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双结构

1．二月二

我国汉族民间传统节日。俗称龙抬头日、青龙节、春龙节、土地神诞生日等。大致形成于明代。在我国古代天文观测模式中，东宫七宿被想象成一条由南向北伸展的巨龙。当作为“龙角”的星每年农历二月雨水节气前后出现在东方地平线时，整个龙身尚在地平线以下，故称龙抬头。此节起源与古代社日有一定联系。二月二也是土地神的生日。民间称土地神为土地公公、土地爷，由神社演变而来，是具有管理地方职责的神灵。

这一天，民间有很多祭祀习俗。如用白灰自门外蜿蜒撒入宅内，旋绕水缸，称“引龙回”。吃的面饼叫龙鳞饼、面条叫龙须面。妇女不动针线，以免刺伤龙目。男人要剃头，称“剃龙头”。有些地方还举行祭祀土地神的仪式，办土地会。在我国北方，这天也是春节的结束日，农村现仍有举办节日庙会的习俗。

2．二百五

“二百五”这个词，早已成为民间普遍流行的俗语，用来指称那些智商不高的蠢人或品质低下的贱货。

关于这个词的来历，民间有多种说法。传说较为普遍的是战国时期，身挂六国相印的苏秦自燕入齐，深得齐宣王器重，任为客卿。朝中大夫争宠，有人指使心腹暗杀苏秦。未到苏秦断气之时，凶手慌乱逃走。齐王派人捉拿凶犯，一时未能捉到。苏秦临死前，恳求齐王以“苏秦替燕国做间谍来齐国谋乱”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通告悬赏，以诱出凶手。齐王依此计行事，在苏秦死后，于城门处张贴黄榜，大意为：苏秦为燕国所派间谍，谋乱于齐，死有余辜。前有义士冒死除害，功不可没。当赏黄金一千两，望速来领取。消息传开，有四人争先赶去请功领赏，都一口咬定是自己行刺于苏秦。齐王让他们各自详细陈述经过，又恼又恨地讥讽他们：“真勇士也！一千两黄金，如何分取呀？”四人齐声回答：“一人二百五。”齐王一怒之下，拍案叫道：“来人呀！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

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上述所传绝大部分属实。黄榜贴出不久，果然真凶露面，齐王将他处死。而所传四人同去请赏被斩，纯属附会假托之说。后来民间就以“二百五”的说法，来形容那些糊里糊涂、拙劣奸猾，以及为财色而鬼迷心窍的人。清代吴趼人（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三回：“原来他是一个江南不第秀才，捐了个二百五的同知，在外面瞎混。”

3．合二而一

哲学概念。即两个事物合为一体，也作“合而为一”。司马迁《史记·春申君列传》:“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以临韩，韩必敛手。”

明末清初思想家方以智（1611—1671年）提出的哲学问题。意为事物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的交感、同一。见于《东西均》一书：“交也者，合二而一也”, “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合一者。”他说：“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认为“一”是由“二”合一而成的，“一”是存在的根基，是本，“二”则是存在的内容。“一”与“二”是相反相因的关系，是“相求”“相胜”而“相成”的。与“合二而一”相联系，方以智提出“交、轮、几”的公式：“交”即合二而一，指虚实、阴阳等两端的交感；“轮”指前后相续、首尾相衔的变化；“几”指变化发展的可能性，即端倪。“交、轮、几”的公式：包含有从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把握发展趋势与可能性的意义。“合二而一”的论点对事物的矛盾运动有所揭示。

方以智在他“合二而一”论中，引入佛教天台宗“三谛圆融”的逻辑方法，用“随”“泯”“统”三范畴阐述“合一”与“分二”的关系。“随”即随俗，将一切法分为二；“泯”就是泯灭一切法，获得真谛而得“合一”的道理；“统”即统合“随”“泯”，获得“一即二，二即一”的真谛。就是说，合一是联系两个方面的合一，“分二”是以合一为前提的“分二”。

同时，他提出“因”的范畴，“因”有对待称为“反因”，而在“因”与“反因”之上还有一个无所对待的“大因”。这个“大因”是“真一”，知“真一”就是“大因明”。“大因明”能看到天地万物之本原。“大因”便是圣人立宗的根据，即“太极”“真一”“混成”。这样，方以智由强调“合一”，走向无所对待的“太极”“真一”“混成”。

4．二王八司马

唐顺宗时，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的10位官僚士大夫。“二王”，指王丕、王叔文；“八司马”，即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他们都是中唐时期的革新家，改革失败后“二王”相继被赐死与病死，其余俱被贬为州司马，故名。

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日益衰落，腐朽势力猖獗，政治更加腐败。德宗（780—804年在位）时，宦官专权，朝廷贪进奉、兴宫市；功臣受猜忌、遭排挤。当时翰林待诏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善棋而用为太子侍书；王丕，杭州人，善书法，也派为太子侍书。二王以其所长深得太子李诵信任。李诵在他俩的影响下，对中唐政治危机有一定认识，决心革除宦官擅权、藩镇割据等弊端。他每与东宫的侍读们谈论时事，尤对王叔文见解大加赏识。二王也把改革弊政的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并将有志于改革且有才能的士大夫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以王叔文为领袖、“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集团。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德宗病死，李诵抱病即位，是为顺宗。在他支持下，王叔文集团掌权，以韦执谊为宰相，为刷新政治，推行了一系列革除时弊的政治措施，如免除民间欠官府的各种旧债，停止地方官的进奉和盐铁使的月进钱，削减江淮海盐和北方池盐价格，取消宫市，宣布京兆尹李实的贪污罪并将其贬为通州长史，夺取宦官兵权（未遂）等。史称“市里欢呼”“人情大悦”。所有这些，对社会、对百姓都有很大好处，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

这次改革极大地触动了宦官集团的根本利益，遭到反对派强烈反抗。不久，由于顺宗中风失语、失去执政能力；王叔文母亲去世，按例告假回去守丧；王丕也突发中风，革新派丧失了中坚力量。朝中守旧派官僚趁机发难，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和剑南西川（治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荆南（治今湖北荆州）节度使裴钧、河东（治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严绶等串通起来反对王叔文集团。召集士族官僚卫次公、李程、王涯等人拥至金銮殿，革定调书，迫使顺宗让位于宪宗（顺宗长子李纯）。由于顺宗预定改元永贞，史称“永贞内禅”。上述改革新政，仅实行了146天就被迫停止了。在俱文珍和士族官僚的包办下，王叔文由翰林学士贬为渝州（治今重庆市）司户，次年赐死。王丕由左散骑常侍贬为开州（治今四川开县）司马，不久病死。柳宗元由礼部元外郎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由屯田员外郎贬为朗州司马，韩泰由户部郎中贬为虔州司马，韩晔、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分别被贬为饶州司马、台州司马、连州司马、郴州司马、崖州司马，史称“八司马”。

此外，支持革新的陆质病死；李景俭守丧；吕温出使吐蕃未还，没有参加改革运动，未遭贬谪；王叔文集团中地位比较次要的李谅、李位，稍后也被赶出朝廷。

“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顺宗年号）革新虽然短暂，但是他们那种坦诚循公、忠于百姓、锐意改革、不自顾惜的精神永垂青史。（宋）王安石《读柳宗元传》:“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

5．二桃杀三士

借桃杀人的计谋。典出《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曰：‘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蓄勇士之力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博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勃敌之力也，无长幼之礼。’因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

春秋时，齐景公有三个强悍的勇士，名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号称“齐国三杰”。他们个个勇武异常，又非常义气，深受景公的宠爱，但都居功自傲，难以驾驭。齐相晏子见他们平时骄横无礼，我行我素，害怕他们功高盖主，日后生乱，劝景公尽快将其除掉，并设计让景公赏给他们两个桃子，要他们论功劳大小享用。三人各恃其功，互不相让，结果都弃桃自杀。诸葛亮《梁甫吟》:“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李白《惧谗》诗：“二桃杀三士，讵假剑如霜！”

二桃杀三士也是围棋的术语之一，为《玄玄棋经》中一道死活题名称，难度等级为中高级。

6．两弹一星

最初是指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合称——核弹；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做出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主持下，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但是，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大批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和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克服种种困难，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投入和较短时间，突破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尖端技术难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23位（按姓氏笔画排序）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杰出贡献的元勋科技专家。他们是：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以上7人授勋时已过世）；钱学森、吴自良、陈芳允、杨嘉墀、彭桓武、朱光亚、黄纬禄、王大珩、屠守锷（以上9人授勋后去世）；程开甲、王希季、孙家栋、任新民、陈能宽、周光召、于敏（以上7人健在）。

7．两岸“三通”

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开展通邮、通航、通商等经济联系活动的统称。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首倡台湾海峡两岸之间实现直接“三通”，并从多方面积极开展推动工作。这一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合理主张，逐步得到两岸人民认同，不断取得进展。

通邮方面，1979年大陆先后启动对台开办平信、挂号信和电话、电报等业务。1989年两岸邮件总包互相直封并经香港、澳门转运。1993年4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签署协议，两岸邮政部门正式互办挂号函件业务。从1996年起，两岸建立电信路由，相继开办数据通信、移动电话漫游及互联网等多项业务。通过1999年、2000年先后建成的中美、亚欧、亚太海底光缆，两岸建立了直达通信路由。

通航方面。空中通航，1995年12月和1996年8月，澳门航空和港龙航空公司的飞机，经澳门和香港机场改换航班号，一机到底飞行两岸。2003年实现台商春节包机，台湾航空公司飞机从台北、高雄经停港澳机场至上海飞行。2005年台商春节包机，实现两岸航空公司“共同参与、多点开放、直接对飞、双向载客”。2006年6月，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传统节日客运包机。2008年11月，两岸签署了《海峡两岸空运协议》及次年4月签署“补充协议”后，两岸定期航班正式启动。海上通航，自1979年起，大陆允许台湾船舶到大陆港口靠泊作业。1997年，在福州、厦门与台湾高雄之间，进行国际贸易货物转口运输。1998年，实现两岸经营国际航线的集装箱班轮可以直接挂靠两岸港口，两岸贸易货运船舶经第三地换单不换船，一船到底航行两岸。从2001年起，逐步实现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海上客货轮直航。2008年11月，《海峡两岸海运协议》签署后，两岸海运直航全面启动，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走上正常化。

通商方面，从1979年开始，大陆方面对台湾产品开放市场，并给予免税、减税等优惠待遇。198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1999年，国务院制定《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这些政策和法规的出台，大大促进了两岸经贸交流，并吸引众多台商到大陆投资兴业。到2013年10月，大陆累计批准台商投资项目12000多个，实际使用台资金额110多亿美元。2009年以来，大陆已有455家企业赴台湾兴办公司或工厂，累计投资8.4亿美元。2013年12月10日，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家在香港的分行，使用大陆资金首次推出“宝岛债”，在台湾证券柜台买卖中心同步挂牌交易，共计67亿元人民币，受到岛内市场热捧。

两岸“三通”的实现和规模不断扩大，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它是两岸和平发展良性互动的结果，也是两岸关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两岸将迎来大交流、大合作、大融通、大发展的新局面。和平统一的春风劲吹，战争的可能性逐步被淡化。两岸人民乃至全世界的华人，长期以来憧憬民族复兴的“大中华经济圈”终将实现，它是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必然结果。

8．海峡两岸“九二共识”

1992年11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就两岸事务性商谈中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达成共识，后来统称为“九二共识”。

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伊始，海协会基于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的客观现实，提出在商谈和协议中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只要表明一个中国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表示的方式可以充分协商。

1992年8月，台湾当局“国家统一委员会”就两会商谈事务性协议时有关“一个中国”含义的问题做出结论，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含义有所不同”“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台湾“已制定国统纲领，开展统一步伐”。

为进一步表明海协会的态度，促使两会达成具体表述创造条件，8月27日，海协会负责人发表谈话，指出这份“结论”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 “明确这一点，对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在事物性商谈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同时，海协会负责人也明确表示：“不同意台湾有关方面对‘一个中国’含义的理解。我们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立场是一贯的”。

1992年10月28—30日，海协会与海基会在香港就“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继续进行工作性商谈。对于如何在协议文本中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双方各自提出五种文字方案，但未形成一致意见。随后，海基会代表“建议在彼此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各自以口头方式说明立场”，并又提出了三种表述方案，其中第八案的表述内容是：“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这一口头表述内容，由海基会代表逐字逐句念出，请海协会代表现场记录下来。

海协会认真研究了海基会的第八案，认为这个方案表明了台湾当局和海基会谋求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虽然提出对于“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但没有出现具体涉及“一个中国”政治含义的文字，符合海协会历来主张“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的精神。海基会于11月3日来函，做出“已征得主管机关的同意，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的正式答复。11月16日，海协会致函海基会，表示同意以各自口头表述的方式，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并提出海协会的口头表达要点为“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海协会还以附件的方式，将海基会的第八案附在函中。12月3日，海基会复函对此表示无异议。至此，双方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的共识。

“九二共识”就是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并且各自以口头表述；而对于一个中国内涵的认知，双方求同存异，搁置争议，以利协商。这一共识，成为两岸商谈的政治基础。