，《三家村札记》的作者，被当作“反党集团”受到打击迫害的冤案。《三家村札记》，原为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一个专栏。1961—1964年，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1912—1966年），同该市副市长吴晗（1909—1969年）、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1907—1990年）3人，用“吴南星”的笔名（取吴晗的吴字，邓拓笔名马南邨的南字，廖沫沙笔名繁星的星字），在该专栏连续发表了60多篇杂文，介绍文史知识，进行思想评论。在此之前，邓拓还为《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写过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后，《三家村札记》杂文被以极端牵强附会的手法，扣上种种政治罪名大加挞伐。《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被说成“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 《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将“三家村”定性为“反党集团”。于是，批判“三家村”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不仅出现了许多针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批判文章，而且各地区都开始揪斗所谓本地的“三家村”“四家店”活动，致使三家村冤案祸及一大批作家、文人。邓拓和吴晗夫妇在受迫害中含冤去世，廖沫沙则长期被监禁关押。直到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8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决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227．三年游击战争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来的部队于1934年秋至1937年冬，坚持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8省范围内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并在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行动。国民党纠集了数十倍兵力，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实行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大肆烧杀等残酷手段，对中共坚持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进行长期反复的“清剿”。

在中共的坚强领导下，这支革命武装力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公开与隐蔽、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策略，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不断取得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保持和壮大了共产党在南方的革命力量，坚持并扩大了浙南、闽北、闽东、闽南、闽西、赣东北、闽赣边、粤赣边、湘南、湘赣边、湘鄂赣边、鄂豫皖边、豫南桐柏山和广东琼崖等14个游击区。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于同年10月集中，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支队，共13000多人开赴华中敌后战场作战。琼崖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12月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

中央根据地的三年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行动，为华中、华南地区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保存了骨干力量。同时，为我党我军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宝贵经验。第一，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保证党对游击战争的绝对领导；第二，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为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斗争，游击队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第三，必须正确地估量形势，适时地改变斗争方式和策略。第四，实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第五，军事斗争必须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紧密配合。这些经验，在以后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28．三星堆遗址

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商代的大型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西北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约12平方千米。形成约为公元前2500—1200年。因最重要的发现集中于名为三星堆（三个大土丘）周围而得名。1929年发现，1934年调查发掘，1963年、1980年后多次发掘。它作为三星堆古老文化的典型代表，对我国青铜器时代的考古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在遗址东北角，建成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是古代规模巨大的都城。城墙用土堆筑成，墙体由主城墙和内、外侧墙3部分构建，墙基一般宽40余米。东、南、西城墙尚存遗址，北城墙可能早年被鸭子河水冲毁。复原后的古城平面为南宽北窄的梯形，东西长5～6千米，南北宽2～3千米，城内面积达2.5平方千米。一条名为马牧河流水从古城中穿过，将古城分为北、南两部分。北部中央的月亮湾高地为人工堆筑，适合建造大型建筑，曾发现大量玉石礼器，有学者推测为当时的宫殿区所在地。南部中央有人工堆砌的三星堆土丘，曾发现两个具有原始宗教含义的器物坑，被推测为宗教祭祀活动场所。古城内发现居民区，有房屋旧址，其结构简单。还发现大型公共建筑的夯土基址。西城墙外有分布密集、排列有序的墓葬群，应为当时都城的主要墓地。

三星堆器物坑发现于1986年。两个坑相距约30米，都是不深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坑中出土了大量金、铜、玉、石、陶质器物和象牙、海贝等。其中，金器包金木杖、面罩和金虎，制作十分精美。玉器中有圭、璋、璧等祭祀用品。青铜器除有尊、盘、戈等与商代青铜器形制风格相近的器物外，还有铜质大树、人面相、人头像、大型人像，以及铜鸟、铜鹿等，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青铜器中的龙虎纹尊与安徽阜阳出土的龙虎纹尊相似，反映了此地与江淮地区的文化交流颇多。大铜树两件，一件枝叶类似桑树，一件高约5米，树枝类似柳树。分别代表中国古代太阳神话里的扶桑和若木，是中国上古宇宙观念的产物。铜质人面相用粗钉挂在木制神像的头部，它们的眼瞳孔像柱子一样突出，大耳长且尖。青铜人头像共57件，形象夸张，有不同的发型和多种冠式，都是长脸方颐、浓眉阔眼、大嘴紧闭。立人像连底座通高2.6米，采用分段浇铸法铸成，是研究蜀人体型和服饰的宝贵资料。

关于器物坑的年代，有学者认为形成于商代晚期偏早阶段，也有为商代前后期之际、西周时期、春秋时期等说法。对于坑的性质，有学者认为是三星堆古国内部发生冲突、国都迁徙时，埋藏被毁神庙中器物的掩埋坑；另有学者分别认为是祭祀坑、火葬墓、实验灵物埋葬坑、敌国入侵焚毁神庙时庙中用器掩埋坑等。

三星堆遗址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约为公元前2500—前1800年，此时这里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聚落。第二期约为前1800—前1250年，此时三星堆古城崛起，这一阶段的遗存被命名为三星堆文化。第三期约在前1250年以后，此时古城废弃，一部分居民可能迁移到今成都市郊，新建了金沙村古城；另一部分可能向北迁徙至陕西南部的汉中盆地。一般认为，三星堆遗址属传说中古蜀国的中心区域，出土众多的巨大铜目，人像突出的大眼睛，与蜀国之“蜀”字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因而推断三星堆形成时期，最早应为传说中蜀国古史的柏灌王朝或鱼凫王朝。

三星堆遗址和出土的大量文物，独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是人类古史上罕见的奇珍，在世界上享有极高声誉。它见证了古蜀国经济繁荣，文化进步，特别是手工业甚为发达，门类齐全、技术先进的历史。从而证明它是一个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中心，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有助于探索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及社会形态演化的进程。

229．治学“三境界”

我国近代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王国维（1871—1927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说，有志治学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才能学有所得，并引用三首宋词加以说明：

一是北宋晏殊（991—1055年）《蝶恋花》里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他认为这是治学的第一境界。初学阶段，正如人刚从平地登上摩天高楼，顿时心旷神怡，眼界大开，从而意识到，过去学到的东西少得太可怜了。做学问、成大业者，首先应有执着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了解事物的概貌，确立奋斗的方向。

二是北宋柳永（约987—1053年）《凤栖梧》里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他认为这是治学的第二种境界。要学到东西，成就事业，并非易事。必须专心致志，坚定不一，坚忍不拔，废寝忘食，孜孜以求，即使耗费精力，体瘦衣宽，容颜憔悴，也心甘情愿，终无悔意。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达到预期的目标。

三是南宋辛弃疾（1140—1207年）《青玉案·元夕》里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认为这是治学的第三种境界。借喻元宵之夜，一个苦苦寻找他日夜思慕之人的情景，说明真知灼见来自于“千百度”钻研探索的过程，而一旦有所发现，就会豁然通达，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感受到莫大的幸福和快乐。

末了，他强调：“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在《文学小言》中，王国维把这三种境界说成是“三种之阶级”。并说：“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有志于治学的人，当从王国维所说的“三种境界”中受到启迪。

230．《唐贤三昧集》

唐诗选集。清代王士禛（1634—1711年）编选。选入盛唐诗家43人的诗作448首，共分3卷。

“三昧”，佛教术语，梵语音译，意译为“定”或“正定”的3个方面，文论家借以作为奥妙、诀窍解之。编者论诗主神韵说，他在自序中介绍：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罢官家居，读盛唐诗歌，对严羽“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司空图关于诗“妙在酸咸之外”等说法“别有会心”，所以选录“其尤隽永超诣者”，编为此书。入选全为盛唐作品，以王维诗最多（111首），孟浩然次之（48首），岑参、李颀、王昌龄又次之，李白、杜甫诗未选。其用意，旨在贯彻神韵论者诗说主张，纠正明代持“格调说”，专事模拟的偏向和公安派的浅率、竟陵派的幽僻等流弊，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所以曾经风行一时，远播朝鲜、日本。但由于编者一味崇尚神韵，也不精于考证，以致错讹不少，招致非议。如（清）阎若璩《潜丘札记》指责其不讲“地理之学”，乱改文字，（清）赵执信《谈龙录》也多处批评其选诗标准。至于错讹，如张旭《桃花溪》四绝句，本北宋蔡襄诗，而误收。又诋其祖咏诗，误以京水为泾水；孟浩然诗，误以涔阳为浔阳；王维诗，误以御亭为卸亭等。

有康熙年间刻本，乾隆时期吴煊、胡棠笺注本，光绪年间黄培芳评点本等。

231．三坐标测量仪

是指在一个六面体的空间范围内，能够表现几何形状、长度及圆周分度等测量功能的仪器，又称为三坐标测量机或三坐标测量床。三坐标测量仪又可定义为“一种具有可作三个方向移动的探测器，可在三个相互垂直的导轨上移动，此探测器以接触或非接触等方式传递讯号，三个轴的位移测量系统（如光栅尺）经数据处理器或计算机等计算出工件的各点（x、y、z）及各项功能测量的仪器。”三坐标测量仪的功能包括尺寸精度、定位精度、几何精度及轮廓精度等。

主要用于测量复杂形状表面轮廓尺寸，如透平叶片、显像管屏幕、凸轮和轿车等轮廓尺寸，还常与加工中心配套，成为柔性制造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按自动化程度，三坐标测量仪一般分为手动、自动和计算机数字控制三种形式。手动的坐标测量仪，由人工完成全部测量过程；自动的坐标测量仪，由测头自动完成对被测长度的瞄准定位，人工完成其他测量过程；计算机数字控制的测量仪，除具有自动瞄准定位的功能外，还能按照预先编制好的程序，自动完成全部测量和计算过程。

坐标测量仪，按结构类型主要分为悬臂式、门式和单立柱式三种。大、中型测量机通常采用气浮导轨和花岗石工作台。测量仪每个坐标各有独立的测量系统，一般都配备有计算机。可以根据测得的被测件上三维坐标值，迅速地计算出被测表面的几何尺寸和相互位置尺寸，并显示、打印出测量结果或描绘出被测图形。它还能自动修正因被测件定位不正确而导致的测量误差，测量曲面时由测头曲率半径所引起的误差，以及测量仪系统本身的误差等。

232．新官上任“三把火”

比喻履新官员上任伊始的“开山”作为。据《三国演义》描述，诸葛亮初为刘备军师，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三次用火攻之策，战胜曹操。第一次火烧博望坡，使夏侯惇统领的十万曹军所剩无几；第二次战于新野，用火攻、水淹，使曹仁、曹洪所统的十万兵马，几乎消灭殆尽；第三次联手周瑜火烧赤壁，使号称百万的曹军惨败，最后跟随曹操逃生的，只剩下27人。后来，民间将此称为“诸葛亮上任三把火”。

古时地方县令上任后，按照惯例，一般都在必须做的事项中挑选几件颇能产生社会影响的先做，如拜庙上香（孔庙、关帝庙、文昌庙、城隍庙等），以显示自己对儒道、地方神的恭敬；清仓查库、核准账物，明了大数，以便总体筹划；巡察监狱城防，了解掌握官员情况、各种社会关系及各方现状，以便权衡利弊、择善而从等。然后贴出告示，宣布何月何日升堂，开始受理诉讼。人们将这些做法称为“新官上任三把火”。现一般借喻新上任的官员，应有新的发展思路和举措，并有所建树，泛称为“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有用于贬义，意为“厕所板有三天新鲜，过后照样臭熏熏”。

233．“三北”防护林工程

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建设的大型人工林业生态工程。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三北”地区风沙危害和水土严重流失状况，经中央政府批准，实施“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1978年11月3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国家农业总局《西北、华北、东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计划任务书》。同年11月25日，国务院发文批准《关于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的规划》。自此，三北防护林工程正式启动。

该工程横跨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13个省（区、市）的559个县（旗、区、市）。总面积406.9万平方千米，占我国陆地面积的42.4%。从1978年至2050年，分三个阶段、八项工程建设，预计用70年时间完成。在保护现有森林植被的基础上，规划造林5.34亿亩。采用人工造林、封山固沙育林育草和飞机播种育林等措施，营造防风固沙林、农田防护林、牧场防护林、薪炭林和经济林等，形成乔、灌、草结合，林带、林网、片林结合，多林种、多树种合理配置的规模，建设一个农、林、牧协调发展的大型防护林体系。届时，将使三北地区森林植被覆盖率由1977年的5.05%大幅提高至14.95%，沙漠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水土流失得到基本控制，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其规模和建设速度超过美国的“罗斯福大草原林业工程”、苏联“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和北非五国的“绿色坝工程”。在国际上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生态工程世界之最”,1987年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全球环境保护先进单位”。第三期工程于1996年启动，投资78.57亿元人民币，是前15年总投资的两倍多，目标为造林4万平方千米。到20世纪末，在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京津与河北东北部、黄土高原、新疆绿洲等地区，建成一批不同等级的区域性防护林体系，使三北地区环境质量有很大改善。

从2001年起，为构建21世纪林业生产建设总体布局，国家林业局把“三北”防护林工程，整合到林业六大工程的防护林体系建设之中。2012年8月，国务院在山西省朔州市召开了三北防护林工作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对这项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做出了新的部署，整个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工作正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234．三等分角问题

古希腊三大几何问题之一。三等分角是用几何尺规作图中的名题，将任意角作三等分的问题。其完整表述是：在只用圆规及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将一个给定角作三等分。在尺规作图（是指用没有刻度的直尺和圆规作图）的前提下，此题无解。若将条件放宽，例如允许使用有刻度的直尺，或者可以配合其他曲线使用，可以将一给定角作三等分。古希腊几何三大问题的另两个问题是：化圆为方问题，就是作同一个已知圆有等面积的正方形问题；倍立方问题，就是作体积为一个已知立方体2倍的立方体问题。在同样的规定下，题解也是不可能做出来的。但只要把上述规定稍加改变，问题就能解决。

公元前305年，托勒密一世定都古埃及亚历三大港。相传，前285年托勒密二世继位后，在城郊为公主建了一座圆形的别墅。公主的居室正好建在圆心处。别墅南北围墙各开一个门，中间河面上建有一座桥，桥的位置和南北门恰好在一条直线上。国王赏赐给公主的物品，从北门运进，先放到南门的仓库，然后再派人取回居室。公主问仆人从北门到她的居室与北门到桥的距离哪段路远些，仆人测量结果，两段路程完全一样。公主的妹妹长大后，向父亲提出她的别墅也要建成像姐姐的一样，国王满口答应。当南门建好后，在确定北门与桥与小公主卧室的位置时，工匠们试图用尺规作图法来解决，可是花了很长时间也未能得到准确的数据，于是去请教阿基米德。他运用在直尺上做固定标记的方法，解决了三等分一角的问题，从而确定了北门的位置。当人们称赞阿基米德了不起时，他却说：“这个确定北门位置的方法固然可行，但只是权宜之计，它是有破绽的。”阿基米德所谓“破绽”就是在尺上做了标记，等于做了刻度，这是尺规作图法不允许的。这个故事提出了一个数学难题：如何用尺规三等分任意已知角？连伟大的数学家阿基米德都没能解答出来。

235．政治工作三大原则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并长期实行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

官兵一致的原则是，官兵政治上平等，军官爱护士兵，士兵尊重军官，团结互助，同甘共苦，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建立自觉的纪律；军民一致的原则是，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立秋毫无犯的群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支援社会主义公益事业；瓦解敌军的原则是，配合军事打击，开展政治攻势，实行宽待俘虏和争取敌军官兵的政策。

政治工作三大原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实际，在长期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它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就已初步形成。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确立了人民军队新型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正确的俘虏政策，废除了旧军队的管理制度和带兵方法，奠定了三大原则的思想理论基础。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J．贝特兰谈话时，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概括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

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体现了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它要求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官兵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制定出适合当时当地斗争环境的各项具体政策和方式方法。在三大原则基础上，我军建立了自己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坚持不懈地实行这些原则，发挥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强大威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坚持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对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好未来反侵略战争准备，仍具有重要意义。

236．三都水族自治县

隶属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位于苗岭山脉南麓、都柳江上游，也是广西桂林、贵州贵阳、云南昆明通往樟江的国家级喀斯特森林保护区旅游最便捷的路线。总面积2384平方千米，辖10个镇11个乡，人口32万（2006年统计），以水族为主，还有布依、苗、汉等14个民族。县人民政府驻三合镇。

唐贞观三年（629年），置婆览县，即今三都恒丰、塘州、合江一带；尚都县，即今三都的都江一带，属应州管辖，州治在尚都县。宋代属夔州路绍庆府（今四川彭水县）所辖56羁縻州的南部东段边地。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七月，将洞蛮烂土改建定云府，将陈蒙洞改为陈蒙州，合江改称合江州。明代，有所变更。清雍正九年（1731年）七月，置都江厅通判，辖今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隶属都匀府。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烂土司地置三脚屯州同，辖今三合、大河、普安、中和等乡镇。民国三年（1914年），都江厅改称都江县，三脚州同改称三合县。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贵州省政府将三合、都江两县合并，取二县首字命名三都县，治三合镇。1949年12月6日三都解放，1950年1月14日三都县人民政府成立。1957年1月撤销三都县，成立三都水族自治县。

县境北面为低中等山谷式盆地，南面是小山平缓丘陵。地势自北向南倾斜。属中亚热带湿润性季风型气候，降水丰沛，四季分明，无霜期长。矿藏资源有金、锑、硫铁矿、汞、铅、锌、磷和重晶石、石灰岩等。农业主产水稻、玉米、小麦和油菜籽、花生、辣椒、青麻、水果等。畜牧养殖以猪、牛、羊等为主。山区森林茂密，多杉、松和油桐等。地方小型工业有采矿、机修、纺织、水电、食品、酿造、手工编织等。以产九阡糯米酒、马尾结花背带、民族土布衣等著名。交通运输以公路为主，其隆三、独三路可贯通县境，都柳江航运经榕江、从江等地直达广西柳州。风景名胜有都柳江自然风光、瑶人山森林自然保护区、仙人桥、引朗石板墓、岩墓群等。

237．《三朝北盟会编》

宋代史籍名著。250卷，采编年体，南宋徐梦莘（1126—1207年）著。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在位时期。该书汇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与战的多方面史料，以及诏敕、制诰、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作者“序”）。按年、月、日标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北盟会编”。

该书征引的文献资料达200多种，而且所引均全录原文，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因此保存了文献资料的原貌。这种引用方法，为过去编年史著作不多见。书中征引的史料原本有许多后来散失，所幸该书得以保存，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此外，有些史册，如《建炎通问录》《顺昌破贼录》《靖康小雅》《伪齐录》等，多与《会编》所载文字相同，当系从该书辑录而来。《三朝北盟会编》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内容丰富，记述详备。它虽只包括宋金关系的相关内容，但当时北宋末南宋初，宋金关系在政治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由于《长编》徽宗、钦宗部分全部散失，而《会编》北宋末的部分共有100卷之多，就使它显得尤为可贵。因此，它是研究辽、宋、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通行刊本有光绪四年（1878年）袁祖安活字排行本，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许涵度校刊本。两个本子在校刊中都存在一些错误，总的看许本比袁本更全面些。

238．三角高程测量

通过观测地面两点的水平距离和天顶距（或高度角）求定两点间高差的方法。这种观测方法简单，受地形条件限制少，是测定大地控制点高程的基本方法。在测站上测定至另一点高度角（垂直角），根据两点间水平距离，用三角学可算出两点间的高程差，从仪器所在点高程求出另一点的高程。由于观测高度的角度受大气垂直折光和垂线偏差的影响，不易精确改正，以致三角高层测量的精度一般低于水准测量。

一百多年以前，三角高程测量是测定高差的主要方法。自水准测量方法出现以后，它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但由于其作业简单，在山区或丘陵地区现仍在使用。

239．谭嗣同“三犟”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后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少时师从欧阳中鹄，后加入维新派。他主张中国强盛，必须坚持走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道路。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之策。他一生刚正不阿，疾恶如仇，不畏权贵，铁骨铮铮，尤以性格倔犟而闻名。时人称他有“三犟”。

一“犟”，不愿做官。其父谭继洵官至清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等清重臣显宦，都是谭家的姻亲贵戚。仅凭这些条件，加上谭嗣同博学多才，他如果想在官场发迹，可以说轻而易举。可他偏偏鄙视那些为科举和仕途而钻营的人，年过30也没沾一官半职。相反，他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热心提倡科学，在浏阳创办了第一个算会，又是《湘报》创办人之一，还在浏阳兴办赈灾，救济灾民。他在筹办粤汉铁路湖南段和湖南内河航运公司方面，花费了不少心血。

二“犟”，敢于公开骂皇帝。清朝的文字狱很厉害，而谭嗣同面对封建专制政权的暴力和淫威，竟公之于笔墨，痛骂清朝统治者“野蛮凶杀，昏暗残酷”，是比历史上暴君更加残暴的“暴君”。而且笔扫千年，他痛斥秦汉以来的封建君主为“独夫民贼”“皆大盗也”，三纲五常“惨祸烈毒”。他的这些言论大都是在清王朝的屠刀面前写的、骂的，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可参阅其著作《谭嗣同全集》。

三“犟”，为民族振兴不怕死。谭嗣同响亮地提出“废君统，倡民主”等口号，为了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他毅然进京参加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当时有人劝他同行，他决意不走。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无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后遭清政府镇压，他与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同时被杀害，年仅33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临刑前，谭嗣同大义凛然，挥笔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胆肝两昆仑”惊天动地的壮烈诗句。

240．《智慧说三篇》

书名。我国当代哲学史、哲学家冯契（1915—1995年）的哲学论著。由《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篇著作构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

作者对哲学史考察，渗入了他的哲学见解，而他的哲学思考，又贯穿了对哲学史智慧的总结。这种总结，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智慧说三篇》中。冯契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不应只限于知识论，而应研究智慧学说，讨论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

按他的理解，广义的认识过程包括两个飞跃，即从无知到知的飞跃和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第一个飞跃发端于从实践中获得的感觉，这种感觉能给予客观实在，是由于无知到知的开端。知识经验领域无非是以得自经验者还治经验，得自经验者即是概念，用概念来摹写和规范经验，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由此形成了知识经验。冯契肯定，逻辑思维能够把握具体真理：人能够在有限中认识无限，在相对中揭示绝对，而这一过程即表现为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

可以看出，从无知到知，又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既是知识论的问题，也是元学或本体论的问题。以广义的认识论为基础，他对知识论与本体论作了沟通，并由此展示了统一本体与现象、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的思路。《智慧说三篇》为探索解决科学与人生的矛盾，展示了新的视角，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以新的哲理境界和理论高度，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241．《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我国词选集。当代著名学者龙榆生（1902—1966年）编著。初编于1948年，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体例同于他新编《唐宋名家词选》，也是尽量做到持论平妥。龙榆生在《后记》中阐述词学发展过程时认为：“词学中兴之业，实肇端于明季陈子龙，王夫之、屈大均诸氏，而极其至于晚清诸老。”因此，选词始于陈子龙，迄于王国维、吴梅、黄侃等，共收三百年间66家词人的488首词。对所选各家，缀以小传，有些作品还据有关资料，附以原本之事。多数作品之后附有诸家评语，每家词后辑录集评。每首词以特种标志，标出逗、句、平韵和仄韵。

从词学史角度审视，龙榆生两部词选具有深层意义。自（清）张惠言《词选》问世，标举意内言外之旨，周举四大家以示人学词途径。之后，大小词选不断。清朱强村《宋词三百首》示人学词规范，论者以为太过深奥，读者难以领悟。1931年唐圭璋乃为之作笺，然仍失之过深。至此，词学界开始考虑尝试新的词选读本。1934年，开明书店同时出版了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和俞平伯《读书偶得》，代表着两种不同风格和思路。前者以独特的眼光展示词史的发展风貌，由读者去推求词史及作家作品之间的异趣；而后者以具体的文本引导读者欣赏，从中归纳出若干法则与理论。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和《清真词释》、胡云翼《宋词选》等皆属这一类。

龙榆生在《后记》中说，论近三百年词当以“意格”为主。所选作品大体上注意到这一点，讲究寄托遥深，而风格则多样。

242．三大悲剧叙事长诗

清代傣族叙事长诗《娥并与桑洛》《线绣》《叶罕佐与冒弄央》的合称。三部长诗大致产生在明清之交，傣族社会处于封建领主统治时期。领主对领地上的人民横征暴敛、勒索盘剥，乃至强霸民女等现象普遍存在。三部长诗在真实地揭露封建领主暴政、旧礼教与不合理婚姻制度，造成社会巨大悲剧的同时，歌颂了青年一代渴望冲破束缚、追求自由的反抗精神，生动地反映了傣族社会的传统观念和风俗礼制。

《娥并与桑洛》流传于云南德宏、西双版纳、景谷、孟连、耿马等傣族地区，各地口头叙述与成文手抄本略有不同，异文较多。这部长诗堪称是傣族叙事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代表作，在民间影响深远。

《线秀》原名《相友》。诗1500行。流行于云南德宏州潞西、瑞丽、盈江一带。作品以线秀和线玲曲折的爱情婚姻为主线，着重表达了傣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官逼民反的抗争精神。《线秀》原为悲剧结局，整理加工后的汉文本以喜剧结尾。

《叶罕佐与冒弄央》主要流行于云南德宏地区，除口头流传外，也有成书抄本。诗1500余行。叙述怒江左岸傣族青年冒弄央与右岸姑娘叶罕佐的爱情故事。由于封建礼教的压制，叶罕佐被后母活活打死，冒弄央为她含愤而投江殉情。歌颂了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控诉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

傣族三大悲剧叙事长诗，完全打破了早期从佛经改编叙事长诗的创作框框，摆脱佛经对文学的束缚。也突破了以往一概以“大团圆”结尾的叙事模式，集中反映傣族人民的美好理想与封建势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在傣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24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一。江泽民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对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系统阐述。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244．“中国”含义的三次演变

我国古代，“国”字的含义为“城”或“邦”。“中国”，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思。与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国”相比较，其含义从大处说，至少经历了三次演变过程。

（1）在周代文献中，“中国”一词有五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京师，即首都；二是指除诸侯国以外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三是指中原地区；四是指国内、内地；五是指诸夏或汉族居住地区和建立的国家。

（2）自汉代开始，人们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而其他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称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中国”，把北朝叫作“魏虏”；而北朝自称“中国”，把南朝叫作“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

严格地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专用名词。当然，历史上的“中国”不等于今天“中国”的幅员。事实上，我国各个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的国名。汉朝的国号是“汉”，唐朝的国号是“唐”，以后建立的王朝国号有宋、辽、金、元、明、清等。清政府与外国签订条约时，签署的国名都是“大清”。鸦片战争以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

（3）辛亥革命后，才真正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将“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